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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为庆祝哥舒翰胜利所作的《塞下曲》不仅文辞激昂、韵律高亢，还在其中用了大量的贴切的典故，以前代名篇赞颂当代大唐将士。
高适在《塞下曲》的第一句“结束浮云骏，偏偏出从戎”就分别化用了汉末三国大才子曹植的《白马篇》以及汉文帝的典故。曹植在《白马篇》中写道：“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极言从征西北的战马的雄壮，而“浮云骏”则是指代汉文帝九匹良马之一的浮云。高适在这里借用曹植的诗句以及汉文帝的骏马，夸赞哥舒翰以及将士们的勇猛。紧接着，高适在第二句中又一次使用了典故，所谓“且凭天子怒”出自《战国策·魏策》，安陵君的使臣唐雎拒绝了秦始皇“异地换国”无理要求，大怒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此时的秦国已然灭亡魏国，对其他诸侯国早就形成秋风扫落叶之势，高适在《塞下曲》中使用嬴政的这句话，也是借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壮举，赞扬将士们彻底击退吐蕃、收复失地的功绩，更凸显出唐朝国力和军力的强盛。除此之外，高适在“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一句中，先后用了两个典故，其一，“麒麟阁”是指汉宣帝即位之后，为了表彰和祭奠包括霍光在内的十一名功臣，命人为他们绘制画像，并将他们的画像悬挂在麒麟阁之上；而“明光宫”则指的是汉代皇帝临朝听政时的宫殿，皇帝不仅在此处听政，而且也在此处表彰有功之臣。高适在《塞下曲》中使用这两个典故，无不是为了夸耀和彰显此次出征将士的辛劳以及战功的卓越。在整首《塞下曲》中，高适用典远不止这些。然而，无论高适所用的典故是什么，目的只有一个——为将士们写下一首流传千古的赞歌。参考卢冀宁，汪维懋：《边塞诗词赏析》，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13年曾凡玉：《唐诗译注鉴赏辞典》，武汉：崇文书局，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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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言边塞皆苦寒？初唐、盛唐的男儿用他们的笔尖写下了一首首振奋人心的诗歌。高适也是其中一员，他的一首《塞下曲》慷慨激昂，流传千古。这首诗也是为一场振奋人心的胜利所作。
高适，字达夫，渤海（今河北景县）人。大约在武则天久视元年（700），高适出生在一个贫寒人家。他的祖父高侃虽然曾官至安东都护，但是等到高适出生时，家境已然败落。为了重振门楣，高适一开始走了寻常读书人都会选择的道路——耕读科考。然而，无论是考场还是诗坛，高适都屡次碰壁。从开元七年（719）到开元二十一年（733），高适先后在长安、幽州、蓟州等地失意而归，他所创作的诗文也没能让他在高官、名族中得到声望。开元二十三年（735），高适又科举落榜，随后滞留长安，与王昌龄等人结为好友。在长安期间，高适耳闻大唐将领败绩频传，眼见军中腐败不已，深感国运衰颓之时书生的无力。因此，当他科举得中之后，反而选择辞去官职，于天宝十二载（753）跟随名将哥舒翰一起赶赴河陇战场。河陇之地一直是农耕与游牧的交界处，虽然长期被唐朝控制，但却屡屡遭到来自吐蕃的袭扰。在贞观年间，唐朝国力强盛，刚刚完成整合的吐蕃并不敢过多侵犯河陇地区。然而，随着吐蕃的日渐强盛以及“战神”李世民的离世，河陇之地开始频繁出现战乱。上元二年（675），吐蕃联合西突厥进犯河陇四郡，从此开启了大唐与吐蕃在这一地区的长期拉锯。直到武周时期，名将王孝杰收复四郡，长安西部的肘腋之地才短暂和平。开元十五年（727），吐蕃再次袭扰河陇，唐军接连溃败。直到天宝十二载哥舒翰才彻底将吐蕃击溃，收复失地。此次大捷，高适正好随军出征，他看着哥舒翰连战连捷，收复被吐蕃侵占了十余年的失地，十分激动。在他眼中，大唐似乎重新武德充沛了起来，那个万邦来朝、四海殷服的盛世之景就在眼前。因此，他满怀豪情，提笔写下《塞下曲》，为哥舒翰及浴血拼杀的将士们献上一曲赞歌。虽然早年考场失意，但是投笔从戎的高适亲历了对吐蕃的大捷，才能真情实感地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塞下曲》。参考李娜,田峰：《唐蕃河陇之争与高适的边塞诗》，《边疆经济与文化》，2022年第12期；夏传才：《中国古典诗词分类鉴赏辞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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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清明，细雨似乎总是如期而至，如丝如缕地缠绕在人们的心头。街道两旁的柳树在雨中轻舞，行人撑着伞，步履匆匆，面色凝重，仿佛都沉浸在对亲人的深深怀念之中。这样的景象，恰如杜牧笔下的“清明时节雨纷纷”。
