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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资者来说，当前有两种思潮需要澄清，一是不要过度迷信财政刺激，即使大放水，如果地方政府积极性起不来，也会因为缺乏“最后花钱人”而效果不佳，财政政策也需要一个高效的传导渠道；二是不要过度忧虑财政赤字，赤字和债务都不是问题，问题是钱花在哪。如果赤字是为民生和改革融资，赤字带来的不是债务压力和通货膨胀，而是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国运。因此建议赤字要用到两个地方：长期来看为建设“民生型财政+消费型社会”融资，短期来看为推动“地方精兵简政+市场减税降费”融资。这样，大量体制内的人才和资金等要素会从闲置（或未充分利用）状态解放出来，转到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形成更富有活力的要素，从而实现购买力的系统性转移，可以从深层解决当下需求不足的难题。
一、“民生型财政+消费型社会”是唯一的出路
进入以工业产能与房地产供给充沛甚至过剩的后工业化、后城市化阶段，财政政策要想再提高乘数效应，就必须从建设型、投资型、开发型财政，转变为运营型、民生型、福利型财政，否则很难抵达消费型社会。如果抵达不了消费型社会，就会面临长期需求不足、创新贫瘠、腐败横行、社会不稳定的问题。这个过程本质上也是从物本主义、官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的思想解放过程。
从现实主义角度，也是一个地方政府告别土地财政后，寻找新的在量级上可以补充其收入缺口的过程。当前来看，所谓的数字财政、股权财政，都无法弥补土地转让金和债务重组后的缺口，也就是地方政府将长期面临一个债务高悬和紧衣缩食的状态。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今天面临的需求不足或产能过剩，如果外需不能补充缺口或者充分消化，传统的做法就只能靠重新激发地方政府的投资和消费。这是当前人们寄希望于一揽子财政刺激政策的基本逻辑。道理很简单，当前形势下能够慷慨花钱进行投资和消费的只有地方政府。而今天，这个“大款”处于消极状态。设想一下，在一个经济循环体系里，最慷慨大方的边际投资者和消费者突然躺平了，经济中的需求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因此今天所有的财政政策正在围绕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努力。但真能解决根本问题吗？
关键还是人和机制，如果人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机制缺乏弹性和无法重建信任，即使放再多的钱，也可能没人敢花、无处可花。要想真正的解决当前的“财政-债务-需求”紧缩螺旋，需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层面，从央地博弈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入手。既然土地财政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地方债务也无法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那么接下来大幅提高财政赤字和中央债务也将不可避免。这是其中的逻辑重构是：地方债务中央化，中央债务货币化。
基于国家财政的这种路径转换，中国的治理机制、货币创造以及整个国家资产的定价模式，也将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逻辑重构。建设型财政转向民生型财政，民生型财政将带来消费型社会。而“民生型财政+消费型社会”的组合将倒逼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和风格的变化。可以预见，由于地方治理机制现代化程度和不同地区治理能力的差异，未来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的分化也会越来越大，这也将体现在各地的房地产市场上。中国也会因为新的区域间竞争，激发更高的潜在增长，打造后工业化、后城市化阶段的“第二增长曲线”。
二、大投资型财政的乘数效应骤减，不能再过度迷信财政政策
现在大家有一个迷信，或者陷入了一种政策乌托邦，认为中国经济当下的困境，只要货币财政大放水就可以了。这么理解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货币和财政大放水就能解决问题，那么第一强国肯定不是美国而是委内瑞拉。就连美国这样拥有强大货币霸权的国家，这几年没有节制的大放水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大通胀，底层普通民众已经深受其害。
在当前市场近乎失灵，动物精神极其萎靡，经济已经出现紧缩螺旋的情况下，财政政策这一有形之手当然重要。然而需要明确一点，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一样，也需要一个传导渠道。过去中国的财政政策为何有效，是因为有一个干劲十足、区域间赶帮超的地方政府，能慷慨大方的花钱消费和投资。这个模式很有效，但也存在巨大的资源浪费和分配扭曲。因为主导权在地方政府和国企手中，各种大举债、大投资虽然带来了高速度的增长，但并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数据表明，今天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已经降到了0.7左右，说明财政每花一元钱，只创造0.7元的GDP，出现三成的漏损和以及后面庞大的债务雪球。
当下的现实问题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和消费突然熄火，造成实体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货币供给不足（与金融市场冰火两重天）。财政政策首先解决的是这个问题，不要让地方成为老赖。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资产和实体经济没有多大问题，比如完善的基础设施，富有闯劲的企业家，吃苦耐劳的劳动力，仅仅因为货币供给不足，四处缺钱赖账，整个经济陷入通缩和萧条的边缘，那就太可惜了。就像一个企业，资产负债表不错，仅仅因为整个社会银根收缩，下游没有及时还款，导致现金流量表断裂，整个企业陷入破产的境地。而现代经济体系里，经济主体是千丝万缕联系的，如同一个生态森林，一个物种的濒危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因为相互复杂交织的三角债而崩塌，很容易陷入荒漠化或大萧条的境地。
