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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五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战胜吐蕃，唐玄宗命令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塞，对前线将士们进行安抚和宣慰，初赴河西的时候，王维写下了《使至塞上》。
宣扬国威，奉命出使，放在开元盛世这个背景下，本该有更恢弘的架势，不说旌旗招展，随从如云，至少也该有个车队，而不是区区“单车”就匆匆赶赴边塞。王维“单车欲问边”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崔希逸的这场胜利，是一场不光彩的胜利，唐朝和吐蕃并没有一定要打这场战争的必要。唐中宗景龙四年，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唐朝和吐蕃重新建立了友好关系，虽然在开元年间唐朝和吐蕃之间也有过数次交锋，但自开元十八年，吐蕃遣使求和之后，两国关系就进入了长期的稳定阶段，开元二十二年，玄宗更是在赤岭立下了和吐蕃的界碑，约定双方互不侵犯。开元二十四年正月，吐蕃才向大唐朝贡了“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奇异”，玄宗见之大喜，“令列于提象门外，以示百僚”，仅仅只过了一年时间，大唐就背弃了与吐蕃的盟约，取得了这样一场非正义的胜利。唐朝军队师出无名，因此失信于邻国，难免面上无光，吐蕃也因此与唐朝彻底交恶，堪称得不偿失。此外这时的王维，正处在人生的一个低谷之中，开元二十三年，王维因为受到张九龄的赏识入朝为官，官至右拾遗。但在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就因为周子谅的牵连，被治了一个“坐举非人”的罪过，被迫降职。同为张九龄举荐的王维，也因此受到排挤，不得不离开京城出塞远行而去。这样一个失意之人，为了一场不义之战来到边塞，也难怪轻车简从，只一句“单车欲问边”了。参考：龚云普、龚馨雅：《始于不平，终于致敬》，《名作欣赏》，2020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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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的主旨句一般认为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所谓师道究竟是什么，韩愈为何要倡导这种“道”。
韩愈的《师说》写于德宗贞元十八年（803），这时他35岁，由洛阳闲居改派为国子监四门学博士，从七品。此刻已经是他中进士后的第10年，因为权贵充盈，堵塞门路，政治上毫无建树，怀才不遇，所以韩愈只能令另寻他路，《师说》更是韩愈愤怒而作。其实说起“道”这个词，大家的第一印象应当是道家核心思想，然而儒家韩愈也用了道这个词，可见唐代三教合流的趋向，虽然韩愈大肆排斥佛道，但在《师说》中不可避免的用了道家语言来解读儒学，韩愈将之称为“师道”。韩愈的“道”自然是指儒家道统，封建伦理。韩愈在《原道》中系统梳理了儒家道统世系，自尧开始，依次下传至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孟子死后道统中断传播。在《与孔尚书书》他大肆宣扬秦始皇焚书坑儒，致使道统灭亡。因此，我韩愈要做的就是继承道统，传承孔孟之道，以回复儒家道统为己任。但在佛道冲击的大背景下，如果墨守成规，单纯指望复兴旧儒学，肯定不合时宜，也不可能做到。所以韩愈的复兴之道，已经对旧儒学进行了篡改，阳为儒学，实际已经掺杂了许多自己的思想。而且韩愈的儒学也区别于宋明理学。在六朝门阀风气遗存的唐代，有才如我韩愈，却因出身寒微而得不到伸展；无才如士族门阀，却能众正盈朝，这是当世的悲哀。所以韩愈借师道，不仅是宣扬复古，排斥佛道，更是想要恢复汉代以前那种朴实的政治风气，排斥门阀，唯才是举。这才是韩愈“道”的真谛。参考文献戴伟华：《从贞元、元和墓志谈韩愈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华南师大学报》，2002年4期。韩愈：《<师说> 与中唐师道运动》，《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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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是中学必学课文，很多老师在讲授课文时，将之定位为劝学文，是韩愈在敦敦教诲后辈要不耻下问，但是韩愈为什么突兀的劝人向老师学习，这背后有着深层的政治目的。