那么，为何清明时节常与雨水相伴呢？这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讲述了一位掌管四季雨水的仙女，每到清明，她都会降临人间，用她的泪水化作细雨，滋润大地，安慰逝去的灵魂。她的泪水，仿佛能触及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人们在缅怀亲人的同时，也感受到大自然的深情厚意。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清明时节下雨的原因其实与气候有关。在春季，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海洋上的暖湿气流开始活跃，与北方的冷空气相遇后形成锋面降水。这种降水往往持续时间较长，且强度适中，因此给人一种“雨纷纷”的感觉。然而，杜牧的诗句不仅仅是对自然现象的描绘，更蕴含了深厚的情感。在清明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人们纷纷前往墓地，扫墓祭祖。雨水的降临，为这一场景增添了一抹哀愁与缅怀的色彩。在细雨中，人们手捧鲜花、纸钱，静静地站在亲人的墓前，表达着无尽的哀思与敬意。雨水湿透了衣衫，却无法洗去内心的思念与悲痛。这种情感与雨水的交融，使得清明节更加触动人心。不仅如此，雨水还为清明节的祭祀活动增添了一份庄重和肃穆。在细雨中，人们的心情更加平静而庄重，仿佛与逝去的亲人更加接近。那种淡淡的哀愁和缅怀之情，在雨水的映衬下更加浓郁。人们会静静地站在墓前，默默地祈祷和思念，让逝去的亲人在天堂里安息。总的来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这句诗不仅是对天气现象的科学描述，更是对人们情感的一种深刻表达。它让我们在欣赏诗句之美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生命的脆弱。参考文献：俞平伯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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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的《清明》这首诗，开篇即封神，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从唐朝传诵至今。每逢清明，人们仿佛都会不自觉地低吟这两句，仿佛少了它，节日的韵味便少了几分。
但也由于前两句名气太大，往往让人忽视了后两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两句诗，像是一首微型的叙事诗，讲述了诗人在清明雨中寻酒解愁的经历。诗人向牧童询问何处有酒家，而牧童则随手一指，指向了那开满杏花的村庄。这简单的一问一答，一方面将诗人的情感与眼前的景色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那遥远的杏花村，在细雨中若隐若现，充满了诗意和神秘。关于“杏花村”的所在地，历来都充满了争议。有人说它位于繁华的长安城外，唐代时还被称为“双竹村”；也有人认为，它并非特指某一地点，而是泛指那些开满杏花的美丽村庄，是诗人们心中的理想之地。在我看来，“杏花村”可以是一个地名，但也可以是一个充满文化和情感的符号。细细品味“杏花村”三个字，那种美好的感觉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它代表着一种宁静、和谐的生活状态，是人们向往的理想之地。同时，它也寄托了人们对逝去亲人的深深怀念和无尽哀思。每年的清明，人们都会来到杏花村，扫墓祭祖，缅怀先人，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和敬意。这种情感与雨水的交织，使得“杏花村”成为了一个充满哀愁和缅怀的地方。因此，在整首诗中，“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两句诗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并不输于前两句。最后两句不仅丰富了诗歌的意境和情感内涵，也让读者在欣赏诗歌的同时，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底蕴。这种通过简练的语言和生动的画面来传达情感和思想的手法，正是杜牧作为一位杰出诗人的独特之处。参考文献：俞平伯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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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湖春行》是一篇游湖赏春写景的抒情小诗，白居易采用点面结合和风景写意画的笔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西湖早春图。而写景并非他的本意！
