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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中国人自幼就能背诵这样一句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国唐朝诗人李绅笔下的千古名句。不知从何时起，许多人受各种谣言的影响，认为李绅是个表里不一、骄奢淫逸的人。然而，无论是写作这首诗时还是之后，李绅都是清廉正直的好官。
李绅，字公垂，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他出生于大历七年（772），此时的大唐早就不复贞观、开元年间的盛世景象。经过一场“安史之乱”，皇室颜面扫地，中央权力衰微，节度使各自为政，朝中许多官员也完全不顾民生艰难，彼此争权倾轧，对人民横征暴敛。因此，各地起义接二连三。李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长大。他的父亲是乌程县县令，虽然能庇佑家人衣食无忧，但仍然在基层，故而李绅小时候除了要为科举劳心于书卷，还能经常接触到底层百姓，知道他们生活艰苦。这为李绅创作《悯农》奠定了基础。隋朝以来，科举制度逐渐成型，读书人的目标都是“学优则仕”，研读儒家经典成为了做官的手段。对于李绅来说，考取功名也是他光耀李家门楣的重要途径。可是李绅并不想在书斋中埋首苦读，从贞元七年（791）开始周游四方。一方面，李绅效仿盛唐时期的诗人们，用自己的一手好诗作为敲门砖去结交到各地的高官与名士，从而扩展人脉；另一方面，通过游历，李绅也对民间疾苦有了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这可以为日后做官积攒经验。也正是在这7年的游历过程中，李绅明白张籍、王建等名动天下的文豪笔下的百姓艰辛不仅是事实，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唐江山的根基确实已经动摇。因此，贞元十五年（799），李绅在赴京赶考时给时任集贤殿校书郎吕温献上了《悯农二首》。这两首诗用朴素而有力的文字将底层农民生活的面貌描述的淋漓尽致，而且一改盛唐以来诗歌的浮华文风，颇有乐府古韵，受到了吕温的赏识。李绅自幼就接触了底层小民生活，又在各地游历多年，深知稼穑艰难，在科举得中之后，一直清廉简朴，多次赈济灾民，而且政绩卓著。可是这样的清官为污浊的舆论所不容，唐代文人孟棨就在小说《本事诗》中，虚构了李绅对江南美妓司空见惯的故事，一次抹黑他的形象。21世纪以来，互联网上甚至传出李绅爱吃鸡舌，生活荒淫奢侈的谣言。“三人成虎”的例子不断发生，可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就像《悯农》那质朴又真切的文字，会胜过那些华丽空洞的文章，流传千古。参考吴歌：《被抹黑的“悯农诗人”李绅》，《江苏地方志》,2022年第5期严正道：《李绅<古风二首>三辨》，《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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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作为记录孔子和他弟子言行的语录文集，全书一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但被选入人教版语文课本的，却只有区区十二章。这十二章选自不同篇目，又有孔子独白、师生对话和学生对话等不同的形式，但却因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核心思想，而被教材的编纂者选中，成为了学生们接触论语的一个重要环节。
十二章开篇选取的是《论语》第一篇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论语十二章》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提出了节选的核心行为“学”，以及“学”的最终目标“君子”。 “君子”在论语中，是一个几近完美的形象，而“仁”则是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所以君子一定是“仁”的，而“仁”这种最高的道德，也只会属于君子，因此《论语十二章》的最后一章，给出了一个“为仁”的具体方案，“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作为这十二章全篇的总结。如何做到“博学”？要学而时习、学思结合、温故知新，更要乐在其中。如何做到“笃志”？要安贫乐道、重义轻利。“切问而近思”，则是日三省己身、虚心请教，以取长补短。通过“学”成为“君子”，既是《论语十二章》的主题，也和现代教育的目标有着很大程度的重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论语十二章》只有不到三百字，却是最适合学生在成长中学习的部分，教材选取这个部分，一方面可以通过孔子的“微言大义”对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思想品格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在学习之外的部分，《论语十二章》也能给学生一些启发。毕竟“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十二章》虽然治不了天下，指导一个学生的学习生涯，还是绰绰有余的。参考：马卫方、李耀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下的高中〈论语十二章〉教学分析》，《基础教育研究》，2013年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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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起《论语》的时候，经常会下意识觉得论语的作者，就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确实在《论语》的形成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但《论语》本身，却不是孔子的作品。
