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历史当中有着无数的仁人志士曾经为了华夏的一统而付出鲜血乃至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一统及其衍生出来的其他思想也成为了目前中国解决诸多内政外交问题的指引方式,例如眼下我们都在关注的台湾问题。

七十余年来,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中国统一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那么台湾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了和大陆的这样一种“脱节”关系,而又是有着怎样的内外因素导致了如今的现状呢?这一切则要从数百年来台湾多舛的命运开始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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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东汉三国以来,东南沿海的台湾岛便已经被归入大陆政权的行政区划当中,随后无论是经历朝代更迭还是体制变化,其与内陆的关系都显得密不可分,加之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包容和辐射性,“台湾属于中国”便成为了无可辩驳的定论。

明朝末期,内乱和外援侵扰着这个国家的肌理,君主对于地方的控制权呈现一种显著下降的态势。恰好此时的世界进入了著名的“大航海时代”,无数的欧洲新老国家都投入了寻觅并瓜分世界的狂潮当中,在多重因素的催化下,美丽富饶的台湾岛也并未幸免于难,十五世纪末期这座宝岛被荷兰殖民者所侵占。

彼时的政权虽然风雨飘渺,但在事关国家主权的大是大非之下,还是有着无数的人投身于赶走侵略者的抗争当中,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便要数大名鼎鼎的郑成功。作为明末将领,郑成功虽没有阻止本朝政权的覆灭,但驻军于东南的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打响了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第一枪,经过了多年殊死的战斗,郑成功终于从侵略者的手中夺回来了宝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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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台湾的控制权虽然从郑家转移到清廷,不过归根到底来说这则是属于中国内部的一次交接,到了清代中期台湾归于闽浙总督所节制,光绪年间朝廷更是设置台湾巡抚,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事实上台湾都已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只是此时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清朝末期,西洋人用坚船利炮打碎了曾经“天朝上国”的美梦,而台湾也在这个时候遭遇了最大的危机和动荡。

甲午战争的爆发不仅让中国丢掉了大笔的金银,更是将台湾的主权拱手让于日本人。虽然在1945年台湾随着二战的结束重归祖国的怀抱,然而五十年的的日据时期还是让不少新一辈人对于祖国产生了一种若即若离的疏离感。更加糟糕的则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久,内战的爆发又将台湾推向了一个未知的历史节点。

1945年,本着以全局出发的考量,我党主动向蒋介石提出了和平建国的方针,摒弃两个党派过去多年当中的摩擦和成见,让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获得新生。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却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种建议。十余年的抗战结束,作为这个国家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获得了来自国内外无数的赞誉和拥戴,这也让他本就存在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他不满足于所谓“政治协商”和“和平建国”,而是要建立一个自己说一不二的蒋氏王朝,这种情形之下我党就成为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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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戏般的重庆谈判结束之后,蒋介石彻底撕下来了自己的伪装,向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发起了疯狂是进攻,在随后的一年两党之间的内战彻底蔓延到了全国。蒋介石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起了天怒人怨的内战,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有着美国人在背后从金钱到武器上不遗余力地支持。

近代以来美国通过两次世纪大战大发横财,奠定了其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为了巩固这一地位,美国势必要拉拢一群盟友来围绕在自己身边。彼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但广袤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还是使得美国有意使其成为自身廉价原材料的获得地和商品倾销地,他们看穿了蒋介石是一个可以为了保全自己权势而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就这样两方在抗战后期迅速达成了合作,抗战胜利后美国也同样持以相同的目的来助其反共。

