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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道尽了千古友人离别时的心绪。然而，王维为什么要写下这一首诗？他和朋友为什么很难再相见？这些都需要回到这首诗创作的时代中去。
王维，字摩诘，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他生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在唐玄宗开元三年（715）时就已经成为名满长安的诗人。虽然他在开元九年（721）才考中进士，但是却因为才华过人，早就在京城拥有了一大批好友。考中进士后，王维并没有像寻常学子一样走上碌碌仕途，他多次被提拔为高官，却又屡次三番辞官归隐。在这一过程中，王维不仅与名满天下的宰相张九龄成为挚友，还开始醉心佛家学说。可以说，在天宝十五载（756）之前的王维，一直活得逍遥自在，盛唐造就了王维，王维也装点了盛唐气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王维的友人元二被朝廷外派到安西都护府。此时的大唐开国百余年，国力强盛、外族殷服，疆域极为辽阔。为了更好地控制西域，唐太宗李世民设立安西都护府，总理天山以南的广阔河山（大致位于目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带）。故而元二要出使的地方与长安相隔万里。在那样一个通信极为不便的时代，这一走无论留任时间的长短，都很难再与身边的友人相见；如果再赶上吐蕃袭扰，丝路交通中断，元二此行说不定就再难回京。因此，长期纵情山水、醉心佛法的王维也对此感到低落，担心自己与这位友人今生难再相遇。因此，在依依离别之时，王维写下了这首《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创作于玄宗在位后期，尚未经历安史之乱的王维对即将远行的友人表达了最真挚的不舍之情。或许王维和元二两人都想不到，此一别后不久，大唐的盛世就要走到尽头。参考张萍：《空间里的深情回荡——可视化视域下<送元二使安西>重读》，《名作欣赏》，2021年第21期安生：《王维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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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众多的送别诗中，不乏名篇佳作，比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赠汪伦》《别董大》《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然而，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犹如璀璨之星，凭借其“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千古绝唱，独领风骚，传颂千古。
那么，王勃的这首诗，为何有这么高的传诵度呢？王勃的这首诗，最有名的莫过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名句了，它特别真挚地展现了诗人对友情的深刻理解和珍视，即使在天涯海角也能感受到知己的存在，这种情感表达既深情又宽广。与之相比，像《赠汪伦》虽也表达了对友情的珍视，但情感表达相对直露；《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侧重于描绘边塞的自然风光和雪中送别的真挚情谊，情感表达较为单一；《别董大》则侧重于对友人的劝勉和祝愿，情感表达业较为直接。此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在结构上采用了起承转合的方式，首联交代送别地点，颔联点题，颈联情感升华，尾联劝勉祝福，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相比之下，《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虽也采用了类似的结构，但更多侧重于抒发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对光明世界的追求，而非直接表达送别之情。而且，《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意象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给人以“海阔天空”“天地任我行”的开阔感受，使诗的意境更为深远。其他送别诗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边塞风光、《赠汪伦》中的桃花潭水等，虽也各有特色，但相比之下，《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意象更为独特和深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诗人对友人的离别并非只有伤感，更多的是一种鼓励和祝愿，展现了诗人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相比之下，《别董大》虽也表达了对友人的祝愿，但更多的是一种离别的惆怅和不舍；《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则更多地抒发了诗人自身的情感。所以，自唐代以来，《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就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邃的情感内涵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顾华玉在《唐诗广选》中评价此诗“多少叹息，不见愁语”，赞赏了诗人在表达离别之情时的含蓄与深沉。陈婉俊在《唐诗三百首》中更是直接称赞“赠别不作悲酸语，魄力自异”，强调了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独特见解和表达方式。以上种种，都证明了《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在离别诗中的地位。参考文献：俞平伯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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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初期的盛世之中，长安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前来追梦。在这繁华的舞台上，两位杰出的文人——王勃和杜少府（关于杜少府是谁，颇具争议），因为共同的志趣和才华而结为知己。