它是孔子的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针对孔子和弟子的言行编写而成的一本语录文集，所以说严格来讲，孔子不是《论语》的作者，而是《论语》的主角。《论语》真正成书是在孔子去世之后。孔子之死，让儒家学派失去了领头羊，他的弟子们担心孔子的学说失传，于是商量了一下，决定起草一本书来纪念孔子。一起开过会的仲弓、子游、子夏、子贡等人，就成了《论语》的初代发起人，而论语真正的创作者，则是孔子当时在鲁国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这些创作者有些是孔子的弟子、真正和孔子相处过，有些则从其他人口中听说过孔子和弟子们相处的事迹，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各自将自己所知的事情记述下来，汇编而成了《论语》。因为这个缘故，《论语》中不乏重复的内容和视角的转换，篇章间的排列也没什么统一的逻辑，更像是想到什么就记下什么的、语录性质的随笔。书中通过很多子曰和问答，记录了许多孔子和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道德观念、伦理思想，涵盖了政治、文学、哲学等很多不同的领域。文字上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主题，但思想上却始终围绕着“仁”这个核心，并基于这个核心展开了许多讨论。同时因为记录内容主要是孔子和弟子相处方式的缘故，也极大地体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参考：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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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八年，李白在黄鹤楼写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流传千古，和崔颢那首《登黄鹤楼》一起，成为了黄鹤楼的文化标志之一。
黄鹤楼是个很适合送别的地方，孟浩然也不是第一个辞别黄鹤楼的人，这座楼一直都很有“离别”的意象。传说中，仙人子安从这座楼驾鹤离开；曾经被写入出师表的东汉名臣费祎，也在黄鹤楼这个地方和神仙共饮，乘鹤飞升而去，因为这两则传说，崔颢在开元十一年登楼后写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诗句。李白七年后登楼写诗，辞别孟浩然的第一句“故人西辞黄鹤楼”，和他另一首《江夏送友人》中“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黄鹤振玉羽，西飞帝王州”都用了这个典故，虽然说的是离别，但李白以仙人驾鹤飞升作为类比，就让这场分别变得轻快起来。巧合的是，扬州这个地方，也有关于骑鹤的典故，南朝宋梁之间的《殷芸小说》中，有个短篇故事，几个聚在一起的人各自表达自己的志向，有想做扬州刺史的，有想要一夜暴富的，还有像驾鹤飞升的，而最后一个人全都要，他选择“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不知道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的文化水平，阅读记录里有没有这个故事，但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前两句，却通过“骑鹤”这个行为联系起来，从简单的叙事，变得有了几分传奇色彩。李白的送别诗，很少强调太多的离愁别绪，《广陵赠别》中“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中“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无不是点到即止，送孟浩然也是一样。哪怕不强调“骑鹤”的意思，他站在原地凝视着孟浩然乘舟而去之后，也没有因为分别而感到悲伤，而是看到了“长江天际流”。参考：胡国瑞：《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赏析》，《名作欣赏》，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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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交友遍天下，可以说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在李白的朋友圈中，其中李白尤为钦慕敬佩的一位，是唐朝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
孟浩然和李白相差了十二岁，在李白还只是唐朝小有名气的新生代诗人时，孟浩然已经成为名满天下的业界大拿，所以李白来到襄阳附近之后，惦记的头一件事，就是拜访自己仰慕已久的孟浩然。孟浩然虽然才高，但并不自负，他没有轻蔑这个年轻人，同为爱酒人士，他和李白一见如故，以酒会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十多天后，孟浩然送别李白时，李白情之所至，特地为他写了一首诗做纪念。《赠孟浩然》一开篇就是热情的表白和真挚的赞美，一句“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将李白对孟浩然的亲近与偏爱表露无疑，因为这十几天的交往实在投契，此后多年，李白都一直记挂着孟浩然，开元十八年，在得知孟浩然漫游吴越，即将到扬州时，李白还特地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见上一面。