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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69年，珍宝岛冲突中，苏军坦克入侵，肖全夫却拒绝开火。上级指挥官陈锡联警告肖全夫将面临军法处置。肖全夫为何会这么做？
1933年10月6日，肖全夫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的通讯人员，但那时疟疾侵袭了他的身体。高烧不退、伤口化脓，他的右脚踝处甚至流出了脓血。可他却只是咬牙撕下一块布条，颤巍巍地系在伤口处，用来止住脓血。
他强忍着病痛，没日没夜地破译着敌军的电报。每当同事劝他休息时，他总是坚定地摇摇头：“党和军队需要我，我怎能轻言放弃？我多坚持一会儿，或许就能让更多的战友免受伤害。
幸运的是，疟疾并没有带走肖全夫的性命，他的疟疾在一段时间后痊愈了。
有一天，肖全夫再次截获了敌军的重要情报：“前线粮食匮乏，士兵已断粮。”他迅速将这一情报上报给红四方面军的高层领导。红军高层当机立断，将这一消息传播给敌军。而敌军在得知粮食短缺的消息后，士气大跌、自乱阵脚。
红军趁机发起进攻，成功粉碎了敌军二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可以说，肖全夫在长征时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末期，中苏两国之间因珍宝岛的领土主权问题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苏联方面多次越过我国边境，意图强行占据这一战略要地。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上，这条江流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回溯到清朝末年，中俄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就已是纷争不断。
那时的沙皇俄国对乌苏里江垂涎三尺，屡次企图侵占珍宝岛等关键岛屿。若非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进而建立苏联政权，这些岛屿恐怕早已落入沙俄之手。
然而，新生的苏联政权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急需稳定国内形势，因此暂无暇对外扩张，这也给了中国一个喘息的机会。可尽管如此，珍宝岛周边的争议并未因此平息。
1957年12月，苏联在军事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其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顺利完成了试航。这意味着苏联终于具备了在大洋之上对美国实施战略威慑的能力。
而作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大陆型国家，苏联的领土范围对其核潜艇的远洋作战能力构成了限制。想要在广阔的太平洋上保持与本土的实时通讯。
而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苏联方面提出了在中国境内建立长波电台的设想。于是，苏联大使带着这一提案来到了毛主席的面前。他向毛主席阐述道：“为了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我们提议在中国建一座长波电台。而电台的所有权将根据双方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在苏联人看来，这不过是一项普通的军事合作项目。
但以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独立承担这样的建设项目，势必会依赖于苏联的技术和设备。而这样一来，电台的控制权和指挥权最终很可能会落入苏联人之手。
毛主席对此感到极为愤慨：“你们说是共同管辖，但实际上还不是苏联说了算！我们缺乏技术，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使用！”
面对毛主席的坚决反对，苏联大使无言以对。毛主席说道：“你回去吧，跟你说不明白。让赫鲁晓夫亲自来跟我谈。
1958年7月，赫鲁晓夫亲自访华，企图说服中国接受苏联的提案。不过，这次他换了一种策略，提出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核潜艇基地的建议，并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中国的海域安全。
可尽管当时的中国海军力量确实薄弱，难以有效保护漫长的海岸线，更无力对抗美国的第七舰队。但在原则问题上，毛主席始终坚守底线、寸步不让。
他明确指出：“任何损害中国主权的行为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国的土地上绝不允许出现外国的军队！”此次事件成为了中苏关系恶化的起点，两国之间的紧张氛围日渐浓厚。
1968年1月，苏联方面秘密派遣了一支由百人组成的精锐小分队，他们趁着中国边防军队不备，狡猾地绕过了乌苏里江的主航道，心怀叵测地接近了七里沁岛。
而七里沁岛历来属于中国，不仅承载着中国的领土主权，也是中国渔民劳作的场所。可这一天，和平的劳作被突如其来的苏联军队打破。
中国渔民们，他们手持渔网，面对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显然处于极度的劣势。但他们并未因此而畏惧。他们知道，自己背后是祖国的领土和尊严，是千千万万同胞的期望和信任。
苏联士兵高傲地举起武器，步步紧逼，他们要求中国渔民立即撤离七里沁岛。而这群东北汉子，在面对国家领土主权问题时，展现出了无比的坚定和勇敢。他们血脉中流淌的反抗精神在这一刻被彻底激发，他们选择抗争到底，绝不退缩。
尽管手中没有先进的武器，尽管渔船与军舰相比显得如此渺小，尽管双方实力悬殊，但中国渔民们仍然毫不畏惧地站了出来。他们用渔网、用船桨、用他们的勇气和智慧，与苏联军队展开了殊死搏斗。
接下来的交锋是惨烈而悲壮的。四位勇敢的中国渔民在苏联军队的枪口下英勇牺牲，另有九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这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领土上遭受的他国军队的重创，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