韩愈是儒家的代表，我们只有知道唐代儒家师道的衰微情况，才能真正懂得《师说》的背景。《师说》开篇就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因为唐代儒家多为“章句之师”而无“传道之师”。与韩愈同时代的吕温就在《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中指出：“魏晋以后……以风诵章句为精，以穿凿文字为奥，至于圣贤之微旨，教化之大本，人伦之纪律，王道之根源，则荡然莫知所措矣。”可见章句之师大行其道，传导之师却鲜有人知。此外，唐代盛行科举，科举主考官和中举考生之间会形成紧密的师徒关系，称为“传主”与“门生”。这种因政治利害而形成的师徒关系毫无道理。所以句读之师、科举传主都是不韩愈的说的“师”。韩愈不仅是文学家，更是政治家。韩愈曾说“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明面上韩愈忧心于世人耻学于师，实际“师”代表的是儒家道统。儒家在魏晋南北朝以来持续遭受佛道冲击，已经势微。韩愈掀起了古文复兴、儒学振兴，力斥佛道运动。他主张是对人伦日用无孔不入、无所不包的儒家之道。在《原道》中，韩愈大力提倡：“博爱之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如此看来，韩愈倡导的“师说”，更是倡导儒学正统。参考文献《柳河东集》，网络版。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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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为庆祝哥舒翰胜利所作的《塞下曲》不仅文辞激昂、韵律高亢，还在其中用了大量的贴切的典故，以前代名篇赞颂当代大唐将士。
高适在《塞下曲》的第一句“结束浮云骏，偏偏出从戎”就分别化用了汉末三国大才子曹植的《白马篇》以及汉文帝的典故。曹植在《白马篇》中写道：“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极言从征西北的战马的雄壮，而“浮云骏”则是指代汉文帝九匹良马之一的浮云。高适在这里借用曹植的诗句以及汉文帝的骏马，夸赞哥舒翰以及将士们的勇猛。紧接着，高适在第二句中又一次使用了典故，所谓“且凭天子怒”出自《战国策·魏策》，安陵君的使臣唐雎拒绝了秦始皇“异地换国”无理要求，大怒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此时的秦国已然灭亡魏国，对其他诸侯国早就形成秋风扫落叶之势，高适在《塞下曲》中使用嬴政的这句话，也是借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壮举，赞扬将士们彻底击退吐蕃、收复失地的功绩，更凸显出唐朝国力和军力的强盛。除此之外，高适在“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一句中，先后用了两个典故，其一，“麒麟阁”是指汉宣帝即位之后，为了表彰和祭奠包括霍光在内的十一名功臣，命人为他们绘制画像，并将他们的画像悬挂在麒麟阁之上；而“明光宫”则指的是汉代皇帝临朝听政时的宫殿，皇帝不仅在此处听政，而且也在此处表彰有功之臣。高适在《塞下曲》中使用这两个典故，无不是为了夸耀和彰显此次出征将士的辛劳以及战功的卓越。在整首《塞下曲》中，高适用典远不止这些。然而，无论高适所用的典故是什么，目的只有一个——为将士们写下一首流传千古的赞歌。参考卢冀宁，汪维懋：《边塞诗词赏析》，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13年曾凡玉：《唐诗译注鉴赏辞典》，武汉：崇文书局，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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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言边塞皆苦寒？初唐、盛唐的男儿用他们的笔尖写下了一首首振奋人心的诗歌。高适也是其中一员，他的一首《塞下曲》慷慨激昂，流传千古。这首诗也是为一场振奋人心的胜利所作。