王勃，作为“初唐四杰”之一，他的诗歌才华横溢，作品深受时人赞誉。杜少府则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特的见解与王勃相互欣赏，两人时常一同在长安城的街巷间漫步，探讨文学，品评诗词，分享彼此的见解和心得。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充满了变数。一日，杜少府接到了朝廷的调令，需前往遥远的蜀州任职。这个消息对于王勃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知道，这一次的分别，可能意味着他们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频繁地相聚。在送别的那天，长安城的城门在朝阳的映照下显得庄严而肃穆。王勃与杜少府并肩而立，目光远眺，望向那遥远的蜀州。两人心中都充满了不舍和感慨，但更多的是对彼此的祝福和期待。紧接着，提笔挥毫，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他在这首诗中，不仅表达了对杜少府的深厚情谊，还抒发了自己对离别之情的感慨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王勃以雄浑的笔触描绘出长安城的壮丽景象，以及杜少府即将前往的蜀州的风光。他希望杜少府在离别之际，能够记住长安的美好，也期待他在新的岗位上能够施展才华，有所作为。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王勃在这两句诗中表达了自己与杜少府的离别之情。他们同为文人，为了仕途而奔波，如今却要面临分别。但王勃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友谊会因此而结束，相反，他们会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友情。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诗成为了王勃与杜少府友情的最好诠释。即使他们身处天涯海角，但只要心中有彼此的存在，就能感受到对方的关怀和祝福。这种情感的真挚和深沉，让他们的友谊更加坚固和持久。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在这两句诗中劝勉杜少府不要因离别而伤感落泪。他希望杜少府能够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挑战和困难，继续前行，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首诗不仅成为了王勃与杜少府友情的见证，也反映了当时士人送别友人远行的普遍情感。参考文献：俞平伯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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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引荐自己的张九龄失势，王昌龄不得不被迫离京，使至塞上，单车问边。按理来讲，他此时的心态应当是低落的，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句，却表现出了一种令人震撼的雄浑和壮阔，让人很难意识到写这首诗的王维，在这时是个失意之人。
苏轼看过王维的《蓝田烟雨图》后曾经赞过一句：“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故而品读王维的诗句，其中的画面感就尤为重要。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这是一副瀚海落日的景象，看似寂静，但孤烟直上而落日西斜，又充满了动感，动静之间，就让整幅画面活了过来，不愧是诗中最为人称道的千古名句。不过也因为有名，人们对“大漠孤烟直”中的“孤烟”指的究竟是什么，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以为这里的“孤烟”指的是龙卷风，塞外的龙卷风往往“袅烟沙而直上，亲见其景者，始知‘直’字之佳”。也有人认为孤烟是烽烟，也就是古代边塞地区报警时用的烽火和狼烟，因为“古之烽火用狼粪，取其烟直而聚，虽风吹之不斜”。但从诗句本身的意境来讲，孤烟不该是个危险的征兆，否则诗人不见半点紧张，反而目光投到长河落日之上的举动，就显得非常奇怪。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又有人提出了“孤烟”是“夕烽”的假设，夕烽也可以叫做平安火，是傍晚时点燃的边塞镇戍烽烟，通常被用来报告边境平安。如果只点燃一炬，那么“传光小而落点残”，是平安无事的意思，但如果是紧急的告警，则“炬多光炽”，就需要提起警惕了。所以王维使至塞上，看到“孤烟”直上，才能放心地着眼于四周的长河落日上，甚至发出“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的感叹。参考：郭树文：《也说大漠孤烟直》，《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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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五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战胜吐蕃，唐玄宗命令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塞，对前线将士们进行安抚和宣慰，初赴河西的时候，王维写下了《使至塞上》。
