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竟比清军更熟悉中国地形，暴露出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林则徐|清军|清朝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近代以来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开端，回顾这段历史不免让人感到悲叹，泱泱中华四亿亿中国人为何会败于只有一万多士兵并且是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英军。

从任何方面看英军除了武器占有一定优势以外，都是清军占据着优势地位，然而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清军居然一败再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探究清朝失败的根本原因，可从曾和英军作战的扬威将军奕经在道光二十二年向皇帝的报告中窥探一二。

他在向皇帝的报告中说：“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引导，反较我兵熟悉。……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以故两次接仗，转致失利。”

实行冒险侵略行动的敌人能尽知我方虚实，而在本国国土上作战的清军反而像瞎子一样连“山势陆路”都不如敌人那么熟悉。这听了让人觉得不可置信，感觉奕经是在为自己战败开脱罪名。

其实这些怪现象并不是被敌人吓破胆的将军们的乱说，不过他们并没有把事情说完全，更不能说明这些怪现象产生的原因。

01、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动因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就来到了中国，他们披着商人的外衣，实行的却是海盗的行径，他们都是一些为掠夺财富而到世界各地去进行殖民事业的冒险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做专业来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

从十六、十七世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对待美洲印第安人、对待非洲的黑人，对待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等无数血淋淋的事实，也能看出西方资本家的残暴。

他们用欺诈、掠夺、奴役来对待他们所遇到的土著居民，把这些土著居民时代居住的土地占为己有，甚至用他们的暴行使整个部落、整个民族灭绝。

这些来到中国的“西方商人”，他们不断骚扰中国南部海岸，抢劫、破坏城镇，几十、几百的杀死无辜的男女和儿童，然后扬帆远去。

或者他们登上大陆，强迫中国人给他们建筑堡垒，以最粗野的兽性掳走妇女，强夺当地人的所有财物，践踏了人道与文明的一切准则。

对待这样的西方“不速之客”，清朝采取了严格的防范和限制，除了广州港口以外，其他一切港口都进行了严格的封闭，而且对外交往也是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进行的。

从十七世纪末年到十九世纪初年，在广州的通商规矩大体是这样的：

1.外国商船虽然允许在黄埔停泊，但是外国兵船不准驶入港口内，商船如携带炮位，在进入黄埔前必须卸下，交易完毕驶出时再归还。

2.外国商人到广州后，他们的买卖必须经过官方特许的商人。

3.外国商人在广州的起居行动都由洋行商人负责约束，他们不准在广州过冬，每年五、六月进口，九、十月间出去。

4.他们在广州时只准在由洋行修建的所谓“夷馆”中居住，严格禁止外国人雇佣中国人和中国人向外国人借贷资本。

5.外国商人住在广州时每月除在规定的日子可以到规定的地方游玩外，其他时间不准离开“夷馆”。

6.不准携带妇女到广州，不准外国人像中国官员绅士那样地乘坐轿子等等。

从这可以看出当时清朝对外交往有多严格，现在很多人批评当时的清政府闭关锁国导致中国落后西方几百年，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样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起到了民族自卫作用的。

在这样的严格制度下，大大的妨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掠夺，看着中国这么大一块“肥肉”无法吃到嘴里，西方殖民者非常着急。

特别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时的英国，那时的英国已经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迅速的发展成为了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中国的贸易中，英国渐渐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跃居第一位。

乾隆二十九年，在中国从西欧各国输入的商品总值中，英国占63%，为120万两；在西欧自中国输出商品总值中，英国占47%，为170万两。从这能看出来，这时在对外贸易中，中国是占据优势地位的。

在战前时期的正常贸易中，英国商人主要向中国输送毛织品和印度棉花，而从中国输入茶、丝等物品。

由于中国社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加上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和防范政策，英国不可能在中国为自己的商品打开市场，因而出现贸易逆差。英国商人曾努力向中国推销棉纺织品，但销路很小，改变不了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商人发现鸦片是对他们最有利的商品。它的利润非常高，而且只要人们吸食鸦片就容易上瘾，就会愈来愈多的需要它。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吸毒成风，就会成为鸦片的广大市场。因此，英国商人不顾中国官方禁令，非法地大规模地向中国推销鸦片，通过这种邪恶的手段来改变对中国贸易逆差。