高适，字达夫，渤海（今河北景县）人。大约在武则天久视元年（700），高适出生在一个贫寒人家。他的祖父高侃虽然曾官至安东都护，但是等到高适出生时，家境已然败落。为了重振门楣，高适一开始走了寻常读书人都会选择的道路——耕读科考。然而，无论是考场还是诗坛，高适都屡次碰壁。从开元七年（719）到开元二十一年（733），高适先后在长安、幽州、蓟州等地失意而归，他所创作的诗文也没能让他在高官、名族中得到声望。开元二十三年（735），高适又科举落榜，随后滞留长安，与王昌龄等人结为好友。在长安期间，高适耳闻大唐将领败绩频传，眼见军中腐败不已，深感国运衰颓之时书生的无力。因此，当他科举得中之后，反而选择辞去官职，于天宝十二载（753）跟随名将哥舒翰一起赶赴河陇战场。河陇之地一直是农耕与游牧的交界处，虽然长期被唐朝控制，但却屡屡遭到来自吐蕃的袭扰。在贞观年间，唐朝国力强盛，刚刚完成整合的吐蕃并不敢过多侵犯河陇地区。然而，随着吐蕃的日渐强盛以及“战神”李世民的离世，河陇之地开始频繁出现战乱。上元二年（675），吐蕃联合西突厥进犯河陇四郡，从此开启了大唐与吐蕃在这一地区的长期拉锯。直到武周时期，名将王孝杰收复四郡，长安西部的肘腋之地才短暂和平。开元十五年（727），吐蕃再次袭扰河陇，唐军接连溃败。直到天宝十二载哥舒翰才彻底将吐蕃击溃，收复失地。此次大捷，高适正好随军出征，他看着哥舒翰连战连捷，收复被吐蕃侵占了十余年的失地，十分激动。在他眼中，大唐似乎重新武德充沛了起来，那个万邦来朝、四海殷服的盛世之景就在眼前。因此，他满怀豪情，提笔写下《塞下曲》，为哥舒翰及浴血拼杀的将士们献上一曲赞歌。虽然早年考场失意，但是投笔从戎的高适亲历了对吐蕃的大捷，才能真情实感地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塞下曲》。参考李娜,田峰：《唐蕃河陇之争与高适的边塞诗》，《边疆经济与文化》，2022年第12期；夏传才：《中国古典诗词分类鉴赏辞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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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清明，细雨似乎总是如期而至，如丝如缕地缠绕在人们的心头。街道两旁的柳树在雨中轻舞，行人撑着伞，步履匆匆，面色凝重，仿佛都沉浸在对亲人的深深怀念之中。这样的景象，恰如杜牧笔下的“清明时节雨纷纷”。
那么，为何清明时节常与雨水相伴呢？这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讲述了一位掌管四季雨水的仙女，每到清明，她都会降临人间，用她的泪水化作细雨，滋润大地，安慰逝去的灵魂。她的泪水，仿佛能触及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人们在缅怀亲人的同时，也感受到大自然的深情厚意。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清明时节下雨的原因其实与气候有关。在春季，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海洋上的暖湿气流开始活跃，与北方的冷空气相遇后形成锋面降水。这种降水往往持续时间较长，且强度适中，因此给人一种“雨纷纷”的感觉。然而，杜牧的诗句不仅仅是对自然现象的描绘，更蕴含了深厚的情感。在清明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人们纷纷前往墓地，扫墓祭祖。雨水的降临，为这一场景增添了一抹哀愁与缅怀的色彩。在细雨中，人们手捧鲜花、纸钱，静静地站在亲人的墓前，表达着无尽的哀思与敬意。雨水湿透了衣衫，却无法洗去内心的思念与悲痛。这种情感与雨水的交融，使得清明节更加触动人心。不仅如此，雨水还为清明节的祭祀活动增添了一份庄重和肃穆。在细雨中，人们的心情更加平静而庄重，仿佛与逝去的亲人更加接近。那种淡淡的哀愁和缅怀之情，在雨水的映衬下更加浓郁。人们会静静地站在墓前，默默地祈祷和思念，让逝去的亲人在天堂里安息。总的来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这句诗不仅是对天气现象的科学描述，更是对人们情感的一种深刻表达。它让我们在欣赏诗句之美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生命的脆弱。参考文献：俞平伯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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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的《清明》这首诗，开篇即封神，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从唐朝传诵至今。每逢清明，人们仿佛都会不自觉地低吟这两句，仿佛少了它，节日的韵味便少了几分。