江夏，就是现在的武昌，孟浩然应邀而来，和李白痛快地玩了一场，几天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在黄鹤楼送别好友，为孟浩然写下一首名传千古的送别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时的李白刚离开蜀中不久，正是年轻快意的时候，孟浩然去扬州也只是为了游山玩水，所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虽然是一首送别诗，诗中却没有很多悲愁之意，反而有几分开朗之意。其中尤以后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最为开阔，眼前浩浩荡荡的江水，和诗人送别友人时起伏澎湃的心潮，在这片水天相接的风景中，被展现得一览无余。参考：田梦：《李白诗传——纵有沧海一浮生》，万卷出版公司，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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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五年，去往湖心亭看雪之时，张岱三十六岁，正在他意气风发的时候；而《陶庵梦忆》成书，写下《湖心亭看雪》之时，张岱已经五十有余，国破家亡，生活窘迫。这让人忍不住思索：五十多岁的张岱回想起的湖心亭，和三十六岁的张岱看到的湖心亭，是同一个湖心亭吗？
答案想来是否定的。张岱的另一篇《明圣二湖》里，也曾经提到过西湖，他将西湖比作“曲中名妓”，认为西湖“声色俱丽”，但可惜的是“人人得而艳羡，故人人得而轻慢”，这并非贬低，而是因为张岱认为世俗的喧闹亵渎了西湖的清净。所以想来他如果有意游湖，会选择西湖没什么人的时候。比如“更定”之时，大雪之后。西湖的沉寂本就是张岱的心之所向，但多年后张岱回忆这时的景象时，竟然用了“湖中人鸟声俱绝”来形容，一个绝字，让人忍不住想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继而生出一种寂寞来。这寂寞并不合理，因为孤独应该是张岱的本意。当年为清净而来，国破家亡之后回头再看，记忆中的清净就成为了一种凄清的苍白，湖上“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用了和“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相似的对比方式，更衬托出“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的旷大，和“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的渺小。这种孤独空旷的感觉直到张岱到了湖心亭才好些，因为湖中有“一童子烧酒炉正沸”，温度高了，火光见了，同坐的知己也有了，整幅画面突然回温。但“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就像一盆凉水兜头浇了上来，原来两个人不过是萍水相逢而已。全文的基调都偏向于悲凉，唯有最后一句“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看似平平无奇，却冲淡了文中的寂寞，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参考：沈虹：《境由心造，意由心生——<湖心亭看雪>文本解读》，《教育研究与评论》，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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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五年十二月，西湖下了一场大雪。雨雪天气时，往往没人出行，但张岱生就一副反骨，“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独绝”，他偏偏要“独往湖心亭看雪”，实在是个很不合时宜的人。
张岱原本出身官宦之家，从小就有神童的美誉，不过因为晚明糟糕的政治环境，文人往往不能实现自己的仕途追求，他们要么寄情山水，要么追求物质。神童张岱受到影响，逐渐长成一个“极爱繁华”的纨绔子弟。四十岁之前，张岱基本上没在物质方面吃过亏，他长期盘桓江南繁华之地，流连山川好景之中，西湖当然也是其中之一。而明朝灭亡之后，张岱彻底成为一个不合时宜之人，顺治二年，张岱因为拒绝向清廷臣服，携家眷逃往嵊（剩）县西白山中，张家也从一个世家大族，没落成了普通农户，“布衣蔬食，常至断炊”，甚至到了张岱垂暮之年，他们家仍然一贫如洗。就是在这样国破家亡的境地里，张岱整理出了《陶庵梦忆》，这是一部记载着张岱前半生浪漫生活的散文集，因为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国破家亡，故人离散，张岱回忆往昔，“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所以用了“梦忆”二字。其中《湖心亭看雪》一文，正是张岱对自己三十六岁时，去往西湖湖心亭看雪一事的记述，文中没有提及明亡一事，也没有对故国的追思怀念，只以一种平淡的语气，写下了雪中西湖的寂静与清寒。然而湖心亭是嘉靖三十一年重修，去往湖心亭看雪是崇祯五年，都是明朝尚在的时候，哪怕没有特意强调，怅惘和哀愁还是顺着张岱的笔流淌出来，留给他的唯有“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感慨。湖心亭看雪看到了什么，“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参考：吴玥：《<湖心亭看雪>天人合一的孤独意境》，《文学教育》，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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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宋元易代的大势，面对家与国、忠与孝、生与死等两难问题，宋朝的士大夫们究竟该如何抉择，文天祥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中，最脍炙人口的一句当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为全诗收尾提升之句，读之让人心怀激荡，在后世中华民族遭遇巨大挫折和困难的时期，这句话也鼓舞了无数仁人志士。