面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步步紧逼,我党也彻底看穿了敌人的真面目,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不再受到乱世的侵扰,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和军队领导人决定在战场上回应反动派。从1947年开始,我党分别在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当中打败敌人,使得蒋介石部队不得不收缩于长江以南一线。此时眼见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则在退守南方后向我党提出“划江分治”的意图,即我党占据长江以北的地区,而长江以南则由蒋介石继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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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个提议无疑是颇具有“诱惑力”,毕竟在经历了多年的战争之后我军的消耗和损失也极为可观,眼下我们对蒋介石一方虽然具有优势,但蒋军在南方站稳脚跟的前提之下发动大规模的战役显然有着难以估量的风险,更可怕的是一旦美国人直接介入战争,我们势必会承担更大的风险。然而此时的毛主席却说出了那两句著名的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这也意味着战事进行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就不应该抱有放弃的思想,而要去一鼓作气打垮敌人,如果放任反动派恢复元气,无论对于我党还是全国人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划江而治无疑会将中国人为地割裂为两个政权,在“大一统”的传统思想下,这无疑是一种对于历史不负责任的行为。就这样1949年的4月,我军发起了渡江战役,而坐拥美援的蒋介石方面则似纸老虎一般在人民军队面前一触即溃。

此时的蒋介石本人也同样在为自己未来的命运而感到揪心。众所周知蒋介石背靠着江浙财团而得以发家,随着渡江战役的结束,他的大本营也不复存在,蒋介石一方面必然想着重整旗鼓夺回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的控制权,但是另一方面他更害怕自己在溃退当中成为我军的俘虏,在瞻前顾后当中蒋介石也陷入了对于未来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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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势逼迫下,蒋介石让其智囊团们为他做出一份对于未来的规划及筹谋,这主要则是为他选择一个合适的盘踞地点,进可完成“反攻大业”,退则自保无虞,而蒋介石所看中的看中的“盘据点”则有三处。

首先是位居中国大陆西南方向的川渝一带,古有“蜀道难”的说法,意为川蜀之地多山峦叠嶂地势险要,这则可以为当地政权带来地理上的一种天然屏障,作为进攻的一方想要直取大西南绝非易事,其次当十多年前日军占领南京之后,蒋介石曾经将重庆作为民国的“陪都”,代行首府职责,虽然1945年最终还都南京,但在重庆依旧留存着相关首都建制,如果蒋介石选择重庆,这算得上是一个现有的优势。

蒋介石可以选择的第二个地点则是临近广东雷州半岛的海南岛,作为一个在大陆之外的海岛,海南岛虽然不同内地直接相连,但二者之间的琼州海峡总体来说显得极为狭窄,在选择进攻和防守时都显得较为灵活。而蒋介石的第三个选项则是东南方向的台湾岛,从面积上来看这里是中国的第一大岛屿,而和琼州海峡相比,台湾海峡无论是长度还是宽度都能够给蒋介石军队带来战略纵深。显然这三个选择都各有自身的优势,一时之间优柔寡断的蒋介石拿不定主意,这时候蒋介石突然想到一个人,这个人或许能够解开这道艰难的选择题。

此人便是民国时期的地理专家张其昀,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张其昀对于当时的国内形势有着一套自己的看法,在得知蒋介石的三个选项之后,张其昀果断地向蒋介石建议了将台湾作为日后的军政基地。张其昀看来,西南川渝一带虽然面积广阔且易守难攻,然而其毕竟是大陆的一部分,况且在现代战争的背景下,曾经的“天堑”早已不值一提,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前提下,选择川渝作为东山再起之地无疑凶多吉少。而海南岛虽然在地理上独立于大陆,然而琼州海峡实在是太窄且太浅,即使解放军使用简易木帆船,也极有可能横跨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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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和这两处地方相比,台湾岛不仅面积可观且物产丰饶,更关键在于台湾海峡的存在使得解放军难以逾越,彼时我军尚没有成型的海军部队,退一万步说即使解放军真的决定渡海作战,台湾海峡也足以给“外援”美国人带来足够的进驻空间,除此以外日本人在台湾经营多年给这里到来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也有助于蒋介石政权用最短时间恢复元气。而在权衡利弊后,蒋介石最终也决定采纳张其昀的意见,将台湾作为自己的“后路”。

从1948年开始,蒋介石便断断续续将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空运往台湾,1949年5月,大势已去的蒋介石更是派其子蒋经国前往台湾为其做好铺垫工作,当年年底蒋介石率领残兵败将登上了台湾的土地,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开始了两岸数十年的分隔。虽然多重因素导致两岸处在了一种微妙的关系当中,但纵观历史大一统毕竟是大势所趋,而台湾问题也终将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