但也由于前两句名气太大，往往让人忽视了后两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两句诗，像是一首微型的叙事诗，讲述了诗人在清明雨中寻酒解愁的经历。诗人向牧童询问何处有酒家，而牧童则随手一指，指向了那开满杏花的村庄。这简单的一问一答，一方面将诗人的情感与眼前的景色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那遥远的杏花村，在细雨中若隐若现，充满了诗意和神秘。关于“杏花村”的所在地，历来都充满了争议。有人说它位于繁华的长安城外，唐代时还被称为“双竹村”；也有人认为，它并非特指某一地点，而是泛指那些开满杏花的美丽村庄，是诗人们心中的理想之地。在我看来，“杏花村”可以是一个地名，但也可以是一个充满文化和情感的符号。细细品味“杏花村”三个字，那种美好的感觉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它代表着一种宁静、和谐的生活状态，是人们向往的理想之地。同时，它也寄托了人们对逝去亲人的深深怀念和无尽哀思。每年的清明，人们都会来到杏花村，扫墓祭祖，缅怀先人，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和敬意。这种情感与雨水的交织，使得“杏花村”成为了一个充满哀愁和缅怀的地方。因此，在整首诗中，“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两句诗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并不输于前两句。最后两句不仅丰富了诗歌的意境和情感内涵，也让读者在欣赏诗歌的同时，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底蕴。这种通过简练的语言和生动的画面来传达情感和思想的手法，正是杜牧作为一位杰出诗人的独特之处。参考文献：俞平伯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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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湖春行》是一篇游湖赏春写景的抒情小诗，白居易采用点面结合和风景写意画的笔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西湖早春图。而写景并非他的本意！
《钱塘湖春行》作为写景小诗，读起来让人感觉早春的西湖处处欣欣向荣，生机勃发，美不胜收。一般认为此诗佳句是“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但此句并非单纯的写景句，不仅是简单的诉说白居易喜爱在湖东散步。而是寄托了他忧国忧民的政治理想。白居易曾有被贬江州的经历，除了怨天尤人，白居易的佛道思想也逐渐萌发，反映在诗歌之上，我们能明显看到江州经历中白居易的诗是自怨自艾，但贬谪结束后，白居易开始随心所欲、自娱自乐。这不意味着白居易已经躺平、不再热血。《与元九书》中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说的就是白居易这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 822年10月白居然到了杭州刺史任上。一到任，他便全身心投入杭州城的治理工作当中，着力解决杭州百姓的民生问题。当时的杭州农田经常遭受旱灾威胁。而为了保证杭州百姓的饮水，官吏们不允许百姓引西湖水灌溉农田，因此导致数十万亩农田减收或绝收。面对现实，白居易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西湖湖堤，修筑堤坝和水闸，从源头上解到了旱季灌溉问题。紧接着他又疏浚钱塘门、涌金门，保证杭州市民的饮水不受影响。这些重要的民生工程，改善了杭州百姓的生活。所以，白居易深得杭州百姓的崇敬与爱戴。由此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儒学士大夫白居易有济世救民的胸怀，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有鉴于此，我们就能解读出最后一句的深意。表面上只是说他非常喜爱初春西湖的美好春光，而他真正“最爱”的，更是一直萦绕于他心中的梦想和志业，是其政治抱负终于得以实现后，那种难以抑制的一种喜悦之情。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刘璐：《白居易的人生境遇与物我书写》，河北师大硕士论文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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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湖春行》是一首描绘西湖景色的咏物诗，诗歌处处紧扣环境和季节，讲明了早春西湖的春意盎然，白居易为何写下如此诗篇？