《钱塘湖春行》作为写景小诗，读起来让人感觉早春的西湖处处欣欣向荣，生机勃发，美不胜收。一般认为此诗佳句是“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但此句并非单纯的写景句，不仅是简单的诉说白居易喜爱在湖东散步。而是寄托了他忧国忧民的政治理想。白居易曾有被贬江州的经历，除了怨天尤人，白居易的佛道思想也逐渐萌发，反映在诗歌之上，我们能明显看到江州经历中白居易的诗是自怨自艾，但贬谪结束后，白居易开始随心所欲、自娱自乐。这不意味着白居易已经躺平、不再热血。《与元九书》中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说的就是白居易这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 822年10月白居然到了杭州刺史任上。一到任，他便全身心投入杭州城的治理工作当中，着力解决杭州百姓的民生问题。当时的杭州农田经常遭受旱灾威胁。而为了保证杭州百姓的饮水，官吏们不允许百姓引西湖水灌溉农田，因此导致数十万亩农田减收或绝收。面对现实，白居易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西湖湖堤，修筑堤坝和水闸，从源头上解到了旱季灌溉问题。紧接着他又疏浚钱塘门、涌金门，保证杭州市民的饮水不受影响。这些重要的民生工程，改善了杭州百姓的生活。所以，白居易深得杭州百姓的崇敬与爱戴。由此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儒学士大夫白居易有济世救民的胸怀，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有鉴于此，我们就能解读出最后一句的深意。表面上只是说他非常喜爱初春西湖的美好春光，而他真正“最爱”的，更是一直萦绕于他心中的梦想和志业，是其政治抱负终于得以实现后，那种难以抑制的一种喜悦之情。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刘璐：《白居易的人生境遇与物我书写》，河北师大硕士论文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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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湖春行》是一首描绘西湖景色的咏物诗，诗歌处处紧扣环境和季节，讲明了早春西湖的春意盎然，白居易为何写下如此诗篇？
《钱塘湖春行》像一篇短小游记，从孤山、贾亭开始，到湖东、白沙堤，一路上，讲西湖美景尽收眼底。诗人饱览莺莺燕燕，陶醉鸟语花香，最后感叹最喜欢在湖东漫步，甚至觉得不够，只能在杨柳阴里，一步三回头的恋恋不舍的离开。通过这种描写我们能看到，诗人白居易轻松愉快的心情跃然纸上，一片闲适淡然，而这种恬淡与白居易“得道”不无关系。白居易是中唐最著名的诗人。中举后一直负责文学工作，但他青年时期经历了藩镇之乱，痛感世事艰难，所以出仕后积极参与政治，上书言事。至815年他被朝廷斥为越权，被贬为江州司马。 “江州之贬”确实给了白居易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听到琵琶女弹琴甚至要哭湿青衫。但经此贬谪，白居易早年儒家的意志似乎变得消沉，佛道思想开始滋长。这种转变反映到他后期的诗歌风格上，他的诗歌追求闲适自娱，这便是“得道”了。当白居易回到中央，当谏言不被采纳时，得道的白居易就主动请求赴地方任职，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他被任命为杭州刺史。一般认为，《钱塘湖春行》是次年（823）所做。虽然是从中央迁居地方，但刺史为地方封疆大吏，并无掣肘，所以比起在中央无所事事，在杭州的白居易反而乐的自在。就是在这种畅想下，白乐天漫步于西湖，看到早春景色，回想自己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政治理想，于是写下了《钱塘湖春行》。显然，白居易的外放杭州，与元和十年“江州之贬”时的思想境界和政治抱负完全不一样。这一次的自请外放，是他不愿沉沦的表现，是他奉行的“兼济”思想与黑暗现实的又一次的激烈抗争。参考文献徐金国：《“与民同乐”：士大夫理政的不懈追求》，《教学管理》2016年15期。刘璐：《白居易的人生境遇与物我书写》，河北师大硕士论文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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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嗣为将一千个王羲之真迹中混乱拓印出来的字，在一夜之内凝结成《千字文》，可谓呕心沥血，写完就须发尽白。这篇《千字文》不但文采斐然，而且多次用典，真正达成了启蒙儿童的作用。