从一般均衡的视角，要想经济能正常循环起来，说到底还是要平衡面和水——商品服务与货币债务的关系。在一个以私人部门为主的市场经济体系里，这个关系的再平衡靠价格与信用机制来调整。比如，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了，经济就会出现通胀，价格上涨，名义工资和利润普遍增加。此时企业看到有利可图，就会增加商品供给，面就多了；同时看到货币购买力变低，也会增加借贷扩大再生产和消费，从而助推信用扩张。通胀的程度取决于市场经济的效率和货币供需弹性。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信用和债务的扩张伴随的是货币创造的增加——这是一个内生信用和货币创造的过程，基本不用政府和央行的介入。但当前的形势不一样，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和消费活动冰封，没有了“最后借款人”和“最后花钱人”，造成了通货供给不足或紧缩，财政政策要重点解决这个问题。但对其他的功能不应再寄予过高厚望。
三、通过赎买改革和推动地方政府精兵简政，财政政策可以一箭双雕
既然不再大投资，那么接下来的财政应该做什么？从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借鉴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做法，未来中国财政转型还必须做两件事情，一方面精兵简政，解决机构臃肿人员冗余的问题，这些也都是债务庞大的镜像。但是要注意，在精兵简政过程中，必须对下岗人员进行足够的补偿。通过当期庞大的赤字来为下岗人员补偿利益损失，因为今天之局面是时代和历史造成的。虽只有精兵简政才是长久之计，但是必须花大价钱赎买利益受损的“既得利益者”。
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减少改革阻力，现在社会本来就不稳定，必须尽量减少改革的阵痛，类似棚改货币化中补偿拆迁户巨款，立即提高了住房的购买力；二是为社会注入货币和资本，提高总需求，下岗人员拿着钱可以创业，可以提高消费，总比在岗时因为欠薪和拖延工资节衣缩食砸锅卖铁好；三是盘活体制内的人力资源，因为有很多的人才和精英困在体制内，现在处于一种消极状态，拿着补偿款“下岗”后可以创业，既充分发挥了个人才能，还增加了就业。
另一方面减税降费，财政补贴鼓励下岗和失业人群创业，健全和呵护市场经济和民营资本。精兵简政后的大量下岗人员，将进入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相应的这些体制内人员的财政补偿金将转化为消费和投资，后者很大部分会转化为民营资本。通过减税降费搞好市场经济，特别是激发和打通内循环，鼓励激励创办民营企业，既能更好的安置下岗人员，又能很大程度上解决当前面临的总需求不足问题，可谓一箭双雕、一石二鸟。减税降费带来的赤字投资，其实是一种购买力转移，从政府转向了居民，这个赤字是值得的。
四、为改革这一长远之计大搞赤字是值得的，既可以改变资源要素配置结构，又可以实现购买力的系统性转移
要解决当前的需求不足问题，必须推动购买力从政府部门向居民和私人部门转移。现在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如果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起不来，财政政策放再多的钱也花不出去。而居民和私人部门不一样，有更高的需求弹性，只要增加收入就会增加需求。这意味着，同样一元钱，在政府手中和私人手中带来的需求是不同的。接下来的财政政策要想发挥效果，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将珍贵的赤字资源用在刀刃上。
基于国家财政眼下困境与未来高质量发展，大幅扩大赤字的确是必然之举，但是不应该拿着赤字融来的资金继续像过去那样大搞投资、大搞建设，继续创造一个低效的甚至是外强中干的资产负债表，这个到后面又是负担和成本。接下来的赤字重点为一个目标服务，那就是改革，国家治理机制与财税制度的改革——改革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稀缺又昂贵的。大幅增加赤字来为政府精兵简政和企业减税降费融资，通过有限的财政资源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只有解决当前地方政府机构过于臃肿，中央-地方治理中的深层次性问题，才能真正的实现高质量发展，否则地方政府庞大的机构人员和债务，将长期侵蚀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增量。但是这个改革过程不能激进，要采取渐进式、温和式、充分补偿的思路。再重复一遍，为了改革大幅提高赤字和国家债务是值得的，是为了长期的国运而融资。
为什么要大幅搞赤字赎买政府改革和地方精兵简政？我认为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和时代背景下的多重问题。当前困境不能仅由特定群体承担，改革作为公共品需由国家财政和所有人共同承担，这也是为了后代子孙谋稳定。过去房地产快速发展时期，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的激增大大扩展了财政预算，地方政府据此设置了“庞大”的机构和编制，导致现在机构臃肿、人员冗余、债务庞大。基层组织的运转成本变得越来越大，熵增不断提高，直到接近相变的临界值。三条红线和地方债务整顿后，财政收入锐减，基本开支难以为继，加剧了地方财政与治理的困境，更别说有余力推动经济发展。由于次贷危机以来的最近十几年，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主导经济的重要力量。所以当地方政府的运转一旦变弱，经济的总需求就会突然塌缩，这是造成今天通缩的主要原因。可见，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地方债，都有其发生的历史成因和时代成因，妥善处理地方政府问题对当前中国走出需求不足的困境至关重要。然而，简单依靠大投资刺激并非长久之计，可能陷入旧模式循环，引发更严重债务与产能过剩。
所以解放思想提高赤字进行治理机制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到了。只要伴随着相应的结构性改革——为“政府精兵简政+企业减税降费”的改革融资，推动建设“民生型财政+消费型社会”，提高赤字不仅不会带来巨大的副作用，反而会重塑中国的国运，有助于走出今天产能过剩的“成长的烦恼”，抵达一个新的高质量发展的均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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