文天祥为何能发出如此感叹？宋代理学正隆，尤其经过宋理宗宣传，理学已经深入人心。除了理学感染，文天祥更注重对《易经》和《中庸》的学习。在殿试《御试策》中文天祥写下了“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他将《易》和《中庸》思想视为理的最高表现。在《题戴行可进学斋》，他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列为座右铭。文天祥将理学，也是《易》《中庸》的核心思想用一个“诚”字来概括。所谓不息之“道体”，即是“诚体”，诚体落实即为人之诚实之行。 “诚”“诚行”实实在在体现在文天祥的身上。在《过零丁洋》的诗歌中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文天祥“诚”的写照。1278年文天祥受审，元朝官僚问文天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文天祥说，“我为宋宰相，国亡职当死。今日拿来，法当死，复何言”。文天祥已经报定一死决心，势必同国家共命运。今天一般将“诚”称为气节。后人评价文天祥，纯乎君子，学优而仕，尽忠事国之志气，尤于晚节见之。于谦将文天祥视为毕生偶像，用文天祥的言行指导自己，也照耀了煌煌史册。文天祥只是宋末无数文人的一例，在中华历史上更有许多无名英雄为了国家的发展而默默付出。参考文献龚道运：《文天祥的思想和气节》，《山西师大学报》，1993年2期。罗才成：《文天祥哲学思想研究》，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闫雪莹：《亡宋北解流人诗文研究》，东北师大博士论文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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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零丁洋》中最对仗的一句当为“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也做伶仃）洋里叹零丁”，文天祥的遭遇恰成绝句，这首诗反映了文天祥的一生，真是天让其成诗。
文天祥，号文山，21岁时中状元。因为和权相贾似道政见不合， 37岁便致仕。《宋史》说，1275年元军大举南下，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壮士勤王。但是他勤王之路十分坎坷。1275年8月文天祥入临安被闲置。朝廷决定投降，就令文天祥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头衔出使元营议和，他旋即被元军扣留。文天祥冒死成功出逃，先逃至真州；再辗转至扬州，但不被扬州官僚接纳；于是东走，打算以海路南下；半路又遇到元军，躲入四围土墙中得以免祸，靠讨得百姓剩饭充饥。走至板桥，又遇元军，文天祥靠樵夫抬箩筐才达到高邮，然后坐船至温州；后投奔益王赵昰于福州。赵昰任命他为右丞相，但又遭到政敌张世杰打压，被排挤到汀州。1277年元军南下福建，正月文天祥退入漳州，四月入梅州，五月入会昌，六月入赣州兴国。不久元军突袭兴国，文天祥大败，“军士皆溃，天祥妻妾子女皆见执”。文天祥因部下舍命相救乘船经万安惶恐滩得脱。惶恐滩水流湍急、河道狭小，当地民谣曰，“惶恐滩，鬼门关，十船过滩九船翻，一船已过吓破胆。” 此后文天祥退至潮阳，转到海丰北的五坡岭，准备进山固守，不幸被元兵追上，文天祥终于被俘。祥兴二年（1279）正月，作为俘虏的文天祥随元军水师过珠江口外的零丁洋攻宋朝最后的基地崖山。面对宋朝灭亡在即，想到当年赣州兵败过惶恐滩，想到自己自起兵以来一事无成，上不能匡扶社稷，下不能修身齐家，如今作为俘虏，茕茕孑立，孤苦伶仃，此情此景只能以死报答朝廷之恩。于是他抱定至死不屈的决心，写下不朽的诗篇。参考文献《宋史》。闫雪莹：《亡宋北解流人诗文研究》，东北师大博士论文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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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的《过故人庄》这首诗，读来平淡如水，偏偏又满口生香，用清代学者沈德潜的话来讲，就是“语谈而味终不薄”。
淡究竟淡在了哪里？淡在语言平实质朴，态度平静从容，应“故人”之邀来到“故人庄”的一路上，都没有什么意外之处，无非是受到朋友邀请之后一路走到目的地，看一看四处的风光，然后和故人把酒叙旧，约定好来日再相见。平淡得和每一对老友相逢没有什么两样，完全看不出其中有个享誉千古的大诗人。但在这平静之中，却有不平静之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一句，看似只说了我的朋友准备了好酒好菜请我来玩，却化用了一个《论语》中的典故。子路和孔子出行时，被孔子落在后面，遇到一个老人家。子路询问老人家有见过夫子吗？却得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的回答。当晚老人在家中招待子路，“杀鸡为黍而食之”。第二天子路追上孔子之后，和他说了这件事，孔子感叹这老人家是个隐士，让子路回头去看看，但子路再上门时，老人家已经离开了。在这之后，子路感慨道：“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这是一番关于“仕”与“不仕”的精彩议论，子路认为出仕是君子的“义”，至于“出仕”的结果如何，他其实已经心知肚明。 “仕”和“隐”，不仅是士人们一直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更是孟浩然一生的困惑所在，他曾经几度欲仕，但最终选择归隐，“故人具鸡黍”所用的这个典故，可能是孟浩然有意为之，也可能是适逢其会，但却恰恰与他的一生不谋而合，真让人回味无穷。参考：林庚：《说孟浩然<过故人庄>》，《名作欣赏》，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