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圆桌讨论上，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总算点透了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
“疫情期间，欧美出现了高通胀，而中国在过去五年中对抗的是通缩。”
通缩的问题一直是不可以谈的，年初丛亮还铿锵表态：中国不可能出现通缩，现在不可能，以后也不可能。
那么，来自政策面的信号，是不是出现了分歧？
还不能这样说，其实，是谈论的重心与角度不同，从纯经济学概念说，通缩是指货币供应追不上商品供应，中国显然不存在这种问题，M２已经300万了，远在美国之上；而我们的商品供应，从GDP的总量生产规模看，并不是在与美国拉近，相反，是在拉开，已经从高峰期的77%，回落到了59%。这两个关联数据的反差，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但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却长期性收缩，这又是典型的通缩现象。
这就是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一方面是供应端，特别是GDP数据的繁荣，另一方面又是就业、收入、消费的需求端收缩，这当然就是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在数据上的体现。
那么，政策面的方向是什么？
是继续创造供应端，也可以说是推动国企的发展壮大，还是强调民生的平衡，去解决需求端通缩的问题？
易纲强调的是后者。
“中国面临内需疲软的问题，尤其是在消费和投资方面。中国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抵挡通缩压力上。”
这可以说不是选择，是必须。
因为不平衡主要表现于需求不足，正如楼市，不是房子盖的不够多，不够好，更不是居民收入大膨胀引发了美国式的通胀，近五年美国最通胀率破了8，以至于拼命加息；我们完全相反，虽然钱没少印，同样是“直升机撒钱”，美国是全民撒，我们是往国企和财政撒，没有撒到民企，当然也就不可能撒到民生。这个道理正是绝大多数劳动者所不清楚的，国企强大的是官本位，民企强大才是民本位，才是与民休养生息。
内需疲软在消费，在投资；而消费取决于居民的有效需求，取决于居民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的预期；投资当然是民间大资本的投资，这样的投资是市场需求的引导，而不是办公室精英的计划与指令，因而与就业，与居民收入息息相关，前提是必须对二元经济结构有所突破。
站在易纲的宏观视角，今年能有什么期待？
“中国经济仍在复苏，但相对缓慢，希望今年底前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能够趋于零左右。”
趋于零左右？
相信九月会议的力度，股市的火热加大了各项目标实现或接近预期的概率，可见，市场化的手段并非不可控，不可控的是耐不住寂寞的有形之手。
而市场一定要从意识形态的鸟笼中解放出来，即便股票市场这种典型的私有制经济的模版，要有赚钱效应，社会资本才会冲进去，受益的是国家经济也是二亿股民；民营经济的道理是一样的，你把它当虎狼，它就去寻找自由的土地；而国人，不仅仅是网红教授们，既要给民营资本戴上罪恶的帽子，要消灭它；却又抱怨在中国经济艰难之秋，民营大资本在卷、在润。
中国的问题如易纲所言，在需求端的通缩；而需求端的通缩，表现为消费与社会资本的递弱，这种消费与社会资本的递弱，根源还是结构性的问题。
讨论只能到这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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