我国外交部门对此事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抗议。我们向苏联政府发出了严正的警告，要求他们立即向中国受害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作出相应的赔偿。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求苏联政府作出明确的承诺，不得再以武装形式擅自越过中苏边境线。
但当时的苏联自恃强大，对新中国这个刚成立不久的国家所说的话并不十分在意。他们不仅没有收敛其嚣张气焰，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挑衅道：“珍宝岛是苏联的领土，如果中国军队再敢争抢，我们将不惜采取强制性军事行动。
面对苏联的嚣张挑衅和领土侵犯，我们无法再忍受。1969年我国发起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1969年3月1日，乌苏里江畔的寒风如刀割般凛冽。我军一支精锐的侦察部队，身着白色作战服，悄无声息地登上珍宝岛，并迅速隐匿在暗处，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战斗。
第二天清晨，中国边防军司令孙玉国与连长吴永高各自率领着一队士兵，踏上了这片争议的土地。他们的行动很快被苏联哨所察觉，一辆装甲车疾驰而来，意图阻止他们的行动。
面对苏军的到来，我军并未慌乱。孙玉国一声令下，早已埋伏好的士兵们如同猎豹般跃出，向苏军发起了攻击。在短暂的交火中，32名登岛的苏联士兵瞬间有一半倒在了血泊之中。
苏联军队与中国边境军队的冲突再次升级。当时，我方边境军队仅派遣了30名士兵进行日常巡逻。就在他们执行巡逻任务时，苏联方面突然出动了2辆装甲车和70多名军人，将他们团团围住。
不过边防队队长吴永高并未惊慌。他迅速召集巡逻队的士兵，做好应战准备。但苏军却趁他们不备，突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枪声、炮声交织在一起，整个珍宝岛陷入了一片战火之中。我军士兵顽强抵抗，与苏军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苏军最终被我军击退，只能狼狈地逃回苏联。
沈阳军区迅速调集大量军队在珍宝岛附近布防，以备不时之需。同时，苏联方面也不甘示弱，他们派出了五十辆坦克和各种大炮，对珍宝岛进行了疯狂的轰炸。苏联还动用了他们的火箭炮部队，其威力远超我国当时的火箭筒。
面对苏军的强大火力，我国当时的火箭筒甚至无法穿透苏联主战坦克的装甲。这无疑暴露出了中、苏两国在军用武器方面的巨大差距。
我军作战部署指挥员肖全夫亲自前往北京总部汇报情况，并提出要用军事手段进行回击。他的到来为珍宝岛上的解放军士兵注入了强大的信心。
3月13日，哨兵紧急报告称苏军三辆坦克已开进我方的江叉子。这是敌人在沉寂几天后采取的首次军事行动。我军迅速侦察到苏军新增的部队已经部署完毕，猜测这可能是苏军准备大举进犯的前奏。
肖全夫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正在北京汇报工作的陈锡联司令员作了紧急报告。此时陈锡联正与副总长温玉成研究珍宝岛的态势以及下一步的应对策略。中央已经同意我边防部队在必要时进行有力还击，但要严格控制冲突规模，尽量将其维持在边界冲突的水平。
当得知苏联已经完成兵力部署并且三辆坦克已经进入我国领土时，陈锡联觉得有必要给苏军一个教训。于是他立即向肖全夫下达了反击的命令。然而电话那头的肖全夫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司令我觉得现在还不能打或者说现在不是打的时候。
陈锡联听后立即质问：“什么？敌人已经侵入到我们的领土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反击吗？
肖全夫却通过电话向陈锡联报告了自己的观察结果：“司令，我注意到敌人这次越境只有三辆坦克，并未跟随步兵。我猜测他们可能在进行火力侦察，如果我们现在发动攻击，很可能会暴露我们的整体部署。所以，我认为现在并非最佳行动时机。
陈锡联闻言，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怒火，他对肖全夫说：“肖全夫，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
可肖全夫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深知过早暴露部署将对未来的战斗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可能陷入敌人的圈套。他回应道：“司令，我不能因为您的命令就盲目行动。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以免正中敌人下怀。
陈锡联越听越急，他担心错失良机，又对肖全夫施压道：“连我的命令你都不听了吗？要是贻误了战机，你就等着军法处置吧！”但肖全夫并未被吓倒，他回答道：“司令，即便是受罚，我也不能盲目行动！”
此时，陈锡联的愤怒已经达到了顶点，他威胁道：“肖全夫，你是不是想逼我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肖全夫也毫不示弱，他直截了当地反问：“那我请问您，谁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指挥员？”说完，他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
正如肖全夫所预料的那样，敌人的三辆坦克仅仅是一次试探性的行动。肖全夫并未发动大规模攻击，而是使用了几发迫击炮进行警示射击，成功地将敌人吓退。
肖全夫立即将这一情况向陈锡联作了汇报。陈锡联在电话中表达了对肖全夫的赞扬：“你做得对，肖全夫。我之前确实太着急了，现在我完全相信你。你的临机决断非常出色，我已经向副总长报告了这次行动的情况，首长们都对你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到了3月15日，敌人见试探无果，开始发动连续的猛烈进攻。而由于肖全夫之前的谨慎决策，我方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并未被敌人侦察到。
在肖全夫的指挥下，我军成功击退了敌人发起的多次大规模进攻。战斗中，我军共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15辆，击毙敌人170余名，其中包括一名上校和中校指挥官。
当周总理看到这份战报时，他赞不绝口地说：“肖全夫，这个名字我记住了。他打得确实不错！”此后，当毛主席和军委其他领导对陈锡联的指挥表示赞赏时，陈锡联特意提到了肖全夫在前线的卓越表现。肖全夫的指挥能力得到了军委的高度认可，他的军事生涯也因此达到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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