《千字文》的“剑号巨阙，珠称夜光”一句，先后使用了两个典故。“巨阙”指的是宝剑巨阙。春秋时期，越国以盛产名剑而闻名天下，越王勾践曾经命令铸剑大师欧冶子使用奇石为他铸造了五把绝世宝剑。它们分别是湛庐、纯钧、胜邪、鱼肠、巨阙。这些宝剑一经铸就，登时成为天下名品。而巨阙则是这五把剑里最大的一把。因此，《千字文》中将巨阙视为天下锋利宝剑中的代表。而“夜光”指得自然是夜光珠。东晋时期的干宝编纂的《搜神记》中记载了一段神奇的故事：相传，春秋时期隋侯在一次偶然间救下了一直受伤的巨蛇，巨蛇得救之后为了报恩，给隋侯衔来了一颗宝珠。令隋侯等人震惊的是，这颗宝珠在夜间绽放出极为耀眼的光芒，能将整个宫殿照亮，人们称之为“夜光珠”或“随侯珠”（一说“隋侯珠”）。因此，周兴嗣在《千字文》中用夜光珠来指代世间最名贵、最耀眼的宝珠。不仅如此，《千字文》还通过朗朗上口的典故给儿童做古史启蒙。在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推位让国，有虞陶唐”，这就是用容易记忆的语言，给儿童教授禅让制。所谓的“有虞”指的是传说中的有虞氏，即远古传说中的一个部落。我国古代著名领袖舜就是有虞氏的领袖，在本句中，有虞就指的舜。“陶唐”则是陶唐氏，同样是我国远古传说中的部落，而尧帝就是出自于它。因此。这句话的所写的就是我国远古时期尧舜之间的禅让制。《千字文》中几乎可以说句句都有典故，没有一处闲笔。而在此基础上，全文竟然还能合乎韵律、琅琅上口。由此可见，周兴嗣无愧于南朝梁的文魁。参考周兴嗣：《千字文》，黄山：黄山书社，2015年刘红毅：《刘红毅博士<千字文>讲记》，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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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1000个汉字组成的小文，不但具有极高的韵律美，而且成为古代儿童启蒙的必备教材，这就是《千字文》。然而，《千字文》究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创作这篇小文？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相对专业的教育机构，如肇始于夏朝、完善于商周的庠序、西周的大学、西汉的太学等等。但是，这些学校虽然也有部分启蒙儿童的功能，大部分还是以教育年纪较大的青少年为主。不仅如此，即使这些儿童虽能够在庠序中学习，也没有合适的教材。在我国古代，儿童启蒙的教材一直不多。虽然秦朝时期创作了《仓颉篇》、《爰历篇》，两汉也有《凡将篇》、《劝学篇》、《急就章》等文章，但是除了《急就章》总体容易上手和使用外，其他几篇都很难真真正被用于儿童启蒙教育。它们的内容不是太深，就是太窄，局限性极强。因此，数百年来，各朝统治者和文人都在思索，如何才能创作一篇难易合适的儿童启蒙教材。时间来到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武帝萧衍取代南朝齐，建立新政权。萧衍本就是南朝萧齐的旁系，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然而，正因为他从小读书很多，深知目前没有合适的教材供儿童学习。因此，他登基称帝后，为了教授自己几个儿女书法、才学，命人从王羲之的字帖中拓印出一千个杂乱无章的字，交给周兴嗣编纂成可供学习的文本。周兴嗣本就是个博学多才的人，而且文采极为出众，他曾经先后给梁武帝萧衍写作了包括《铜表铭》《栅塘碣》《檄魏文》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几乎是萧衍的御用“写手”。因此，当他拿到这一千个混乱的字时，仅用了短短一个晚上，就将它们编纂成了一篇韵律典雅、典故丰富的文章，这就是《千字文》。据说，周兴嗣写完这篇文章后，须发皆白。梁武帝也对此文大加赞赏。从此以后，《千字文》也成为儿童启蒙的必读之作。短短一篇《千字文》，几乎弥补了我国古代儿童启蒙教育千年的空白。而对于一夜写就这篇文章的周兴嗣，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遗憾？王剑：《<千字文>文本溯源》，《寻根》，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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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船瓜洲》的核心句无疑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为什么想还乡，他不是简单的诗人，不可能无病呻吟，我们需要通过王安石的实际情况来解析本句话，才能读懂王安石诗句的精髓。
该诗一般认为是王安石二次拜相，自贬谪地江北上京城路过瓜洲而作。很多人都知道王安石“炼字”的故事。据《容斋续笔》说，江南有一家人藏有本诗原稿，原稿第三句最初为“春风又到江南岸”，但王安石自己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又圈去；再改为“入”，又改为“满”……一共改了十多个字，最后才定为“绿”字。为什么他最后选了“绿”字。钱钟书做过猜想，但说法不脱文人之间的较量。《宋史》评价王安石是过目不忘，精通百家的文豪。但王安石更是政治家。在第一次变法时，政敌借口旱灾将王安石贬谪，现在春风来了，绿了江南，是不是预示着好年景，政敌的借口已经失效了！春风吹，绿江南，万物复苏，我王安石也迎来了事业的复苏，再次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继续变法革新，严冬也挡不住春风对草木的唤醒。这句话看似光明、前景无限，但接下来内容突然转折为“明月何时照我还”。明明还没有上任，为何王安石看到明月，突然想到还乡？这又与二次变法的实际背景有关。二次变法已经举步维艰，支持变法的人越来越少，神宗也极度动摇，而且二次变法更加急功近利，政敌的反对更加激烈，所以这次出山，王安石的干劲并不充足，不过一年，便辞职，真正践行了“明月照我还”。参考文献《宋史》，网络版。刘成国：《新见史料与王安石生平行实疑难考》，《文学遗产》2017年1期。冯德洪：《也谈泊船瓜洲中的“绿”》，《文学教育》（上）2007年5期。黄月萍：《回朝的誓言——王安石泊船瓜洲新解》，《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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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为什么写《泊船瓜洲》，这首诗到底想透露什么意思，写诗歌的时候王安石是悲是喜？
