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潜水鱼X,作者:麻仓叶,编辑:何润萱,题图来源:AI生成
开分9.1,《好东西》毫无疑问是今年最令人振奋的电影。在陈腐叙事一波接一波踩坑之后,观众终于有机会去电影院洗洗眼睛了。
另一边厢,正午阳光出品的《小巷人家》,竟然也难得地脱离了一次“男味”,讲述了两个70年代末期的小家庭邻里故事,女主人是故事的主导者,女性互助是最动人的部分。这在过去年代剧的叙事中属实罕见。
横跨剧影两个市场的作品,其实都在说一个事——女人“不玩他们的游戏了”。在自己原有的家庭之外,女性之间可以组建一种全新的家庭结构,它既亲密但又彼此独立,它不依赖完全一致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但却能因女性才能理解的那些处境而建立起同理心。
这样的新型家庭关系建立在两部作品容量巨大的细节性刻画上,观众得以从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去感知女性友谊的独特与美妙之处。这更是在如今大小银幕上都难寻的“新的话语”,给女性视角的影视作品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更大的想象空间,摆脱过去男性视域下对女性角色刻画非此即彼的状态。
在一些人还在用“小妞电影”这样陈腐的旧概念给《好东西》上价值的时候,我们该知道寻找到“新的话语”有多么珍贵和不易。在中国,各种先进或不先进的价值观混杂成一团的时候,这种不具斗争性的柔性姿态,才能缔造我们自己的《芭比》。
当女性重组家庭
先来看看《好东西》与《小巷人家》关于“重组家庭”的解题思路。首先她们都是邻居关系,彼此有独立生活空间,但也有太多互帮互助的共同生活场域。
她们也都是有老公或者有异性伴侣的,并非隔绝男性的真空状态,但伴侣总是很明显地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以至于尤其需要女性友谊的介入。而女性角色双方其实也不是简单的好姐妹,既没有从小玩到大的感情基础,也还有巨大的性格差异,可是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到对方的处境不易,打心眼里对对方产生认同(甚至崇拜)。
比如,在《小巷人家》里,黄玲(闫妮饰)的老公是一个喜欢慷他人之慨的人民教师,他让要高考的学生来家里补习,却全然不顾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是否能好好休息。黄玲其实不好直接站出来反对,因为这站在了“无私奉献”这一宏大精神的对立面,尤其奉献对象还是老中人最重视的“高考”。
但作为邻居的宋莹(蒋欣饰)及时地捕捉到了这一窘境,以自己休息不好的理由将高考生悉数赶走,宁愿被视作“泼妇”也要替黄玲维护自身应有的权益。这就是男性视域下很难察觉到的女性互助珍贵之处,并非个人利益总要时时让渡于宏大精神,“撒泼打滚”有时反而是一种强大与自信。
在《好东西》中则更多令人感慨的片段。比如小叶(钟楚曦饰)为了不显得自己在约会对象面前过于认真与廉价,选择撒谎自己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直到事情败露,王铁梅(宋佳饰)却并没有流露出对“争夺母亲权利”的愤恨,反而是在拥抱与泪水中理解了小叶的处境,并陪她完成了一出“拉拉情侣”的戏码,维护她的自尊。“欺骗”和“出轨”听上去或许都是一些不好的价值,但在一些特定的处境之下,它也可以是人所需要的。
这些都是一些女性之间才懂的困窘,只有当与另外一位女性形成一种“重组家庭”关系的时候,它才能得到妥帖地安放,也是对观众的一种精神马杀鸡。
形成互助的也不仅仅是两个家庭的女主人之间,还包括了一个重要成员——女儿。在《好东西》里,小孩王茉莉(曾慕梅饰)是小叶治愈原生家庭创伤的膏药,也是唯一真正看完母亲王铁梅所有报道的人。她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困惑,但她在思维方式上天然的开明,以及为了让她未来可以不用再“活在他们的游戏里”所带来的动力,给了两位“母亲”莫大的帮助。
《小巷人家》就更加典型,黄玲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正好形成对照组。儿子虽然也会在妈妈吃饭不上桌的时候察觉到愧疚与异常,但他很容易就放弃了抵抗。当亲戚家小孩想住到自己家来的时候,儿子的第一反应也是学习爸爸的慷他人之慨,“无私奉献”是他理解中第一顺位值得学习的价值。反观只有女儿拥有不一样的视角,因为女儿本身也是重男轻女家庭环境中的受害者,她会被奶奶点名要去照顾卧床的她,这也让她更能理解母亲在维护孩子时的立场。
女儿的存在,让女性友谊或女性共同体中出现了传承与希望,更加丰富了女性“重组家庭”所能表达的意涵。孩子的“早熟”也能让观众意识到,具备相似的视角或许并不取决于年纪或成熟与否,只在于女性的社会身份本身,真的有太多属于“第二性”的隐秘无奈,只消多看一眼便能体会。
女性话语有多难?
