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2024年 12月5日13时34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史家、教育家、孙犁研究专家、作家郭志刚先生逝世,享年91岁。

郭志刚教授认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与单纯的研究机构不一样,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在高等学校里,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是相互为用、相互提高的。作为一名教师,走这样的路子阻力较小,较易成功。”因为高等学校的教师虽然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但是教书育人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更为重要。对于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高等师范学校来说,育人工作就显得尤为特殊。因此,郭志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以教学为基本目标的,公开发表的“专题性”学术论文常常是“做了上课用的讲义”。

郭志刚先生(前排左三)与启功先生(前排左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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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刚先生(前排左三)与启功先生(前排左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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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刚教授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运用,他认为新材料的发现是推动学术创新的基础,脱离了新材料的学术创新可能会流于为创新而创新,缺乏足够的材料支撑。故人们谈到郭志刚教授的学术研究时常常这样说:“郭志刚先生治学,一向注重史料,本书(“必记本”注:指《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对于史料的充实(包括对某些新材料的、新作品的征引或发现)可以说是为一般新文学史论著作所不及的。”“发现,包括规律的发现,作家的发现与史料的发现等等,这是文学史论的目的,也是文学史论的灵魂。许多时候,一条极富意义的新的发现就可以使一部文学史论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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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为崔志远对于郭志刚教授生前的访谈,首刊于《理论与争鸣》,经“必记本”重新编辑发布,特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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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刚先生(90年代初)

关于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

正如“复杂”不代表“丰富”,“单纯”或“简单”也不代表“贫乏”。文学的生命是真实,真正有生命的东西,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实体,它无时无刻不处于活跃、变化和飞动之中,即使是一个十分单纯的人,要真正进入其内心世界,或者说,要揭示其性格的全部秘密,那也是非常不易的。蒲松龄的《婴宁》塑造了一个极其单纯和天真的狐女形象,但并没有妨碍她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没有妨碍它具有明确的善恶观念、强烈的爱憎感情,以及在表达自己情绪愿望的一系列别出心裁的行为和手段。这种单纯与丰富的统一,“性格组合论”就难以作出解释。

生活的复杂不仅不能必定造成性格的复杂,有时候,随着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发展,原来人物性格中的某些复杂因子,还会得到改造或转化,使性格的色调更加趋向统一和明朗。这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环境固然有依存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还能能动地改造社会和环境。人的性格之反映社会生活,并非像镜子那样消极地反映着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各种“杂质”,而是在自己的实践中对其进行改造,使人的自身变得不那么复杂。

在剧烈复杂、新旧交替的历史变革中,固然产生了性格复杂的人,同时也产生了性格单纯的人。富尔曼诺夫根据真人真事创造的恰巴耶夫这个著名形象,就是一个由复杂矛盾变为单纯明朗的人物。可见,性格的最终价值,不以复杂表现其分量,而以在客观环境中合乎逻辑的发展表现其分量,以对人生意义的揭示程度表现其分量。性格的发展,固然可以由单纯趋于复杂,但也可能反其道而行。总之,性格的成功塑造,并不仅仅联系着复杂性,它也有同样多的机会联系着单纯性。

关于理论与生活

我想谈两个问题。一是理论和生活;二是理论的语言。

先说理论和生活。我认为,理论研究也需要生活。这里说的是广义的生活。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就不能体验和理解作品,甚至不能在平等地位上和作家共享发言权。研究需要准确再现作品中的生活场面,没有足够的生活,很难实现这一点。不妨这样说:作品是创作,研究则是创作的“再创作”,在创作中起作用的某些因素,在研究中也同样起作用。自然,研究工作还有一个高度抽象的理论阶段,但不管怎样“抽象”法,它也不能离开生活,否则,“灰色”的理论将再也不能闪现亮色。

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不能正确理解人生,也就不能正确理解文学。

一个人对人生体验的深浅,往往和他对作品理解的深浅成正比。这样看来,文学作品不仅是人生的反映,还是人生的延续——人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在作品中解释和创造人生。理论家研究的对象和作家创作的对象,从生活源泉上看,原是一回事。在创作中起作用的规律,在理论中同样起着作用。因此,研究者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即生活这部大书。

关于学术研究和生活

人生经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主要通道。以人生说文学,如平湖荡舟,无所不通;脱离了人生谈文学,就会越谈越玄,文学就成了玄学。这是研究和欣赏的基础层次。艺术层次是更高的层次。如果说,在经验层次上的欣赏凭直觉就可以进行的话,那么,在艺术层次上的欣赏,除了经验之外,还需要专门的修养。

优秀的艺术作品常有“显”、“隐”两个层面,经验层次的欣赏更多看到显性层面,艺术层次的欣赏则可从显性层面进入隐性层面,得其文心。这是行家的欣赏。行家的艺术造诣,固然和专业修养有关,更与气质、经历、入世深浅等人生体悟有关。从这个角度说,他也是人生的阅读,是艺术人生的阅读。文化层次则是以文化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文化的发掘。

其中风俗文化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风俗不通,会产生研究和欣赏的障碍,风俗一通,不但不再“隔”,而且会增加研究的魅力和深度。哲学层次是研究和欣赏的最高层次。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悟道”,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悟道之难。文学要表现人生,不能不涉及悟道的问题。“悟道”,即悟哲学道理。因而,哲学层次也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当我们在哲学层次上展开想象,文学的天地就变大了,它的魅力就变成无穷的了。经验、艺术、文化、哲学都来自人生,因此,我把研究和欣赏称为“阅读人生”。

再说说理论的语言。上世纪80年代中期,理论界曾有“新名词爆炸”,实在出了一批天书似的文章。这种恶习的后遗症至今尚在,我们仍能读到把手风琴说成“会奏乐的匣子”一类装神弄鬼的文章,只是病象不重,人们不很注意而已。语言这个东西不是别的,它是人们见天用的交际工具,无论是说或写,都是要人懂,不是要人糊涂,偶然有篇天书似的东西唬唬人,还不大要紧,但如这样的东西太多,就会使社会患上危险的心脏病。这类现象特别容易出现在文化转换时期或变革时期。不是变革需要故弄玄虚,而是故弄玄虚者易乘变革之机,或者对变革有所误会,也易玩些小花样。

“五四”文学革命方兴未艾之时,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便批评这种现象:“杂入累赘费解之新名词,其讨厌必与滥用古典相同”,“实此等自命渊博之假名士有以致之”。20世纪30年代民族化大众化讨论时,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又批评这种现象是“新式文言”,以文言作来源的主体,硬塞些外国字眼和文法,将语言变成了“《说文》和《康熙字典》,东文术语词汇和英文句法分析的练习簿”。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名词爆炸,是世纪初旧病的复发。语言关及文化、语言病的病根,既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也深植于一个社会的文化乃至它的传统和习惯中。所以,病根的祛除,既有赖于全体社会成员思想素质的不断提高,也有赖于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