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至1933年,苏联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饥荒,席卷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以及俄罗斯其他地区,其中尤以乌克兰受灾严重。据统计,乌克兰有300万-600万人在大饥荒中丧生。这场大饥荒深远地影响了乌克兰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甚至成为今天影响俄乌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大饥荒的爆发
实际上,乌克兰土壤并不贫瘠。相反,那里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自古以来,乌克兰一直有着“欧洲粮仓”的美誉。一战前夕,乌克兰平均每年出口的谷物,占全世界谷物出口总额的26.1%。在苏联建立初期,乌克兰在农业方面的生产率最高。但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时候苏联为极力发展工业建设,进行了农业集体化运动。1929年11月3日,斯大林发表了一篇名为《大转变的一年》的文章,斯大林表示要在农村中强制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彻底变革——农业集体化。
农民们对这件事很不理解,尤其是乌克兰人。结果,在未做好物质准备和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农业集体化开始大范围推行。然而,苏联强行下令乌克兰、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北高加索、西伯利亚等地区的集体化要在1-3年完成。
很快,苏联境内一座座集体农庄被建立起来。人们被禁锢在土地上,没有迁徙的自由,地里出产的粮食无论是商品粮还是口粮,以及家中的牲畜,都被大量收购。其目的是出口以换得大量外汇来购买设备、技术,实现苏联的快速工业化。
1930年8月,斯大林在写给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清楚,大意是:必须要增加粮食出口,否则我们就没有工厂和制造业。
可是苏联没有注意到,乌克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
根据苏方的统计资料,1929-1931这三年中,每年收购的粮食数量和出口数量都在增加。可是就在1931年,粮食却突然出现了明显的减产,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也出现很大的下降,而出口数额却达到了历年来的最高峰。
粮食减产的原因很多,自然灾害是一个重要的诱因。1931年,苏联包括乌克兰遇到了旱灾。6月,乌克兰大部分地区遭受到相当严重的干旱,且一直持续到1932年。
1931年春季的异常寒冷也是粮食减产的一个因素。倒春寒让乌克兰农民不得不推迟春播,后来又遇到干热气候,最终使得作物的生长受到很大影响。
除了自然灾害,还有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的原因。1931至1932年,苏联城市人口增加了400万。大量增加的城市人口也需要更多的粮食供应。苏联更看重城市,为了养活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苏联政府势必增加对农村的粮食收购。
斯大林认为,要搞好集体农庄,实现农业集体化,就必须清除富农阶级。于是,在1929年,他正式提出“消灭富农”的口号,却又没有划分富农的标准,结果导致很多中农被错划为富农。
更为严重的是,消灭富农后,农村中那些最有经验、最有文化、最勤奋的人不见了,剩下的人粮食生产能力明显不如那些富农。
遇事,在上述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饥荒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大饥荒的惨状
1932年初,西伯利亚和乌拉尔首先出现饥荒现象。不久,灾难即蔓延至乌克兰的大多数地区。大饥荒一直持续至1933年底,几乎覆盖了苏联的所有重要产粮区,其中乌克兰受灾情况十分严重。
1932年的2月是灾难的开始。就在2月份,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首次提到乌克兰一些地区出现了粮荒。
一位妇女向村委主席要吃的,她绝望地喊道:“给我们一些吃的!给我们面包!我很饿,孩子们都浮肿了,我们不能忍受了,你会遭天谴的!”可是村委主席本人那里也没有食物。还有一些地方的村民试图武力抢劫粮库。
自1932年4月,农村地区的死亡率开始超过正常水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月。而在城市里,被父母遗弃的小孩越来越多。
在饥荒严重的地区,到处都有挨饿的人。妇女哭,男人也哭。由于粮食的缺乏,黑市的面包价格飙升到1927年的6倍之多!
