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减税”是“新右翼”运动的重要诉求。在上一个任期中，特朗普政府推行了规模巨大的减税法案，并在2024年大选中再次将“减税”作为主要竞选主张。当然，特朗普的“减税”主张一直招致民主党的普遍批评和坚决反对，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自然而然地将反向“加税”作为重要的施政举措。在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中，“减税”是有益于富人的政策，而共和党能够赢得2016年大选以及特朗普始终能够掌控共和党的最关键支持则是来自白人蓝领、中小农场主等并非富人的工薪群体。因而，早在2016年11月特朗普刚刚拿下总统宝座的几天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就郑重撰文发问：为什么穷人支持给富人减税的特朗普？
这篇文章结构精致复杂，列举了众多因素，构建了复杂的因果机制。不过，归根结底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只有一个字——“笨”。白人蓝领等穷人太“笨”了、不听劝告，认不清自己的利益和特朗普的真实面目，支持了严重损害他们切身利益的共和党。这一论断也迅速得到了广泛传播。近年来，美国的大富豪们要求“加税”的戏码反复上演。例如，在2019年6月，《纽约时报》就刊登了美国18名超级富豪的联名公开信，他们呼吁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支持对美国最富有的群体征收更高额度的财富税。这封联名信的签署者包括：乔治·索罗斯、迪士尼家族继承人阿比盖尔·迪士尼、脸书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以及沃伦·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的女儿莫莉·芒格。因此，按照席勒教授的思路，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富人反对给富人“减税”的特朗普？
难道也是因为这些富人太“笨”了，“笨”到认不清自身的利益？显然，即使贵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教授恐怕也不敢说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水平就比乔治·索罗斯、沃伦·巴菲特等人强，更遑论去评价他们的经济实践能力了。跨国公司和大富豪们肯定不会是因为认不清自身利益、太“笨”了而反对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减税”计划，当然也不可能是因为所谓的“道德高尚”“浑身流淌着道德的血液”。那么，他们又是为什么反对“减税”？“新右翼”运动提出的“减税”计划对他们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减税”计划对美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又意味着什么？
表面上看，如今“新右翼”运动的“减税”计划似乎就是共和党的里根总统在1980年代实施的“涓滴经济学”的翻版。也就是说，通过“减税”，一方面，降低个人负担，刺激个人消费，扩大美国的内需市场；另一方面，降低企业负担，让在美国国内的企业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再生产，同时吸引在海外的美国企业和资本回流美国，吸引外国企业和资本进入美国。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市场、提升劳动者工资的最终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美国政府因为“减税”在最开始阶段减少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配比例，并且需要削减一些公共开销和主要是用于穷人的福利支出以维持国家财政平衡；但是，等到蛋糕做大了、经济增长了之后，最终还是会让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让美国穷人在经济增长中收获更多的好处。
然而，“新右翼”运动的“减税”计划不只这么简单。跨国公司和大富豪们真正反对的是特朗普“减税”计划的另一面：强化征税，打击避税。具体来说，如果只有“减税”措施，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并不会将生产车间迁回美国，这既有供应链和产品制造的综合成本考虑，更是因为全球避税能让他们在其他国家享受到远远低于特朗普“减税”计划提供的21%的公司税率。例如，2016年8月，欧盟委员会调查显示，苹果国际销售公司在注册地爱尔兰的实际税率只有2%—3%。这个官司打得旷日持久，2024年9月欧盟委员会才又做出了进一步裁决。而在2018年1月，在特朗普政府“减税”计划的强迫式“吸引”下，苹果公司向美国国内汇回了2600亿美元资金，并按照15.5%的优惠税率一次性缴纳了380亿美元的巨额税款。这意味着，“减税”计划其实“迫使”苹果公司多支出了300多亿美元。简而言之，特朗普政府的“减税”计划实质是：既要“减税”，也要更好地“征税”。
