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11月2日以来，叙利亚内乱战火再起。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力量发生大规模持续性交火，使原本已趋向平静的叙利亚局势骤然变得严峻起来。反对派武装来势汹汹，8日早晨攻占了叙利亚，收复大马士革。
有消息称，总统巴沙尔已下令和平移交权利，并离开叙利亚逃往莫斯科。但就目前来看，叙利亚局势的最终结果仍然不明朗，但很可能长期成为大国博弈场。人们也许认为此次内乱又是美、以等国在后面作祟。实际上，叙利亚境内众多林立的部落是其乱局的另一重要的潜在原因。本文即从此处入手，探讨该国境内部落众多局面的历史渊源。
一、叙利亚早期的部落
叙利亚的部落历史源远流长。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叙利亚就已进入到部落社会。公元前4000年中后期，叙利亚虽然也出现不少城邦，但部落社会并未衰落下去，尤其是偏远地区的部落仍然数量众多。
拜占庭以及萨珊波斯帝国时期，两大帝国都更加重视扶持当地部落作为自身的代理人，而不是把国家的观念传播给他们。
伊斯兰教兴起后，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各部落有所团结，但始终无法彻底消除部落。倭马亚王朝时期，曾颁布过一些针对部落的限制性政策，但同时又重视各个部落的纯正性。他们禁止叙利亚阿拉伯部落与非阿拉伯部落通婚。这样，大量的部落反而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
后来的阿拔斯王朝对帝国内部的部落势力进行削弱，遭到反抗，因此阿拔斯时期各部落对王朝的支持力度有所减弱。越来越多的部落脱离王朝，而且部落之间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松散。
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叙利亚。在统治叙利亚之初，奥斯曼帝国曾试图加强对各个部落的管理。但由于当地部落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奥斯曼帝国管理起来颇为费劲。
17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集中精力向欧洲扩张，对于叙利亚部落的统治也逐渐松弛下来。到了帝国中后期，叙利亚各个部落基本脱离了政府，也不向帝国纳税，简直就成了统治盲区。而此时，各部落之间的争端却变得十分频繁。
20世纪初，叙利亚由法国委任统治。法国取代奥斯曼帝国，成为叙利亚的最高统治者。不过，法国人很快就发现这里的部落势力是一股令人头疼的力量。于是他们学习奥斯曼帝国的强硬措施，对部落势力用武力进行压制。
不过，法国人很快就发现一味强压效果并不好，往往导致部落势力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法国不愧是老牌殖民帝国，手段老辣很多。他们改变策略，想办法挑拨部落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仇视。
接下来，法国将叙利亚“分而治之”。他们将该国东部全境和最南部专门划分为部落区，并与定居区完全分隔开。这样很容易阻断部落与城镇的联系。
对于各个部落，法国统治者还给予独立的政治身份和地位，有意识地提高其部落意识。有威望、有影响力的部落首领还可以进入议会，充当法国统治当局的代理人。而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与部落势力分道扬镳，二者再也无法走到一起，拧成一股力量对抗法国了。
二、独立初期的叙利亚部落
1946年4月，叙利亚获得独立。那时的叙利亚仍然不算现代民族国家，农村下层民众对部落和宗教的忠诚度要远高于对国家的。
各部落的经济和社会活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的。生产资料和财产，包括牛羊、骆驼、耕地等都为家庭私有。年长男性往往是一家之主，他可以决定家庭中的所有事务。
叙利亚部落民众对于自己的部落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认同感。一旦遭遇其他部落的袭击或者侮辱，常常会引发部落的报复，且这种报复是无差别的。因此，血亲复仇和荣誉谋杀成为部落社会的一大特色。
部落首领也具有政教合一的色彩。他们通常是政治领袖，同时也是宗教领袖。首领及其家族成员享有很多特权，他们可以组建民兵以捍卫自己的权威，他们的家族成员不必参与生产劳动，却可以控制部落的经济和外交。