这年7月,饥荒继续蔓延。国外旅行家卡维思·韦尔斯在书中描述当时的见闻:“孩子们正在吃草。肚子严重肿胀的小孩子在非洲和其它热带国家很常见,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白人小孩这个样子。”
为了活下去,农民们想尽办法去弄吃的。一些妇女实在没办法,偷偷剪了一些麦穗回来,却要面临十分严厉的刑法。一位妇女剪了100个麦穗,被判了10年,而她的丈夫在两周前已经活活饿死了。
饥民们吃猫,吃狗,吃马,很快连动物也吃光了,然后是皮制品和动物骨骼,也煮了吃掉。还有人注意到,小孩们玩的羊拐玩具不见了。原来,它们被偷去作为别人的果腹食物。那时人们常常将骨头收集起来放到锅里煮烂,碾碎了吃。
人们因饥荒而出现大规模死亡,饿红了眼的人们开始吃人,这可怕的现象很严重。在一份报告中,有一位年经的农民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并将其尸体吃了。
乌克兰政府部门经过调查发现,仅在1932年3月,就有72起吃人事件,65起吃尸体事件。发生吃人事件的地区,往往是受灾异常严重的地区。
1933年1月,斯大林下令封锁乌克兰边界,不允许农民随便离开。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们本想去其他情况稍好的地方讨生活,但是大多数都会被拦截,遣返回来,继续在饥饿和死亡中忍受煎熬。
饥民们已没有任何生路,一些人铤而走险,去抢劫粮食,甚至发动暴动,目标仅仅是仓库里的粮食。然而,这些骚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
1933年3月至7月是饥荒的死亡高峰。死亡人数之多,许多村子已经不再登记死者了。农村里的尸体已经来不及掩埋,只能放在屋子里或者堆放在房子周围。许多人已经麻木,就在等待死亡,对于死人的事一点反应也没有。
由于长期缺乏营养,人们身体萎缩,皮肤起皱,即便是小孩看上去也像老人一般。人们四肢瘦得皮包骨,身体却出现浮肿。身体变得极度虚弱,所以只好躺着不动。很多人就是在这种半清醒的状态下,最后心力衰竭而亡。
大饥荒时期的乌克兰农村,简直是一幕幕末日情景。
三、苏联的反应
大饥荒爆发后,苏联政府高层的态度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早在大饥荒还未爆发前的1931年1月,乌共中央就已经收到271个区发来的有关粮食征集制负面影响的报告。第二年,乌克兰农民甚至联名上书斯大林,报告农村粮食短缺的问题。
但苏联政府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
乌共第一书记曾向斯大林通告过乌克兰粮食生产的严峻形势。但是,这些都没引起斯大林及苏联政府的重视。斯大林认为乌克兰饥荒就是编造的谣言而已。
不少领导因为向斯大林直言相告乌克兰的灾难而被罢免。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请求斯大林救助正在挨饿的儿童,结果遭到拒绝。乌克兰军区负责人也曾请求斯大林救济难民,也被谴责。这些领导人最后都被解除了职务。
然而,苏联政府的粮食征集令却并未减少。斯大林对粮食征购的情况十分不满意,甚至认为乌克兰党组织在粮食征购中工作不力。
他甚至制定出更加严厉的法令,如规定农民不得离开农村;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人将会面临更重的刑罚且不得赦免。即使法律如此严苛,也无法约束饿得发昏的农民。
自1932年下半年至1933年1月,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共有5万余人被上述法令判刑,其中2100余人被判了死刑。
为了完成征粮工作,苏联政府组织人员去农村征粮,他们被称为征粮队。这些人冷酷无情,说他们是暴徒倒更贴切。征粮队到村中时,往往佩带钢棍,村民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毒打。
不过,大饥荒还是逐渐引起了苏联的重视,并开始采取缓解饥荒的措施。首先,大大减少粮食出口,加强国内粮食储备。苏联在1932年的粮食出口已经由1931年的518万吨锐减至181万吨。
另外,从1933年2月开始,苏联开始调拨粮食援助乌克兰。不过,这些援助大部分给了城市,使得乌克兰城市居民避免了大规模死亡。
对于农村地区,苏联在1933年春调来大量拖拉机进行春耕,播种面积也扩大了210万顷。同时,号召村民寻找粮食替代品,组织生产,进行自救。
苏联政府也开始对官员的救助工作进行监督,以遏制饥荒的蔓延。若是哪位官员没有将病倒的灾民送入医院,他将受到追究。
苏联当时对儿童的救助非常重视。不仅要求当地官员扩大儿童福利院和托儿所,还被要求提供膳食,保证每个小孩每天半瓶牛奶。
由于苏联政府的正视面对,并采取合理的对策,自1934年起,乌克兰大饥荒逐渐缓解,并最终走向终结。
文史君说
乌克兰大饥荒,不仅是一次粮食短缺的危机,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与人性的考验。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空前,对于乌克兰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一直存在争议,至少在300万以上应当是没有异议的。无疑,斯大林与苏联高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连小刚:《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研究》,苏州科技学院,2009年。
沈莉华:《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评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4期。
李燕,王丽敏:《斯大林有没有制造饥荒 ——对斯大林在苏联 1932-1933 年饥荒中责任的探讨》,《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6期。
吕卉:《苏联1932—1933年“大饥荒” 始末新探》,《北方论丛》2009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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