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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佐拉瓦尔·道莱特·辛格 (Zorawar Daulet Singh)
编译|崔洛宾 阿斯兰
编译审核 |胡可怡
本期编辑|王璇卿
本期审核|江怡
编者按
自2024年10月起,中印关系在经历四年低谷曲折后终出现积极进展。印知名地缘政治作家和战略事务专家佐拉瓦尔·道莱特·辛格(Zorawar Daulet Singh)撰文称,中印应采取一种动态的方法来超越关系僵局,在安全目标上做到切合实际,在世界秩序愿景上展现雄心壮志,在地缘经济上积极谋求正和(positive-sum),在政治上拥有足够信心顾及双方的国家核心利益。然而,辛格得出这一结论的推导方式却更值得思考。一是对中美力量对比的评估。辛格认为美国不仅丧失了对华军事优势,无法给予印度足够的支持,其对华竞争极有可能将印度拖入新的地缘政治风险。二是对中印经贸关系的定位,辛格认为印度在产业发展方面无法剥离中国因素实现崛起,需要中国的资本和产业支持,但也要在存在安全隐患的关键领域实施管控与限制。三是认为中印应将自身定位为“体系稳定器”,重新发掘利益重合点,并在特定领域开展合作,推动多极世界中的经济相互依存蓬勃发展。整体看,辛格的观点未跳脱出整体战略界对华思考的窠臼,但对国际结构的思考突破了“对美滤镜”,在务实外交的基础上衍生出新的友华思维,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此文章,供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网络
近期举行的一系列中印高层会晤释放出强烈信号,暗示两国领导人正在积极探索摆脱持续长达四年边境僵局的有效办法。自2020年以来,中印关系一直处于相互反感、充满不确定性且外交接触极为有限的状态之中。在2020年6月发生了导致人员伤亡的边境冲突之后,双方军队在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部署,这一情形即便是在冷战时期也未曾出现过。
2024年10月,印度外交部最终宣布边境对峙取得重大突破。双方商定了全新的巡逻安排,将军队从边境主要摩擦点的前沿地区撤离,预计这一进程最终将促使紧张局势逐步降级,军队也将返回和平驻地,进而标志着危机正式结束。
该决议达成的时机极为有趣,因为它与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大动荡紧密相关,而这些动荡共同构成了中印谈判突然成功解开“死结”的宏大背景。
一、地缘政治
国际秩序的迅速演变促使中印决策者认真思考如何打破僵局。其中一个关键的推动因素在于,与过去几年国际体系的动荡变化相比,中印关系显得异常沉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是处于这种异常状态下的中印关系,也比其他几组大国关系更加和平、稳定且具可预测性——美俄卷入了一场极具毁灭性的代理人战争,从许多方面来看,这场战争使美俄关系变得比冷战期间的双边关系更为糟糕。与此同时,中美也陷入了强烈的相互不信任和巨大不确定性之中。
导致印度重新评估中印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美国是否能够持续成为维持中印关系异常状态的筹码?自2020年以来,印度的决策者们时常自问这个问题。而如今,答案却令印度深感不安。
从宏观层面来看,印美关系愈发呈现出交易关系的特质,且与中国的关联日益紧密。倘若曾在过往的某个时期,人们普遍持有“美国是解决印度‘中国问题’(India’s China problem)之关键”的观点,那么在当下,这种假设已然不复存在。美国政府已然明确地展现出,其在更大程度上将印度视作未来中美对抗中的一个有用工具,而非一个拥有自身合法地缘政治利益与宏大抱负的大国。
美国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引发了印度的不安情绪,他们一方面忧虑若中印边境爆发严重冲突,美国无法给予印度足够的支持以使其在对华态度上保持强硬;另一方面又担心印度可能会被卷入西太平洋地区极具致命性的中美军事冲突之中。更为复杂的状况是,美国已然失去了对华军事优势,无法在完全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在亚洲构建安全架构。而这些基本的既定现实,未来的美国总统难以改变。
倘若美国无法将力量平衡调整至对印度有利的状态,且其不可预知的负担以及与中国之间的安全热点问题极有可能给中印关系带来负面冲击,那么印度决策者务必在地缘政治层面上尽最大可能使中印关系与美国的影响相隔绝。
这无疑是一个棘手的安全问题。从国家利益层面考量,印度必须对与中国的关系进行有效管控,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
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印之间的竞争实际表现屡次受到地缘政治大背景的深刻影响。双方先后历经缓和、妥协、冷战、有控制的竞争、和平竞争以及合作等多个阶段。在这些不同阶段中,尽管两国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始终未曾完全消弭,但双方均能够依据世界秩序的起伏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在那些比当前更为紧张、意识形态敌对态势更为显著的阶段,中印两国都曾对双边关系进行务实管理,原因在于这符合双方的自身利益。这段涵盖冲突、竞争以及合作管理的历史,理应成为当代决策者的一个成熟模板,以便在未来岁月中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情况。
