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不得不起而奋笔疾书。无论儒生如何反华夏天教,如何反西方基督教,最终在他们眼里,西方的上帝(上帝在西方)就是“高大上”,“阳春白雪”;东方的上帝(上帝在东方)就是“狗屎”,“下里巴人”。他们哲学无能,没有深刻的哲学思维能力去发现上帝,他们只是肤浅的信仰跟屁虫,跟随所谓的“高大上”、“阳春白雪”;他们不能正确认知,理解上帝、神教和信仰,由盲目的自大、自尊、排外,因害怕死亡,儒学缺乏临终关怀,不能使之灵魂不朽,而又必然滑入无以永恒的自薄、自卑、崇外的另一极端境地,尤其在行将就木之时。他们骨子里就是软骨头,打心眼里崇洋媚外;他们无能在东土建立“理想国”,只想着奔赴西方的“极乐世界”;他们反华归西,必然逃儒归耶;他们不是真正地信仰天或上帝,而是信仰他们打心底里认可的“高大上”和“阳春白雪”;他们不是信仰无名无象的真理,而是信仰有名有象的《圣经》、教会、教堂、西方、西方人、西方文化、西方文明、西方人文历史、上帝在西方的神迹历史。他们反对东方和华夏上帝(上帝在东方和华夏),取消祂的神圣性,然后找不到上帝,无以永恒,他们又悄悄地皈依西方上帝(上帝在西方)。别看儒生多么反基督教,迟早都要皈依耶稣上帝。他们打心眼里看不起华夏天教上帝。他们就是这么拧巴!亡华必儒!
逃儒归耶不齿于儒,儒耻于其逃儒归耶。从华夏天教上帝信仰来看,逃儒没错,归耶不啻画蛇添足,舍近求远。信靠上帝,并非信靠某教文化和历史。既然信靠上帝,何不皈依华夏天教,认同华夏天教文化和历史?若如此,不仅神祀宗祠两全,也不违背儒家慎终追远,尊祖敬宗之教。临终归耶,说明他对华夏文明还没有真正深入理解,还没有追根溯源到华夏文明和汉字的源头。说明,半路杀出的儒家不过是天教上帝信仰的背叛者,其一元世界观无法提供个体生命的临终关怀和灵魂不朽。人怕死,不愿死亡,拒绝死亡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担心不能永恒不朽。既然肉体不能成之不朽,就必须借助超越现实世界的灵魂来实现之。这是儒家一元世界观所不能胜任的。逃儒归神或类神(佛教)乃是企图不朽之儒者的必然选择。
善恶同体当是人性正论,基督教原罪论和儒家性善论都有所偏而片面。二者之间,原罪性恶论又优于性善论。基督教既然承认人有原罪,人人有罪过,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自然就会接纳以身戴罪者而不以为有什么不妥。况且,耶稣基督已经为世人赎罪了,待祂再次降临,作为天国之王,定然会赦免一切世俗罪过。儒家单纯假设人性善,姑且不论其道德真伪,至少事先已经为自己、为他人设定了道德高标和要求,所以一旦儒生有过且明显于世,同门之间瞬间就有了内外之隔。墨家性染论认为人性善恶倾向和人性行为善恶变迁,不完全取决于主体能动性和无差别的自主选择或自我决定,而是环境和周遭处境也发挥一定作用,是主观意志之善恶意志互相博弈,以及环境参与博弈的综合结果。墨家不认为,爱利人者人从而爱利之,贼害人者人从而贼害之,违反人性。墨家不单纯地寄希望于人性善端和人自身的道德自律,而是借助神教道德命令之他律,以及命令作为法则内化于心以后所形成的道德自律之软力量,与来自于国家、政府和法制的外在强制性的硬力量,来共同参与约束人性之恶端,助力主观意志善恶博弈,使之弃恶从善。
非儒是一场文化革命运动,是对儒家2000多年的反动文化革命运动的拨乱反正的神圣革命。华夏传统文化盛行天教上帝信仰,体现为汉字的本源意义。上帝为天为神,神而聖,故而神聖。聖者,外王也,耳听民意,口传天宪。非儒就是揭示儒家反华,反华夏天教上帝信仰,以宗法等级礼制取代上帝神圣性的本质;已达到彻底清除儒家文化毒素的浸淫危害,恢复华夏文明的原始的传统的伟大文化根基,即,恢复华夏天教上帝信仰,以为华夏民族之精神家园;建立天教神社,以为天教徒的神教团契生活中心,从而颉颃外来的文化和神教。儒毒横行中华2000多年,清除之越快越好,但我们当有充分准备,以2000多年的时间来持续清除之,一万年不算久,在宇宙永恒的时间长河中,不过是眨眼一瞬间。
