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知青姐姐鼓励帮助我自学成才，我陪姐姐过一生|初中|姗姗|知青岁月|读书|高中

知青岁月：我不是知青，却娶了一位漂亮的知青姐姐，幸福一辈子

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父母也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我小时候家里穷的都吃上饭，更没钱供我读书，我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回家了，十四岁开始到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挣工分，我是全大队乃至全公社年龄最小社员。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农民子弟，我不是知青，原本跟知青也没有什么瓜葛，可最终我却娶了一位漂亮的女知青，我成了知青家属，也就和知青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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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1969年春天，也就是我参加生产劳动的第三年，那年我十六岁。那天午后，我正要出工劳动，我们周庄大队突然驶来两辆大卡车，从车上下来了一帮城里的年轻人。听等候在村口的大队书记孙大爷说，他们是青岛来的知青，是来我们大队插队落户的。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知青，只听说他们来了就不走了，要在我们大队扎根落户生活一辈子。

那天下午我们队的社员都没出工劳动，队长孙二叔告诉我说：“绪明，人家青岛知青来咱这插队落户了，你们几个年轻人赶紧去队部再把院子打扫一下，帮你婶子他们挑几趟水，回头就到大队部来找我，我先去大队部开会。”

其实，队部的那两间房子早就拾掇好了，院子里也打扫干净了。早就垒砌了灶台，置办好了锅碗瓢盆。腊月前就听说城里的知青要来我们周庄插队落户，这都过完了元宵节，他们才来。

我们几名年轻社员把队部的院子打扫干净，院子里还洒了水，就在我们准备去大队部接知青的时候，孙队长和社员们帮知青们拿着行李在前面引路，知青们紧跟在大伙身后，已经来到了队部院门外。

孙队长让我们帮知青们把行李搬到屋里摆放好，五名女知青住靠里面的那间房子，六名男知青住靠着仓库的那间房子，他们睡的都是地铺，锅灶就垒砌在了以前存放农具的那间仓库里。

帮知青们摆放好了行李，我才偷偷打量城里来的知青，城里来的知青就是跟我们农民不一样，他们穿的衣服都很好看，皮肤都白白净净的，特别是那几名女知青，都细皮嫩肉的，一个比一个漂亮，他们还热情对我们说：“谢谢大家，你们受累了。”“谢谢”这个词汇当时在我们农村很少有人说，我们都觉得很亲切也感到很新鲜。

两三天后，知青们就和我们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了。知青们第一天参加生产劳动，孙队长让我和孙大爷带着知青去村东那片麦地给麦田松土（搂麦子）。刚开始知青们连农具都不会使用，更别说会干活了。孙大爷耐心给他们做示范，我也告诉他们怎样使用农具，还再三叮嘱他们不要伤了麦苗。他们虽然干得很慢，但都很认真，也虚心学习。特别是一名漂亮的女知青，还一个劲问我她干得合不合格。

过了两天，我知道了那个漂亮女知青的名字，她叫郝姗姗，十六岁，初中毕业，祖父和她父亲是政府机关的干部。是她主动告诉我她叫郝姗姗的，她还问了我的名字，问我上了几年学。

在生产劳动中，我给了郝姗姗很多关爱和帮助，她很感激我。后来和郝姗姗熟悉了，我就叫她姗姗姐，她喊我绪明弟弟。有一次我问她什么叫知青？她说知青就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我又问她：“姗姗姐，小学毕业算是知青吗？”“我认为小学文化不能算是知青，最起码也得初中毕业或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才能算是知青。”姗姗姐微笑着回答我。我长到十六岁，姗姗姐是第一个和我好好说话的异性，她们女知青中，姗姗姐也是第一个主动和我们男社员说话拉呱（寡）的女知青。

自从我们生产队来了青岛知青，我们队的年轻社员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平日里不洗脸不梳头的男青年也开始学着梳头打扮了，蓬头垢面的男青年渐渐少了。大闺女小媳妇也爱打扮了，头发梳得理顺了，衣裳也干净了。我之前就是比较讲卫生的人，哪怕衣服上有布丁，我也都是穿得干干净净，这都是我妈对我的影响，她常说人可以穷，但不能懒。衣裳破旧不要紧，只要干净就行。姗姗姐主动和我说话拉呱，应该就是我讲卫生的原因。但有一件事令我很苦恼，就是我没上初中，算不上知青，在知青面前，我就觉得比他们矮了大半截，我很想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知青。

