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右翼”发动贸易战的逻辑是什么？2016年以来，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成为美国社会中的强大政治运动。总体来看，数十年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让美国收获颇丰，但是全球化的利益在美国内部的分配并不均匀。跨国资本、金融资本、科技巨头在全球化浪潮中赚得盆满钵满，蓝领工人、无法跨国的中小企业和在地资本则深受其害。例如，有美国智库曾经研究指出，美国每年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中获得的收益高达1万亿美元，而损失只有500亿美元，但是这500亿美元的代价主要是由蓝领工人特别是“锈带”地区的蓝领工人承担的，而联邦政府、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法案用于帮助他们转岗培训再就业和扶持补贴的资金只有40亿美元。这些数据未必足够的精准，但是大的趋势确实如此。就像曾于2016年和2020年两次参与民主党总统初选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所指出的：
“所谓的自由贸易政策对美国工人来说一直不利好。由美国公司制定的协议使得公司更容易关闭美国的制造工厂，抛弃美国工人，而更方便把工作转移到低工资国家。”
桑德斯是民主党的最左翼，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和共和党“新右翼”的看法是一致的，这正好反映了美国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颠覆性变革。不难理解，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美国制造业蓝领工人逐渐积累起了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极大怨气。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蓝领工人的怨气并没有对美国拥抱全球化的大趋势和内政外交政策产生方向性影响，因为这时候他们在选举中并不重要，不足以影响总统宝座、议员席位和国会控制权的归属。具体来说，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蓝领工人和工会组织一直是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东北及五大湖各州等美国工业基地，也就是今天的“锈带”地区一直是支持民主党的铁盘。因而，“锈带”地区的蓝领工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保有着“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的路径依赖，就像万斯参议员的外公外婆那样。更重要的是，在“新右翼”运动兴起前，共和党一直比民主党更加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所以，在美国的两党政治体制下，“锈带”地区的蓝领工人没得选，他们的诉求无从表达、怨气无处宣泄。
然而，“新右翼”运动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切。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横空出世，打出了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鲜明旗帜，被特朗普改造后的共和党承诺将通过贸易战等方式把符合美国蓝领工人需求的中低端制造业工作带回美国。“锈带”地区的蓝领工人因此有了可以真正表达诉求，或者说至少能够发泄怨气的选择。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正是依靠蓝领工人的选票以微小的差距赢下了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密歇根等三个关键的“锈带”州，从而代表共和党拿下了总统宝座。要知道，自1984年大选里根总统之后，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已经在连续7届大选累计28年中没有赢得过这三个州的支持。同样，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和民主党能够获胜的关键则是又以十分微弱的优势赢回了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这三个“锈带”州。
简而言之，虽然蓝领工人群体的选票总量并不多，现在美国制造业工人总数也就只有1200多万人（而且这1200多万人并不是都受到了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负面影响），但是蓝领工人群体在两党竞争激烈、胜负差距极其微小的“锈带”地区发挥着关键作用，百分之一、百分之零点五甚至更少的选票就可能左右美国大选的胜负、总统宝座的归属。所以，“锈带”地区的蓝领工人成了当前共和党、民主党争夺的关键选民群体。特朗普提出了共和党的新口号：“共和党是代表美国工人的党，代表美国家庭的党，代表美国梦的党”。拜登则反复强调自己是“宾夕法尼亚州工人家庭的孩子”的阶级标签。由此我们看到了一幅非常有趣、好像拿错了剧本的情景：在最最资本主义的美国，“代表工人阶级”却成为当下两大主流政党至少是要在口头上和宣传中反复强调、不断重申的共同“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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