即便找到了一种可能,但想要发扬光大或者找到新的女性话语依旧很难。
“现在的影视依旧如此,要不就是男人的故事,女人是附庸,是妈妈和女儿,为了展示男人的不容易、男人的绊脚石、男人的善良和男人还有人性。要不然就是女人已经忍无可忍,要杀人要复仇,以及女人在谈恋爱。”早在《好东西》上映之前,邵艺辉就曾在公开场合精准地概括当代女性题材创作的困境,只是因为近期电影热映,这段发言又被翻了出来不断传播。
简单来说,在如今仍然由男性占绝对主导的影视行业里,女人在作品中往往只有“圣母”与“复仇”两种形态,同时还一定是“恋爱脑”。无论是从前偶像剧对“恋爱脑”的浪漫化还是如今对“恋爱脑”的抵制,都是男性视角下将女性角色视作客体而形塑的结果。
这会让不少女性创作者也感到困惑,因为不管是按照传统的影视叙事逻辑还是“性转版”的逻辑,都会让人感觉不太对劲。要做到“不玩他们的游戏了”,邵艺辉自己也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答案。
《小巷人家》的创作相对来说更有局限性,并非正午阳光突然觉醒,女性意识断层式暴涨,而更有可能的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女性互助有现实层面上极强的必要性。创作者只需遵循它的纪实性,便可以自然帮助找到超越那个年代的先锋性。毕竟,80年代的先锋性有诸多体现之处,也不仅仅在女性领域。
包括在海外的影视作品中,女性互助“重组家庭”的情况也不少见,但大多数的呈现都更加直给,也同时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迫切性。比如很多作品本身讲的就是拉拉的故事,或者是像《同妻俱乐部》一样被男性伤害从而结成同盟的故事。包括前不久的日剧《住宅区的两人》,两个女性重组家庭,其实是基于无人养老的无奈。
所以,像《好东西》这种没有明确现实迫切性的创作会变得更难,因为这两个女性角色没有非要紧密结合的必要。她们本身就有自己不错的生活,单纯因为彼此的认同与情感联结而重组在一起,需要创作者极其强悍的编剧功力才能让人信服。
比如令不少观众印象深刻的,给母亲的日常家务劳动拟音的段落,既实现了视听设计,同时实现了“主妇的无形劳动应该被看见”的议题表达,没啥理解门槛,还松弛有趣。
如果编剧能力实在达不到,就算怎样探索叙事角度,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也很难做到“好看”。即便做成如今这个样子,依然有部分不和谐的声音认为,两位女主角的中产身份过于真空,从阶级眼光去审视太过悬浮不接地气,可见编剧这项工作的众口难调程度。
即便已经做成了豆瓣9.1,目前《好东西》的票房和预售数据仍然不容乐观,点映至今也仅突破3000万,最终票房落点很难比《爱情神话》高出太多。数据的冷淡展现出了与舆论场奔走相告截然不同的画面,这说明对这类女性话语感到振奋的同温层受众基数实在太少,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还有太多意识上等待觉醒的人群。
当《芭比》横空出世的时候,国内都在期许我们自己也产生这样的女性主义作品,但显然当下的舆论整体水位距离《芭比》还甚远。令人惊喜的是,在2024年的年尾,中国影视在不同创作带不约而同地诞生了新的女性话语,这种柔性话语不以斗争作为目标,只有轻微的刺痛感,甚至幽默感强过反抗性。
就像宋佳和闫妮饰演的妈妈不必是完美的妈妈一样,女性主义从来都不是在追求塑造完美女性,而是创造让她们得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好东西》就是这样一方近乎真空的纯然空间——这绝不是放弃斗争了,我们只是,不想玩父权制游戏了。
找到女性话语很难,让好不容易出现的女性话语存续也很难。这当然是男性话语长期以来浸泡的结果,人们更想要新奇刺激的故事,作为欲望投射的角色。连女性创作者有时都很难突破窠臼,更遑论普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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