据英国官方材料，在1837年7月到1838年6月中，中国从英国进口总值为五百六十万镑，其中鸦片占60%，从这可以看出在对中国贸易中鸦片已经占据主要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要发动鸦片战争了，就是为了从中国赚取更多的钱。

02、鸦片为何越禁越多？

早在嘉庆年间清朝已经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并严格限制鸦片进口。嘉庆十九年的上谕指出：“鸦片烟一物，其性至为毒烈，服之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气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

并且下令如果外国商人有违禁与中国商民交易者，查出按例治罪。但是这些禁令并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

被腐朽的清朝官方和狡猾的外国商人勾结在一起给破坏得干干净净，导致鸦片能够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中国，外国商人贩卖鸦片的船只公然停泊在黄埔。

随着清朝严禁鸦片的法令越来越严格，鸦片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大量鸦片靠非法走私运往中国，英国和美国商人用来囤放鸦片的趸船，从黄埔移到珠江口外的伶仃洋上，外洋运来的鸦片都放在趸船上。

外国的鸦片贩子在广州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由中国人的走私船到趸船上取货，这些走私船备有武器，成群结队，自由地越过关卡，把毒品输送到广东、福建、浙江以及其它省份。

各级官员对此不闻不问，他们从外国的和本国的鸦片走私贩子身上得到了大量的贿赂，有些官员自己就参与走私活动。甚至两广总督也用官船供走私贩运。

许多地方官员以及在他们背后的中央大员直接间接地从鸦片走私中得到好处。依靠走私的途径，英国、美国的鸦片贩子无所顾忌地进行着他们的肮脏交易。

随着鸦片的大量进口，清朝统治者发现银价越来越高，钱价越来越低，当时很多人不明白这其中的联系。

道光十一年监察御史冯赞勋的奏折说清楚了问题：“查烟土一项，私相售卖，每年出口纹银不下数百万，是以内地有用之财而易外洋害人之物，其流毒无穷，其竭财亦无尽。于国用民生，均大有关系。”

由于鸦片私运入口造成了银贵钱贱，造成了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不利的影响，所以禁止鸦片就跟更显得迫切了。

虽然朝廷每年都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是由于官场腐败，贪污横行，这些禁令根本就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反而是越严厉禁止，贩运鸦片的利润更大，各级的官员得到的贿赂更多，鸦片走私量也越大。

时任太常寺卿的许乃济竟然提出“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也就是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使官员们从走私商人得到的贿赂变成国家税收。

他并且认为嗜鸦片的人都是“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所以除了“文武员弁士子兵丁”以外，可以听任民间吸食。

至于漏银问题，他以为在鸦片贸易合法化后，规定“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就可以解决了。而他的这些主张居然还得到了广州一些大员的响应。

从这可以看出由于当时清朝政治腐败，贪污贿赂成风，官员短视，对鸦片吸食认识不足，并且很多官员只顾自己利益，和外国商人相互勾结，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所以导致了鸦片是越禁越多。

03、林则徐虎门销烟导致鸦片战争爆发

随着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各级官员、各级衙门，还有军队的军官和士兵都有大量吸食鸦片之人，清廷也终于认识到了鸦片的严重危害，所以道光皇帝决心禁止鸦片。

林则徐是主张严禁鸦片的主要代表人，也是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官员中抵抗派的首领。在1838年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专门负责严禁鸦片。

林则徐在1839年3月到达广州，开始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运动，外国商人根据多年的经验认为，清朝官员都是可以买通的，官方的禁烟无非是雷声大雨点小，都是想捞点钱而已。他们没有料到，新来的钦差大臣表现了完全不一样的作风。