《钱塘湖春行》像一篇短小游记，从孤山、贾亭开始，到湖东、白沙堤，一路上，讲西湖美景尽收眼底。诗人饱览莺莺燕燕，陶醉鸟语花香，最后感叹最喜欢在湖东漫步，甚至觉得不够，只能在杨柳阴里，一步三回头的恋恋不舍的离开。通过这种描写我们能看到，诗人白居易轻松愉快的心情跃然纸上，一片闲适淡然，而这种恬淡与白居易“得道”不无关系。白居易是中唐最著名的诗人。中举后一直负责文学工作，但他青年时期经历了藩镇之乱，痛感世事艰难，所以出仕后积极参与政治，上书言事。至815年他被朝廷斥为越权，被贬为江州司马。 “江州之贬”确实给了白居易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听到琵琶女弹琴甚至要哭湿青衫。但经此贬谪，白居易早年儒家的意志似乎变得消沉，佛道思想开始滋长。这种转变反映到他后期的诗歌风格上，他的诗歌追求闲适自娱，这便是“得道”了。当白居易回到中央，当谏言不被采纳时，得道的白居易就主动请求赴地方任职，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他被任命为杭州刺史。一般认为，《钱塘湖春行》是次年（823）所做。虽然是从中央迁居地方，但刺史为地方封疆大吏，并无掣肘，所以比起在中央无所事事，在杭州的白居易反而乐的自在。就是在这种畅想下，白乐天漫步于西湖，看到早春景色，回想自己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政治理想，于是写下了《钱塘湖春行》。显然，白居易的外放杭州，与元和十年“江州之贬”时的思想境界和政治抱负完全不一样。这一次的自请外放，是他不愿沉沦的表现，是他奉行的“兼济”思想与黑暗现实的又一次的激烈抗争。参考文献徐金国：《“与民同乐”：士大夫理政的不懈追求》，《教学管理》2016年15期。刘璐：《白居易的人生境遇与物我书写》，河北师大硕士论文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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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嗣为将一千个王羲之真迹中混乱拓印出来的字，在一夜之内凝结成《千字文》，可谓呕心沥血，写完就须发尽白。这篇《千字文》不但文采斐然，而且多次用典，真正达成了启蒙儿童的作用。
《千字文》的“剑号巨阙，珠称夜光”一句，先后使用了两个典故。“巨阙”指的是宝剑巨阙。春秋时期，越国以盛产名剑而闻名天下，越王勾践曾经命令铸剑大师欧冶子使用奇石为他铸造了五把绝世宝剑。它们分别是湛庐、纯钧、胜邪、鱼肠、巨阙。这些宝剑一经铸就，登时成为天下名品。而巨阙则是这五把剑里最大的一把。因此，《千字文》中将巨阙视为天下锋利宝剑中的代表。而“夜光”指得自然是夜光珠。东晋时期的干宝编纂的《搜神记》中记载了一段神奇的故事：相传，春秋时期隋侯在一次偶然间救下了一直受伤的巨蛇，巨蛇得救之后为了报恩，给隋侯衔来了一颗宝珠。令隋侯等人震惊的是，这颗宝珠在夜间绽放出极为耀眼的光芒，能将整个宫殿照亮，人们称之为“夜光珠”或“随侯珠”（一说“隋侯珠”）。因此，周兴嗣在《千字文》中用夜光珠来指代世间最名贵、最耀眼的宝珠。不仅如此，《千字文》还通过朗朗上口的典故给儿童做古史启蒙。在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推位让国，有虞陶唐”，这就是用容易记忆的语言，给儿童教授禅让制。所谓的“有虞”指的是传说中的有虞氏，即远古传说中的一个部落。我国古代著名领袖舜就是有虞氏的领袖，在本句中，有虞就指的舜。“陶唐”则是陶唐氏，同样是我国远古传说中的部落，而尧帝就是出自于它。因此。这句话的所写的就是我国远古时期尧舜之间的禅让制。《千字文》中几乎可以说句句都有典故，没有一处闲笔。而在此基础上，全文竟然还能合乎韵律、琅琅上口。由此可见，周兴嗣无愧于南朝梁的文魁。参考周兴嗣：《千字文》，黄山：黄山书社，2015年刘红毅：《刘红毅博士<千字文>讲记》，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