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一十年前，中国在封建王朝刚刚覆灭，国家最动乱，最风雨飘摇的时刻，竟然选择参加了一场远在欧洲大陆的战争，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军阀割据的局面，袁世凯和中国各地的军阀势力争权夺利，斗争不断，不仅没有经济能力参战，更没有军事能力，但是中国依旧克服所有困难，坚决加入了协约国一方。
当然，这个决定从后世来看，是获利巨大的，不仅在政治权益上，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回报，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标志着中国开始真正融入世界格局，并且愿意尝试在外交中拿到主动权了，实际上意义重大。
1，中国必须通过参战获取主动权
1914年7月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宣战，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民国三年的阶段，也就是清帝刚刚退位还没多久。
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轰然倒塌，百姓都还处于一种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阶段，而袁世凯正仗着自己“大总统”的身份，想尽办法集中权力。
当时中国各地都出现了军阀，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非常严重，可以说，派系斗争的利益已经被完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了，与此同时，日本也正在想尽办法想拿走山东的主权。
如果用四个字形容中国当时的处境，就是“内忧外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突然意识到，一战对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大机会。
虽然一战发生的距离离中国很远，但是参战的国家都和中国有分不开的利益，比如日本、德国等等和中国有过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中国如果能抓住，站到正确的队伍中，很可能借此翻身。
早在战争爆发之初，梁士诒即有所预见，他对袁世凯说：“德奥以小敌大，战之结果，必难悻胜。在我见，正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与和议中取得地位，与国家前途，深有裨補。”袁世凯死后，主政的段祺瑞亦相信，“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青岛势必染指掠夺”。
段祺瑞虽然是个军阀，但是他的政治嗅觉还是比较灵敏的，他预感到凭借中国自身的力量，没办法应对当时对山东虎视眈眈的日本，必须“借力打力”，让其他国家制约日本。
段祺瑞分析了一番，当时一战的战况其实比较明了，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相比于协约国来说，实力不占优势，而且协约国的几个国家对于日本有压制的意思。
2，以工代兵
当然，一开始，中国参战之路并不顺利，由于派系斗争加上日本的阻挠，中国一直保持着中立的身份，即使俄国和英国都表示过希望中国出兵，但是中国内部一直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直到段祺瑞掌握实权之后，下定决心帮助协约国，中国正式对德国宣战，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中国既没有钱，也没有军事能力，中国拿什么帮？
于是，北洋政府想了个主意，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工代兵”，派遣了十几万的劳动人民出国，去做一些修路搭桥之类的工作，保障了协约国战争的后勤，这部分人民被称为“华工”。
“一战”期间，北京政府派了14万华工赴欧援战，为他们从事建筑、修路等体力工作。还有为数不少的华工被违约送上战场，在战火中修工事、运弹药、抬担架，沙俄甚至将华工“编为军队，作前线冲锋之用”。战争期间，有约5万华工死亡。
别看虽然华工直接上战场的不多，但是在战争中，华工从事的这一部分基础工作，几乎可以直接决定战争的结果，因为他们保证的是协约国各种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保障的是“大后方”。
并且这部分华工的牺牲也非常惨重，所以中国在一战中的贡献是完全值得被肯定的，这一点英法等协约国也都在战后承认了。
3，中国从一战获利
当时中国参战的目的性非常明显，就是要从中获利，并且拿回主动权，北京政府的小算盘是打算积极参加战后的和平会议，从中为中国争取利益。
所以当中国刚刚对德宣战，就立刻宣布要收回德国和奥匈帝国在中国的天津和汉口的租借，并且要直接撤销原本应该付给这两个国家的赔款，同时要求协约国同意中国暂缓赔款。
不得不说，中国当下就立刻获得了好处，那就是撤销了21%左右的庚子赔款，这是最直接的经济利益，但这还没完，因为在中国参战没多久，德国就战败了，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
在巴黎和会上，日本迫不及待想要接管原本在德国手里的山东利益，想尽办法想要在山东问题上获利，而中国因此也民意沸腾，认为丧权辱国到如此地步，实在无可忍受。
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四运动爆发了，迫于压力，中国政府拒签了《凡尔赛合和约》，这可以看做是中国首次在国际外交中主动保卫自己的权益，相当不容易。
后来通过华盛顿会议，中日两国先后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例》《鲁案细目协定》，中国有条件地收回青岛。北洋政府不仅获得《凡尔赛和约》中有利于中国的条件，还从德国获得约8400万元的战争赔款。加上中国战时所获的德国船只，以及被免去的庚子赔款，中国总收益达2.5亿。
中国参加一战，从后世的角度来看，的的确确是收益大于付出的一次正确的政治选择，而且因为一战的原因，当时国内的经济还得到了发展，一战给中国的确带来了好处。
参考消息：一战百年︱马建标访谈①：中国为什么会卷入一战？——澎湃新闻记者 彭珊珊2014-08-01 22:01来源：澎湃新闻∙ 私家历史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