那次在收工回家的路上，我问姗姗姐：“姗姗姐，你说我能成为知青吗？我怎样才能成为知青啊？”“这个容易啊，你不是小学毕业生吗，那你自学初中课程啊，学完了初中课程再自学高中课程，只要你多看书学习，多学习文化知识，你就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知青。”

听了姗姗姐的话，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知青。

什么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上小学时有老师讲课，小学课程我都没学明白，自学初中课程，肯定有难度啊。每天吃过晚饭，我就在煤油灯下翻看小学课本，直到把小学课程都弄明白了，我就借来初中课本，开始自学初中课程。

我爸看我晚饭后就看书学习，就问我：“绪明，你天天点灯熬油干啥呀，干一天活不累啊？”“我想当知青。”我不假思索地说道。我爸狠狠瞪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看把你能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你那熊样，还想当知青，当知青能当饭吃啊，你看他们城里来的知青，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还知青呢。”

我妈却支持我学文化当知青，她说白天不耽误出工劳动挣工分，晚饭后看书学习有什么不好，总比到处串门子胡闹腾好吧。得到了我母亲的支持，我自学初中课程的信心就更足了。

姗姗姐得知我自学初中课程时，她很高兴，对我说：“绪明弟弟，以后你有不会的问题就来问我，我不会干的农活就跟你请教，咱俩互相帮助。”

时间过得飞快，一晃就到了1972年春天，在农村锻炼了三年，知青们都学会了干各种农活，身体也强壮了。特别是那五名女知青，虽然皮肤晒黑了，可他们越来越漂亮，正应了那句老话：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特别是姗姗姐，她不光是个子高了，身体结实了，她的模样更俊了，线条也美了，美得就像天仙一样。

私下里，我们队里的年轻小伙子最爱议论的就是姗姗姐，大家都说姗姗姐太漂亮了，就像下凡的仙女，以后谁要是能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那可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祖坟一准冒青烟。

我虽然是个农民，可我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不光想能成为一个知青，还想着以后能找一个像姗姗姐一样漂亮的媳妇。姗姗姐是我的偶像，也是第一个走进我梦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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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学初中课程期间，我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姗姗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要是没有姗姗姐的帮助，我很难自学完初中课程。

等我全部自学完了初中课程，姗姗姐拿出以前他们学校的考试题让我做，她也出题考我，我基本都能做对，姗姗姐说我的文化程度已经完全达到了初中毕业生的水平，我算是知识青年了。姗姗姐还鼓励我自学高中课程，我说我们大队连初中毕业生都很少，一个高中毕业生都没有，上哪去借高中课本啊。姗姗姐笑着说：“我也在自学高中课程，咱俩一块学。”

因为和姗姗姐经常一起探讨学习中遇到的难题，村子里渐渐有了闲话，说我和人家青岛知青谈恋爱了。对于这样的闲话，姗姗姐倒是不在乎，她说谁爱说啥就说啥，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担心影响了姗姗姐的名声，就尽量少和她来往。我爸也听到了村里的风言风语，他就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你也不散泡尿照照自己，就你那熊样，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我爸从不骂别人，就会骂我，什么话噎人他骂什么，在他眼里，我啥也不是，就是一个怂包，一辈子也像他一样，只能修理地球。其实，也不能怪我爸，当时已有知青招工进城了，也有到县里当干部的，村里人背后也议论我，我说满头高粱花子，还想跟人家城里的知青谈恋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看我也二十一岁了，我爸就托媒人给我张罗对象，他说给我娶上了媳妇，也就有人管我了，省得我让村里人说三道四给祖宗丢脸。

1974年秋天，姗姗姐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也通过了文化课考试，结果她却没能通过政审，政审意见是不宜录取。和自己梦想的大学失之交臂，姗姗姐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好久没看到她脸上有笑容。后来我问姗姗姐因为啥没能通过政审，姗姗姐跟我说出了实情。

