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叶剑英被要求生病休养，不再主持军队方面工作，只能参加一些讨论性质的中央会议。对此他有些心灰意冷，想离开北京，到广州居住。当时“陈锡联夺了他军权”的传闻极为盛行，陈听说他有意去广州，连忙打去电话阻止。
叶剑英闻言有些生气，说：“你怕我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在哪里不能捣？”其实他这气也不完全针对陈锡联取代他的位置，还有突然遭遇“被离职”的糟糕心情。而叶剑英确实有意回广州，但理智告诉他不能回。
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18岁随父赴南洋前，一直在梅县生活和读书。他对梅县、对广东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家乡于他而言是个温暖的心灵港湾。
参加革命后，叶剑英与广东的联系仍未断掉。他担任过粤军2师师长，更亲身参与了黄埔军校（位于广州郊外）的筹建和发展工作。1927年12月11日，叶剑英率部参加广州起义，并担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的职务。不过在这之后，他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乡，长期在外为革命奔波。
再回广东，是时隔二十多年后的1949年10月，叶剑英与陈赓一同指挥广州战役。广州解放后，他担任广州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后来还兼任起广东省财委主任。叶剑英在广东工作了5年时间，可以说是他把战乱的广东变回和平的广东、发展的广东的。
1967年2月，因遭到他人诬陷，叶剑英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913”后，他的工作恢复，重新主持起军队的日常工作。1973年8月，他再进一步，成为仅次毛、周、王、康的五号人物，影响力大大增强，甚至超过运动开始前。
可惜，叶剑英勤恳工作时，噩耗一个接一个地来，周总理重病并于1976年1月上旬离世，2月刚复出工作没3年的邓公再赋闲，他自己也离开了一线工作。
处境十分困难时，许多老部下、老战友来看望叶剑英，关心他、安慰他。彼时任副总理的余秋里刚从广州回来，就立即到西山叶剑英家看望，劝他放下这些烦恼，到南方休养一段时间，休息好了再回来。
叶剑英选择了果断拒绝，去南方、去广州的确有利于他的身心健康，但这样也会把本就不多的主动权拱手让出去。离开北京简单，再回来可就难了。他告诉余秋里：“这个时候，我哪也不能去，我要坚持斗下去！”
叶剑英作为当时硕果仅存还在台上工作的老帅，意义重大，作用同样巨大。陈锡联阻止他去广州，实在是出于一片好心；陈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资历和能力是难以服众的，接过叶剑英的担子是被动的，可以说是被赶鸭子上架。
听到叶剑英说“捣鬼”，陈锡联意识到自己肯定是被误会了，但碍于局势和担心被窃听，他也不好直言解释什么，只能无奈地向妻子倾诉：“我留叶帅在北京，是希望能在中央多有一票啊。”
后来通过陈锡联的实际行动和李先念的说和力荐（李是陈的老首长），误会终于消除，叶剑英可以放心大胆地开展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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