而部落民众主要从事放牧和农耕。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农业较为发达。他们种植小麦、大麦和棉花等作物。而在南部和沙漠地带，部落民众主要从事畜牧业。
在叙利亚部落社会中，习惯法的地位和权威远高于国家法律。部落习惯法是将伊斯兰教法中的个别原则与部落习俗结合起来的法律约定，一般不成文。习惯法与国家法律在判决罪行方面也有很大不同。
比如血亲复仇或荣誉谋杀，在国家法律层面一般都会认定为重罪。但如果根据部落习惯法，则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再比如偷盗罪，国家法律往往会判定为较轻的犯罪。相反，部落习惯法会则认为偷窃有损部落荣誉而会被判为重罪。
叙利亚独立之初，由于境内存在着大量的部落，因此与现代民族国家在社会组织和特征方面有着明显不同。叙利亚的阿拉伯部落不仅数量多，而且坚守传统，势力强大。国家与部落的关系必然会出现曲折。
三、阿萨德家族与叙利亚部落的关系
从1946至1970年是叙利亚议会民主和复兴党执政时期。那段时间内，总体上叙利亚各部落都受到来自国家的政治压力，部落与国家政府之间冲突不断，矛盾完全公开化。
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上台。阿萨德本人建立的是强权政府，不断推动国家权利归于一身。不过对于叙利亚众多的部落，阿萨德政府走的是全面和解路线。
首先在政治层面，国家与部落重新结盟。阿萨德放下身段，劝说流亡部落首领返回叙利亚，而后者也给予阿萨德政权积极肯定。回国后的部落首领还专门穿上传统服装去拜访总统，不仅向阿萨德宣誓效忠，还与之合影。
阿萨德许诺，只要部落习惯法不与国家的政治原则发生冲突，就保证其合法性。部落首领们在国家的支持下很快恢复为道德权威和冲突协调人。他们中甚至还有不少人进入政府，成为议员、官员等。
阿萨德时期，叙利亚政府大力宣传部落文化。为此，1970年，叙利亚政府还专门拍摄有关部落民众生活、习俗的影视作品，多位导演和明星参与制作。
虽然看上去国家与部落之间的整合很成功，但不幸的是，叙利亚搞的是强人政治，国家政策与强人的观念密切相关。换一个执政者，国家政策很可能也会发生变化。
2006年6月10日，哈菲兹·阿萨德去世。34岁的巴沙尔·阿萨德接续政权。他刚上台，便着手对政府重要部门进行人员调整和换血。与哈菲兹不同，巴沙尔倾向于使用社会精英和阿拉维嫡系。
大批部落首领被逐出政府。叙利亚复兴党和军队的扩充重点也从部落调整为阿拉维派。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部落民众，也不能进入企业或者教育机构。由此，巴沙尔政府与部落势力渐行渐远，国家与部落之间的融合态势被打断。
更糟糕的是，伊朗的什叶派和沙特的苏菲派先后传入叙利亚各部落中。相对于松散、世俗、温和的逊尼派，什叶派和苏菲派显得更加保守和接近原教旨主义。这也为后来部分叙利亚部落倒向“伊斯兰国”埋下了隐患。
2011年1月，叙利亚爆发危机。不同的部落也与不同的外部势力勾结，使得叙利亚危机异常复杂。美、俄、伊朗等国能够在叙利亚进行角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各部落与这些国家相互勾结的结果。
随着巴沙尔政府的倒台，叙利亚境内为数众多的部落将何去何从？与新政府的关系又将如何？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文史君说
叙利亚的问题十分复杂，除了美、俄等强国的角力，其自身政治构架的缺陷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其中，为数众多部落一直是阻碍该国发展的痼疾。其实也是中东、北非很多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可以预见，要进入现代化的民族国家阶段，叙利亚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Rasha Obeid:《国际力量介入叙利亚危机的影响研究》,吉林大学,2018年。
糜继宏:《叙利亚冲突中的伊朗因素》,西北大学,2015年。
李云鹏:《叙利亚历史进程中的国家与部落关系研究》,西北大学，2021年。
冯潇:《叙利亚化武危机中的美俄角力》，上海外国语大学，2020年。
（作者：浩然文史·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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