进而，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减税”计划背后的美国阶级斗争。实际上，在“减税”问题上，绝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做出有违自身利益特别是阶级利益的选择。在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和民主党的“加税”计划中，都会有不同的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收获利益，而另外一些群体却会受到损害。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特朗普“减税”计划的受益者主要是中小企业和中产阶层。他们既没有搬出美国和全球避税的能力，也不可能花高价请专职的税务师和律师为自己“规划纳税”。因而，“减税”法案会直接减少他们的税费支出。并且，有可能通过刺激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提升工资水平等方式进一步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他们是“新右翼”运动的主体，是特朗普长期掌控共和党的核心力量。
第二，美国收入最低的社会群体的利益会因“减税”计划受到损害。公共福利主要来自国家税收，因而“高税收，高福利”，“低税收，低福利”，两者总是相互伴生的。除了极少数的资源型国家，不可能存在“低税收、高福利”的情况。所以，对美国那些处于最低收入阶层的低端服务业从业者和无业人群来说，“减税”计划很少降低他们的实际税负（因为他们本来也不用交多少税，往往达不到个税的起征点），却会削减他们赖以为生的公共福利。因此，他们一直更支持主张“高税收，高福利”的民主党。美国政治中从未发生过“穷人支持给富人减税”的奇幻情节。
并且，这两类人群虽然都属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但是现在他们在美国政治中却存在尖锐冲突。因为美国政府提供给第二类群体的公共福利往往来自向第一类群体征收的税。正如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提名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J.D·万斯，他生于1984年，出身蓝领工人家庭，他的父辈、祖辈在近百年时间里曾经一直是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他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出版于2016年，因为特朗普的当选曾经长期占据美国畅销书榜单的榜首位置。万斯在书中写道：
“我怎么也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挣扎，而那些靠着政府的慷慨赠予活着的人却能用上我只能在梦里用上的花哨玩意……每隔两周，我都能领到一份微薄的工资单，能看到从我的工资里面扣除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所得税。而我们那个药物成瘾的邻居买丁字牛排的频率可能比我领工资的频率还高。我穷得不能给自己买丁字牛排，但在山姆大叔强制下，我的钱最终被别人拿去买了。这就是我在17岁时的心态。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阿嬷口中的‘工人的党’——民主党并不像他们被吹捧得那么好。”“政府在付钱给那些啥都不干的人们！这些人在嘲笑我们的社会！我们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反倒因为每天工作而受到嘲笑！”
第三，跨国公司和大富豪较难从共和党的“减税”计划中收获什么好处，甚至可能遭受很大的损失。前面已经讲了苹果这个跨国公司的例子，再来看一看大富豪。在奥巴马时期，沃伦·巴菲特就说了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我的秘书的税率比我还高”，他据此一直建议政府多向富人征税。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巴菲特的税率始终还是远低于他的秘书。为什么？不是美国政府不想多收税，而是因为大富豪们的避税工作做得太好了。正如共和党议员曾经回应巴菲特的：“你要是觉得税率低了，就少搞点避税手段。”当然，美国大富豪中也有少许“避税不力”的特例，例如特朗普本人。2017年，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曾经曝光了特朗普2005年的税单。这份税单曝光前，民主党、各路媒体乃至特朗普的共和党对手们摩拳擦掌，认为即将抓住特朗普的避税丑闻，准备大干一场。然而，最终税单显示，特朗普当年的纳税比例是25.3%，这令特朗普的政敌们十分失望。虽然这一税率仍然显著低于中产阶层的实际税率，美国中产阶层的实际税率在30%左右甚至更高，但在美国大富豪中十分罕见。也就是说，特朗普的“减税”法案有利于他自己这样的不善于全球避税的少数富人，因为他的产业主要是在美国的地产及相关产业，但是并不利于大多数和他一样富有的人，所以从政后旧日的很多富豪朋友与特朗普分道扬镳。同样，我们也能看到，现在支持共和党的美国富豪大多是资产主要在美国境内的、从事传统产业的富豪，比如拥有美国第二大私人集团的科赫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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