原来，姗姗姐的祖父是市委的重要领导，她爸也在政府部门工作，她妈是高中老师。文革开始后的第三年春天，有人举报郝姗姗祖父的弟弟解放前去了台湾，郝姗姗的祖父成了间谍特务反革命，罪名很多，郝姗姗的爸爸、妈妈都被停职反省，原本该上高中的郝姗姗也被拒之校门外，她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郝姗姗的二爷爷（郝姗姗祖父的弟弟）到底去没去台湾，她祖父也不清楚，抗日战争胜利后，郝姗姗的祖父因为身负重伤回到了青岛，她二爷爷从此也就没了消息，有人说他在渡江战役中阵亡了，有人说他跟着老蒋去了台湾，到底是咋回事，谁也说不清楚。

后来的招工招干，姗姗姐也是因为家庭问题没能通过政审，就连青岛国棉厂招工都要政审，姗姗姐想通过招工回城，简直是比登天都难。到了1977年秋天，在我们周庄大队插队落户的青岛知青基本都招工进城了，剩下的都是家庭有问题的知青。姗姗姐不能招工进城，她虽然很苦恼，但没颓废，空闲时间就看书学习，她说只有捧起书本，才能忘却烦恼，书籍是帮她消除烦恼的灵丹妙药。

当时我已经二十四岁了，我父母天天催着我找对象，好像我找不到对象，地球就要毁灭似的。说句实话，那个年代我们农村青年结婚都早，像我二十四岁还没订婚的，我们大队除了那几个光棍，就我一个人了，我基本也被打入光棍的行列了。姗姗姐也劝我赶紧找个对象结婚，省的父母为我着急。我问她：“姗姗姐，你为啥不着急结婚啊，你比我还早出生三个月呢。”姗姗姐无言以对，只是摇着头苦笑。

我也试探着问过姗姗姐，能否考虑一下和我一起生活，姗姗姐苦笑着说：“绪明弟弟，不是你不优秀，是我没有心思考虑个人问题，我是一心想回青岛，我父母就我一个女儿……”

那年初冬，国家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姗姗姐鼓励我和她一起报考。我说我不行，一个小学毕业生去参加高考，村里人还不得笑掉大牙啊。姗姗姐却鼓励我说：“要有信心，不去试一下咋就知道自己不行啊，我知道自己很难通过政审，但我还是要报考，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万一，万一要是……”

不顾乡亲们的耻笑，顶着我爸冷嘲热讽的巨大打击，我和姗姗姐一起到公社报了名。当时负责报名登记的工作人员问我什么文化程度，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说：高中文化。人家问姗姗姐，她说是初中毕业。

经过近两个月不分昼夜地拼命复习，我心怀忐忑地参加了高考，结果真就考上了山东化工学院，那年我们潍县考上大学的不多，我成了我爸口中瞎猫和死耗子的组合，乡亲们也都觉得不可思议，说我家祖坟上可真冒青烟了。可他们谁又知道，为了弄明白一道数学题，鸡都叫三遍了，我还在看书学习。

1978年春天，姗姗家的父母恢复了工作，她就和我一起来到青岛，把我送到学校，她才回家看望父母。那年秋天，姗姗姐也回青岛读书了，她考上了山东海洋学院，我们距离虽然很远，但一个月至少能见一次面。姗姗姐家条件好，她给了我很多关照和帮助。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二轻局工作，姗姗姐毕业后分配到科研所工作。姗姗姐参加工作不久，带着我去她家吃了一顿饭，我俩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当我带着父母到青岛和姗姗姐的父母见面时，我爸竟然踹了我一脚，薅着我的耳朵骂我：”你这癞蛤蟆还着真吃上天鹅肉了，我还以为你会打一辈子光棍哩。”

1984年初夏，我和姗姗姐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简单的婚礼，那年我三十一岁。我不是知青，最终却娶了最漂亮的知青姐姐，我在睡梦中都能笑醒。当年要不是姗姗姐辅导我自学初高中课程，要不是姗姗姐的鼓励和帮助，我是很难离开农村的，更别说考大学当干部了。姗姗姐是我人生中的贵人，也是我的恩人，她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退休后，我俩经常回到周庄看望乡亲们。每次他们青岛知青回潍坊看望乡亲们，姗姗姐都会拉着我一起去献爱心，我也成了他们知青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