二、地缘经济
导致印度重新评估中印关系的第二个因素是迅速变化的地缘经济环境,以及重塑中印经济依存关系的战略需要。
在中印关系的前一阶段,全球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彼时,西方国家曾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大多数崛起大国的经济政策并非以增强国家实力为核心,重点主要置于经济增长的数量而非质量上,且对该增长给工业、技术进步以及就业机会带来的影响缺乏考量。然而,在过去十年间,这种开放却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正被一种碎片化、竞争激烈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化所取代。面对全球性的权力转移,主要大国纷纷诉诸产业战略、贸易战以及经济制裁等手段。这些手段在更早的时代颇为常见,但在 21 世纪初全球化所呈现的“平坦世界”(flat world)图景中,曾被广泛认为已然过时。
因此,印度不能仅仅依赖于增长、现代化以及创造就业的战略,将希望寄托于外部经济形势的好转。相反,印度需要亲自书写全球化的下一个篇章,在西方国家公然滥用全球公共产品以实现其狭隘地缘政治目标的背景下,印度应努力促使国际规则、规范反映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随着西方放弃其应尽责任,印度与中国应当将自身定位为“体系稳定器”。这也是中印两国试图重新发掘利益重合点,并在特定领域开展合作的关键原因所在。这些中印利益重叠的领域,可以被视作未来潜在的公共产品,通过这些产品,多极世界中的经济相互依存将得以蓬勃发展。当然,在捍卫和引导全球化朝着包容非西方的方向发展的进程中,还有其他的合作伙伴。金砖国家是当前最为明显的多边合作形式,但在未来可能会出现其他选择。
与新兴的全球经济秩序紧密相关的是贸易、技术以及投资流动等现实问题。中国在全球工业与贸易领域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任何崛起大国经济政策中无法忽视的关键因素。
摆在印度决策者面前的问题是:限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是否确实有助于改善地缘政治的混乱态势?抑制中印经济交往是否真正能够增强印度的综合经济实力?
印度在地缘政治、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均未获取任何优势。经济断链与脱钩之举,未能诱导或迫使中国做出任何地缘政治让步。在过去四年中,印度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处于隐性状态,印度没有一个系统性蓝图来概述其与中国在各个行业以及宏观层面上的经济交往。因此,除少数例外情况之外,之前存在的贸易不平衡与制造业不对称问题基本未得到解决,甚至还有所恶化。
当前,时机已然成熟,可以在硬性经济计划的指引下,以更为先进的方式处理中印在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转变印度的国内能力。虽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倘若没有清晰明确的政策意图和确切信号,两国的相关经济主体都不会采取相应举措,以全新方式处理双方经济相互依存问题。
不言而喻,对于大多数工业和消费电子行业而言,没有中国参与的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根本行不通。即便印度政府期望将越来越多的全球生产链环节进行本地化,但也必须将中国公司、零部件以及技术纳入国家能力建设过程之中,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美国对华的“小院高墙”做法或许有诸多值得印度借鉴之处,也就是在已知存在安全隐患的关键领域实施管控与限制,而在更广泛的相互依存领域,需为跨国、跨地区的经济参与者留下有机互动的空间。当然,印度的最终政策不可能是一概而论的,它将涵盖一系列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将阐明印度经济各行业的不同细节与具体目标。
随着中印领导人在俄罗斯喀山金砖国家峰会上最终打破僵局,中印关系即将迎来变化。在过去四年中,两国在缓和关系方面的观点大相径庭,如今需要采取一种动态的方法来超越这一僵局,即在安全目标上做到切合实际,在世界秩序愿景上展现雄心壮志,在地缘经济上积极谋求正和(positive-sum),在政治上拥有足够信心顾及双方的国家核心利益。鉴于当前国际形势,中印之间进行负责任、建设性竞争的逻辑是可以实现的,并且能够在严肃的双边谈判中得到充实。
作者简介:佐拉瓦尔·道莱特·辛格(Zorawar Daulet Singh),印度知名地缘政治作家和战略事务专家。
本文编译自《印刷报》2024年10月22日文章,原标题为India’s national interest demands better China ties. Don’t let West influence it 原网址为:https://theprint.in/opinion/indias-national-interest-demands-better-china-ties-dont-let-west-influence-it/232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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