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央视前知名主持人赵普发布视频称：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冯骥才先生……我这里的‘学生’，或者说‘师生’关系，不是课堂上授课的那一种，而是一种基于志愿、情怀、责任和勇气的追随的那样一种关系……”。
“冯先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作为一个名闻中外的老作家，他的作品，或者说，他推崇的那样一种作家应该负起的责任和精神，对我影响更大”。
“你如果要问：冯先生对你影响最多的是什么？一定要浓缩地讲，我觉得其实就是三个字：‘讲真话！’”
“我也探究过，先生的精神之旅，和他的精神源泉，我相信也有很多，但是，有一位对他影响也特别大——那就是巴金先生！”
赵普接着说：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冯骥才先生特别写了一篇很短的纪念文章，叫作《巴金，‘五四’活着的生命与精神》。
冯先生在这篇纪念文章中称：“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他的精神和他的心，从《家》到《随想录》，他一直是社会良心的象征，作家是生活的良心，他真纯、正义、悲悯，且具有时代和思想的先觉性”。
“……当大家走出历史的漩涡时，他不是跳出苦难，开怀大笑，而是拿起世界上最沉重的器具——笔，写出心底思之最切的字——讲真话！”
“因为，他希望心灵的工作，首先是修复，包括道德和人格的修复，他知道，只有人的健全，社会的发展才可能健全”。
“由于巴金这样的作家的存在，使我们觉得生活和文学中，一直有一种良心，可以实实在在触摸到，作家的良心是忠于生活和文学，它使我们坚信生活不会垮掉，文学永远守卫着生活的真善美”。
“从巴金的作品中，我们一直可以摸到这种文学生命的脉搏，它始终如一，强劲有力地跳动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勇气、真诚、道义与责任——这里说的勇气，当然不只是艺术勇气，更重要的是思想勇气……”
到今天，还有人去谈巴金、冯骥才这批隔代的老作家，特别是像赵普今天这样，再次洞悉到他们最重要的一种精神——“讲真话”，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一种现象。
这其实也说明，“真话”之于我们和我们的时代，仍然还是一种极为宝贵、珍贵，甚至是稀缺的精神！
巴金、冯骥才先生，都经历过那个特殊的年代，像巴金先生在时代的风沙与尘埃吹落之后，面对自己也曾一度随之扭曲过的灵魂，他终于再次用文字，写下了其文学生涯末期最为重要的作品——《随笔录》，也为我们的文学和思想史，留下了一部内涵厚重与意义深远的作品，其最大的作用，也就是赵普浓缩的那三个字——“讲真话”！
讲真话，对于每个人来说，看起来极易，实则很难——这与人性的复杂性有关，比如人性中的趋利避害之天性，就会让人不自觉或有意识地选择说真话或说谎了。
几乎可以说，如果我们相信“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前提下，则就会认为，基本上没有任何人一辈子永远都能说真话。
所以，我们也就不必苛责人们无法永远说真话，但是，如果大家还能认可说真话才是美德，才是人人心之所向的追求，那或许已经足够了，则我们的人性与社会，也就能更为向好、向善而去了。
当然，是否说真话，也与时代变迁的外部环境有关——如果是在一个说真话反而不讨喜的条件下，或者，说真话就可能令人感到恐惧，甚至是会掉脑袋的情况下，人们则是被逼着说假话，有几个人还敢站出来，做那个“指出皇帝新装真相的说真话之黄口小儿”呢？
所以，人们是否愿意说真话，既有人性向善的学习教育、培养、提升的道德修为之原因，更与社会环境的文明程度大有关系。
假如在一个社会中，处于“一群混蛋、连升三级”的翻转环境下，则人性使然之下，就会诱导很多人说假话，说真话就成了稀缺品，甚至是成了危险品！
比如，对于一分好，却能夸成三分好，像当下，一些人吹拉弹唱出“我们已是清场式遥遥领先”；还有什么将“双赢”，都能给“世说新语”成“就是我们赢两次”等等。
一些“流量表演艺术家”赛道中的所谓学者、教授和专家，其一堂演讲的课时费，已是高达18万元、20万元不等，那么，“浮夸式”的话术，就会越来越受人追逐与追捧，就会让讲真话反而变得格格不入，离我们的人心与人性越来越远了……
如果巴金先生还在世，看到现在越来越多如此“复古”的“假大空”话术，仍然横行于世，越来越吃得开，越来越成为一大内卷的行当时，先生是不是会再次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呢？
巴金先生在“谈真话”时曾言：“哪怕是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花费了很长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巴金先生曾被国务院授予“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如果一位作家，不仅只有自说自话的“真话”，即仅仅达到做人为文的底线，而且还能做到柏杨先生所言的“只为苍生说人话”，那么，这样的作家，才能真正配得上“人民作家”之谓吧！
当然，对于普通人，或者普通的为文舞墨者，人们或许无法像对待文人名士那样有着较高的要求，但是，如果普通人面对“说真话”的不利环境和难处，甚至是说真话会有恐惧感时，如果还能最起码保持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之一员，也仍不失是对人性底线的坚守。
毕竟，这样并未因此与假恶丑为伍，或未成为假恶丑的绥靖者，即便没能、不敢说真话，也不至于让人性没落到假恶丑之帮凶的暗黑泥潭中。
努力“讲真话”，即使做不到，也不要走到讲真话的反面——这或许，仍是人性可怜却不可悲与可恨的最底红线所在！
当然，对于巴金先生这样通过对自我和时代的反思、反省，仍在人生末年，能走向一条成为“讲真话”的“人民作家”之路，当然是其个人之幸甚，也同时是时代和人民之幸甚！【原创评论：瑜说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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