《泊船瓜洲》的大致思路是，首句写京口和瓜洲距离之短及船行之快，表达作者轻松、愉悦的心情；第二句写诗人回望居住地钟山，产生依依不舍之情；第三句描写了江南景色；最后以疑问语气结尾，再一次强调了对故乡的思念。王安石为什么会有如此感情，这就是涉及到本诗的写作背景。本诗究竟写成于何时，还存在争议，主流说法认为该诗完成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这年王安石第二次担任参知政事，从居住地出发北上京城主持变法。本该志得意满的帝国宰相为何产生了思乡之情，透露着自己不情愿北上。只因这次变法已没有第一次变法时的志得意满。在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第一次拜相可谓踌躇满志，面对北宋中期的颓废，他想一扫三冗两积之积弊，大刀阔斧进行革新。自二月拜相，王安石提出指导思想，设立变法机构；4月派遣使者奔赴地方调研农田、水利、赋役诸事；7月南方六路暂行新发均输法；9月行青苗法；11月行农田水利法；次年（1070）行募役法、保甲法；四年（1071）行方田均税法、改革科举制；五年（1072）行市易法；六年（1073）行免行法。这些改革从政、经、军、文、社诸多方面入手，可谓疾风骤雨式的改革，充分显示了王安石的锐意进取。变法之初，神宗也顶住压力，贯彻变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法成果有限，王安石用人存在弊端，皇帝对王安石失去信任。至七年（1074）借由天灾，神宗贬王安石为江宁知府。虽然十个月后神宗再次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但此刻的王安石不负少年意气，也对变法的前途持悲观态度，所以这次入京带着悲观情绪。果然这次拜相伊始，就遭到旧党强力反对，加上王安石长子病逝，王安石在九年（1076）便辞职回归江宁。算是成全了王安石的“照我还”。参考文献《宋史》，网络版。陈应祥：《春风送我去明月照我还——也谈王安石诗泊船瓜洲》，《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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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念奴娇中，苏轼表达了对周瑜的羡慕之情，但最后一句又说自己早生白发。苏轼为何发出如此感叹？
苏轼可谓借诗讽今的祖师级人物。1069年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北宋朝堂分裂为新党和旧党。苏轼认为新党对变法太过着急，变法存在漏洞，提出诸多意见，便成了新党政敌被外放。据王铚《元祐补录》记载：支持变法的沈括在1073年赴地方巡查，看到了苏轼反对变法的诗稿，认为他诽谤朝政，便上报中央，当时中央没有重视，苏轼侥幸过关。但1079年苏轼升湖州知州，4月20日上“谢恩表”，其中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同年秋，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御史中丞李定，国子博士李宜之等，接连上奏，告苏轼诽谤朝廷。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僎到湖州查探。皇甫僎和其随从凶神恶煞杀到湖州，一度吓的苏轼不敢迎接。“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轼恐，不敢出”。8月18日，苏轼被送进御史台受审，直到11月底结束。根据《汉书》记载，汉代御史台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苏轼这起文字狱，称乌台诗案。在这百日之中，御史们拿出苏轼昔日诗文佐证，不仅苏轼论罪当死，而且他们还想尽办法，将苏轼的“反政府言论”和旧党挂上钩。此案案情太过重大，苏轼牵连过深，在狱中他连遗言都写好了。幸得诸多好友相救，甚至太皇太后曹氏也施以援手，而且根据《杭州召还乞郡状》所说神宗也不想让苏轼死，还派使者去探望。最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结束。团练副使基本无事可做。在黄州的苏轼闲的没事，只能四处旅游，看到赤鼻矶（赤壁），回想汉末赤壁大战，周瑜少年成名，自己却一事无成，空耗时光，于是感叹壮怀难酬，只能早生白发。所以《念奴娇》不仅是怀古，更是讽今。参考文献李山岭：《乌台诗案相关史实辨证》，《湖州师范学报》，2022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