宣扬国威，奉命出使，放在开元盛世这个背景下，本该有更恢弘的架势，不说旌旗招展，随从如云，至少也该有个车队，而不是区区“单车”就匆匆赶赴边塞。王维“单车欲问边”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崔希逸的这场胜利，是一场不光彩的胜利，唐朝和吐蕃并没有一定要打这场战争的必要。唐中宗景龙四年，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唐朝和吐蕃重新建立了友好关系，虽然在开元年间唐朝和吐蕃之间也有过数次交锋，但自开元十八年，吐蕃遣使求和之后，两国关系就进入了长期的稳定阶段，开元二十二年，玄宗更是在赤岭立下了和吐蕃的界碑，约定双方互不侵犯。开元二十四年正月，吐蕃才向大唐朝贡了“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奇异”，玄宗见之大喜，“令列于提象门外，以示百僚”，仅仅只过了一年时间，大唐就背弃了与吐蕃的盟约，取得了这样一场非正义的胜利。唐朝军队师出无名，因此失信于邻国，难免面上无光，吐蕃也因此与唐朝彻底交恶，堪称得不偿失。此外这时的王维，正处在人生的一个低谷之中，开元二十三年，王维因为受到张九龄的赏识入朝为官，官至右拾遗。但在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就因为周子谅的牵连，被治了一个“坐举非人”的罪过，被迫降职。同为张九龄举荐的王维，也因此受到排挤，不得不离开京城出塞远行而去。这样一个失意之人，为了一场不义之战来到边塞，也难怪轻车简从，只一句“单车欲问边”了。参考：龚云普、龚馨雅：《始于不平，终于致敬》，《名作欣赏》，2020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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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的主旨句一般认为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所谓师道究竟是什么，韩愈为何要倡导这种“道”。
韩愈的《师说》写于德宗贞元十八年（803），这时他35岁，由洛阳闲居改派为国子监四门学博士，从七品。此刻已经是他中进士后的第10年，因为权贵充盈，堵塞门路，政治上毫无建树，怀才不遇，所以韩愈只能令另寻他路，《师说》更是韩愈愤怒而作。其实说起“道”这个词，大家的第一印象应当是道家核心思想，然而儒家韩愈也用了道这个词，可见唐代三教合流的趋向，虽然韩愈大肆排斥佛道，但在《师说》中不可避免的用了道家语言来解读儒学，韩愈将之称为“师道”。韩愈的“道”自然是指儒家道统，封建伦理。韩愈在《原道》中系统梳理了儒家道统世系，自尧开始，依次下传至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孟子死后道统中断传播。在《与孔尚书书》他大肆宣扬秦始皇焚书坑儒，致使道统灭亡。因此，我韩愈要做的就是继承道统，传承孔孟之道，以回复儒家道统为己任。但在佛道冲击的大背景下，如果墨守成规，单纯指望复兴旧儒学，肯定不合时宜，也不可能做到。所以韩愈的复兴之道，已经对旧儒学进行了篡改，阳为儒学，实际已经掺杂了许多自己的思想。而且韩愈的儒学也区别于宋明理学。在六朝门阀风气遗存的唐代，有才如我韩愈，却因出身寒微而得不到伸展；无才如士族门阀，却能众正盈朝，这是当世的悲哀。所以韩愈借师道，不仅是宣扬复古，排斥佛道，更是想要恢复汉代以前那种朴实的政治风气，排斥门阀，唯才是举。这才是韩愈“道”的真谛。参考文献戴伟华：《从贞元、元和墓志谈韩愈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华南师大学报》，2002年4期。韩愈：《<师说> 与中唐师道运动》，《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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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是中学必学课文，很多老师在讲授课文时，将之定位为劝学文，是韩愈在敦敦教诲后辈要不耻下问，但是韩愈为什么突兀的劝人向老师学习，这背后有着深层的政治目的。
韩愈是儒家的代表，我们只有知道唐代儒家师道的衰微情况，才能真正懂得《师说》的背景。《师说》开篇就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因为唐代儒家多为“章句之师”而无“传道之师”。与韩愈同时代的吕温就在《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中指出：“魏晋以后……以风诵章句为精，以穿凿文字为奥，至于圣贤之微旨，教化之大本，人伦之纪律，王道之根源，则荡然莫知所措矣。”可见章句之师大行其道，传导之师却鲜有人知。此外，唐代盛行科举，科举主考官和中举考生之间会形成紧密的师徒关系，称为“传主”与“门生”。这种因政治利害而形成的师徒关系毫无道理。所以句读之师、科举传主都是不韩愈的说的“师”。韩愈不仅是文学家，更是政治家。韩愈曾说“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明面上韩愈忧心于世人耻学于师，实际“师”代表的是儒家道统。儒家在魏晋南北朝以来持续遭受佛道冲击，已经势微。韩愈掀起了古文复兴、儒学振兴，力斥佛道运动。他主张是对人伦日用无孔不入、无所不包的儒家之道。在《原道》中，韩愈大力提倡：“博爱之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如此看来，韩愈倡导的“师说”，更是倡导儒学正统。参考文献《柳河东集》，网络版。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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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为庆祝哥舒翰胜利所作的《塞下曲》不仅文辞激昂、韵律高亢，还在其中用了大量的贴切的典故，以前代名篇赞颂当代大唐将士。