林则徐到广州后通知外国商人把运抵海口存在趸船上的鸦片全数交出，毫无通融余地。他还指名捉拿多年来从事鸦片走私，恶名昭著的英国商人。

由于他所采取的坚决措施，二百多英国商人终于在当年三四月间被迫交出了18753箱鸦片。

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的商务监督义律，不让英国商人把鸦片直接交给中国官方，而要先交给义律，再由他以英国商务监督的名义交给中国政府。他的这种做法恰好表明英国政府是公然支持非法私贩鸦片的。

当时，美国在广州的商人也被迫交出了1540箱鸦片，英美两国鸦片加起来约230多万斤。林则徐把它们全部在虎门当众销毁。

在贪污成风的清朝官场中，查禁鸦片一般都是发财致富的手段，而林则徐销毁鸦片的举动是非常突出的爱国行动。

然而最后林则徐却被当成了替罪羊，道光皇帝把鸦片战争失败所有的过错全部归罪到了林则徐头上，林则徐最终被发配新疆伊犁。

林则徐虎门销烟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但是就算没有虎门销烟，中英之间也必有一战。

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发动这次战争，除了要保护鸦片走私以外，还有更深的原因。

但是英国已经发生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在全球寻找市场，而中国这样的广大国家自然就成了他们觊觎的目标之一。

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上的那些限制和规定使得英国工业品不能畅销于中国，因此主张动用武力来冲破这个障碍，使中国成为对于英国商品自由开放的广阔市场。

如果没有林则徐禁止鸦片，英国资产阶级也会另外找借口来发动战争，这是必然的。

04、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阶级对立

英国要求清政府赔偿他们鸦片的损失，在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他们以一万多兵力外加25艘兵船、14艘轮船，共载炮700多门，以及若干的运输船，公然发动非法的侵略战争。

然而清政府在国内作战，除武器外各方面居于有利条件下，居于有一而再，再而三地败于英军。后来参加过对英作战的几名将军和总督大臣分析战败原因。

其中两广总督琦善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有内地奸徒，串嘱打仗。故该夷之虚实，我则无由而知，而此间之动静，无时不窥探通报。”

奕经将军在给道光的报告中说：“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引导，反较我兵熟悉。……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以故两次接仗，转致失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汉奸给英军通风报信，并且给他们做向导呢？这个问题的深层次问题其实就是封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

靖逆将军奕山在广东说：“密查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各商因夷以致富，细民藉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其中狡者不为奸细。”于是他得出结论说：“防民甚于防寇，此所谓患不在外而在内者此也。”

他把所有的民众都说成是汉奸，显然是不对的，但是这种说法也体现出，封建统治者心目中最大的敌人是民而不是“夷”，即使在同外寇作战时，仍然认为“防民甚于防寇”。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如何会为清朝政府出力。

在对英军作战封建统治者决心动摇非常快，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想着讲和，但是对农民起义军作战时总是决心很大，比如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即使战争失利，即使战争拖延不决，它也要打下去。

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决定了他这样做。浙江巡抚刘韵珂向道光帝指出，如果和英军战争继续下去，有十大“可虑”。

其中一到七项说的是地方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助，自己军心民心都不可用，所以无法战争等等。

到了第八项，他说到封建统治者的命根子，征收漕粮的问题，他说，因为有战争，漕粮征收不齐，“今大兵复又失利，崔征更属为难”。

然后第九项，他说到内地“匪徒聚众抢掠”的问题，他说，虽多方“弹压”，但是“现米麦蔬菜，价日增昂，小民度日艰难，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

最后第十项，是说：“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

刘韵珂的这“十虑”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对外战争能一下取得胜利，当然很好，可以更加强内部统治。

但是失败，哪怕是一点点小小的挫折，都会使已经存在的内部危机大大加强起来。长时间的战争是他们所不敢设想的。

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动员广大人民的力量，只能靠有限的兵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在任何一点被突破时，就惊慌失措，除了节节败退外别无它法。

本来是敌寡我众的形势，但是在实际战场上却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