高适在《塞下曲》的第一句“结束浮云骏，偏偏出从戎”就分别化用了汉末三国大才子曹植的《白马篇》以及汉文帝的典故。曹植在《白马篇》中写道：“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极言从征西北的战马的雄壮，而“浮云骏”则是指代汉文帝九匹良马之一的浮云。高适在这里借用曹植的诗句以及汉文帝的骏马，夸赞哥舒翰以及将士们的勇猛。紧接着，高适在第二句中又一次使用了典故，所谓“且凭天子怒”出自《战国策·魏策》，安陵君的使臣唐雎拒绝了秦始皇“异地换国”无理要求，大怒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此时的秦国已然灭亡魏国，对其他诸侯国早就形成秋风扫落叶之势，高适在《塞下曲》中使用嬴政的这句话，也是借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壮举，赞扬将士们彻底击退吐蕃、收复失地的功绩，更凸显出唐朝国力和军力的强盛。除此之外，高适在“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一句中，先后用了两个典故，其一，“麒麟阁”是指汉宣帝即位之后，为了表彰和祭奠包括霍光在内的十一名功臣，命人为他们绘制画像，并将他们的画像悬挂在麒麟阁之上；而“明光宫”则指的是汉代皇帝临朝听政时的宫殿，皇帝不仅在此处听政，而且也在此处表彰有功之臣。高适在《塞下曲》中使用这两个典故，无不是为了夸耀和彰显此次出征将士的辛劳以及战功的卓越。在整首《塞下曲》中，高适用典远不止这些。然而，无论高适所用的典故是什么，目的只有一个——为将士们写下一首流传千古的赞歌。参考卢冀宁，汪维懋：《边塞诗词赏析》，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13年曾凡玉：《唐诗译注鉴赏辞典》，武汉：崇文书局，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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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言边塞皆苦寒？初唐、盛唐的男儿用他们的笔尖写下了一首首振奋人心的诗歌。高适也是其中一员，他的一首《塞下曲》慷慨激昂，流传千古。这首诗也是为一场振奋人心的胜利所作。
高适，字达夫，渤海（今河北景县）人。大约在武则天久视元年（700），高适出生在一个贫寒人家。他的祖父高侃虽然曾官至安东都护，但是等到高适出生时，家境已然败落。为了重振门楣，高适一开始走了寻常读书人都会选择的道路——耕读科考。然而，无论是考场还是诗坛，高适都屡次碰壁。从开元七年（719）到开元二十一年（733），高适先后在长安、幽州、蓟州等地失意而归，他所创作的诗文也没能让他在高官、名族中得到声望。开元二十三年（735），高适又科举落榜，随后滞留长安，与王昌龄等人结为好友。在长安期间，高适耳闻大唐将领败绩频传，眼见军中腐败不已，深感国运衰颓之时书生的无力。因此，当他科举得中之后，反而选择辞去官职，于天宝十二载（753）跟随名将哥舒翰一起赶赴河陇战场。河陇之地一直是农耕与游牧的交界处，虽然长期被唐朝控制，但却屡屡遭到来自吐蕃的袭扰。在贞观年间，唐朝国力强盛，刚刚完成整合的吐蕃并不敢过多侵犯河陇地区。然而，随着吐蕃的日渐强盛以及“战神”李世民的离世，河陇之地开始频繁出现战乱。上元二年（675），吐蕃联合西突厥进犯河陇四郡，从此开启了大唐与吐蕃在这一地区的长期拉锯。直到武周时期，名将王孝杰收复四郡，长安西部的肘腋之地才短暂和平。开元十五年（727），吐蕃再次袭扰河陇，唐军接连溃败。直到天宝十二载哥舒翰才彻底将吐蕃击溃，收复失地。此次大捷，高适正好随军出征，他看着哥舒翰连战连捷，收复被吐蕃侵占了十余年的失地，十分激动。在他眼中，大唐似乎重新武德充沛了起来，那个万邦来朝、四海殷服的盛世之景就在眼前。因此，他满怀豪情，提笔写下《塞下曲》，为哥舒翰及浴血拼杀的将士们献上一曲赞歌。虽然早年考场失意，但是投笔从戎的高适亲历了对吐蕃的大捷，才能真情实感地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塞下曲》。参考李娜,田峰：《唐蕃河陇之争与高适的边塞诗》，《边疆经济与文化》，2022年第12期；夏传才：《中国古典诗词分类鉴赏辞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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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清明，细雨似乎总是如期而至，如丝如缕地缠绕在人们的心头。街道两旁的柳树在雨中轻舞，行人撑着伞，步履匆匆，面色凝重，仿佛都沉浸在对亲人的深深怀念之中。这样的景象，恰如杜牧笔下的“清明时节雨纷纷”。
那么，为何清明时节常与雨水相伴呢？这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讲述了一位掌管四季雨水的仙女，每到清明，她都会降临人间，用她的泪水化作细雨，滋润大地，安慰逝去的灵魂。她的泪水，仿佛能触及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人们在缅怀亲人的同时，也感受到大自然的深情厚意。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清明时节下雨的原因其实与气候有关。在春季，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海洋上的暖湿气流开始活跃，与北方的冷空气相遇后形成锋面降水。这种降水往往持续时间较长，且强度适中，因此给人一种“雨纷纷”的感觉。然而，杜牧的诗句不仅仅是对自然现象的描绘，更蕴含了深厚的情感。在清明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人们纷纷前往墓地，扫墓祭祖。雨水的降临，为这一场景增添了一抹哀愁与缅怀的色彩。在细雨中，人们手捧鲜花、纸钱，静静地站在亲人的墓前，表达着无尽的哀思与敬意。雨水湿透了衣衫，却无法洗去内心的思念与悲痛。这种情感与雨水的交融，使得清明节更加触动人心。不仅如此，雨水还为清明节的祭祀活动增添了一份庄重和肃穆。在细雨中，人们的心情更加平静而庄重，仿佛与逝去的亲人更加接近。那种淡淡的哀愁和缅怀之情，在雨水的映衬下更加浓郁。人们会静静地站在墓前，默默地祈祷和思念，让逝去的亲人在天堂里安息。总的来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这句诗不仅是对天气现象的科学描述，更是对人们情感的一种深刻表达。它让我们在欣赏诗句之美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生命的脆弱。参考文献：俞平伯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