儒学是废学,黑暗学,天亮之际,逃儒是应当的必然;归耶则是大可不必,毕竟信仰上帝不是信仰各种历史。舍近求远,无非崇洋媚外心理作祟。儒家是华夏文明和天教上帝信仰的背叛者,叛教者,叛华者。儒学以其奴隶道德赢得权力垂青,引为统治技术。反之,儒学利用权力行独尊绝异之能事,排挤,打压,污蔑,抹黑,毁灭其他诸子百家优秀文化,以其逞能作其无能,腾出华夏思想文化空间,毫无尊严地引进各路外来的宗教和思想文化。若百家争鸣局面不被打破,其外来者岂能有长驱直入之机?于是乎,孔孟荀懂、程朱陆王一干卫道士差论其爪牙之士,攻人无罪之家,东西濒海临山之大房,攘杀燔覆,迫其主人隐忍退让,避居山林。诸卫道士清空房屋,整理庭院,开门远迎西方哲人,释迦牟尼、耶稣、默罕默德、马克思先后入住。其四者皆高鼻深目之徒,反客为主。孔孟程王等卫道士以尊主为荣,每日伺候左右,端茶奉水,照顾四哲饮食起居,不敢怠慢。时有山林隐士,老墨庄惠华夏诸哲,与之谈天论道,商科榷哲,诸卫道士伺奉左右,垂头怒目,睥睨无礼,如听天书,不敢造次。
《论语·泰伯》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邦有道或无道跟评价某个人富贵或贫贱没有必然关系,只有跟个人道德或为人处事有直接关系!哪个世道人间没有富贵和贫贱?什么样的邦才算有道或无道?邦有道,就无贫贱?邦无道,固然不宜富贵,但不等于富贵者一定就是可耻之徒!你能举一个没有贫贱或富贵的社会出来吗?这些都是没有细致理清的东西,空洞地泛泛而谈没有意义和结果。另外,乱邦危邦不入不仕,岂不是逃避士或国民责任?是耻?还是不耻?说出来的话,前后矛盾,不能自洽,说明其学说缺乏系统性的科学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与方法论。《大学》:“一人贪戾,一国作乱。”,若是如此,这就是《大学》作者对孔子观点——其父攘羊,父子相隐以为直,纵容一人贪戾——的批评。如果儒学能兴盛日本,日本的兴盛也不会发生于1853年的黑船事件之后了。而且,日本近现代哲学的兴起也不是原自儒学。一族一国科学及其技术是否真正发达,由其哲学是否发达为根据。观其哲学一斑可知全貌。没有哪个哲学不够发达的民族或国家,其科学是发达的,至少在目前我还没有发现。
文明尚同,文化尚贤。文明表现为内在的思想,日益接近真理或客观思想的趋势,最终达到主客观思想一致同一。文化乃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代代相传。文化为思想所规定,野蛮思想表象为野蛮的低俗文化,文明思想表象为高尚文化。野蛮思想是纯粹主观性,主观性,主观精神;文明思想是纯粹客观性,客观性,客观精神。摆脱野蛮思想,步入文明世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渐进过程。主客观思想重合面积越大,摆脱野蛮步入文明的程度就越高。
墨经是墨家教材,是墨学的哲学基础,一切实用理论以墨经为本。读墨论和墨守务必要读墨经和墨辩,后二者为墨学提供基本概念定义,哲科思维方式、逻辑方法、哲学基础知识。否则,难以系统性阅读和理解墨学体系。如果没有墨经对一些伦理概念予以明确定义,诸如仁义礼智信孝忠任廉,等等,我们就有可能混淆儒墨,没办法区分二者伦理之间的截然不同和对立。没有对墨学一些心学概念诸如“察”、“辨”、“貌”、“论”、“虑”等定义的理解,我们就很难清晰明白读懂墨论修养。没有对墨学哲学概念“实”、“名”、“同”、“异”等的界定理解,就无法理解“实体”概念、“名实之辩”、“同异之变”、“本末之变”,等等。没有对墨学七大律和道德律与道德判断原则的理解,就无法理解墨学及其墨论的思辨。没有对墨学辩学的理解,就不知道墨家的逻辑方法及其原理;特别是“效”式演绎推理的概念集合论原理。没有理解“离坚白”和“盗人非人”之命题思辨,就不能理解后墨-名家之所出和命题,诸如“白马非马”等名实之辩。当然,墨学像其他哲学家著作一样,有些概念定义直接出现在论文里,诸如“攻”和“诛”等等,它们不是通过普遍定义为人所熟知,而是通过指事定义法被人理解。不懂“攻”和“诛”的含义区别,就不可能理解《非攻》诸篇奥义。墨学是中国哲学的真正代表,是中华文明的巅峰之作,足以颉颃世界各大哲学派别和体系。除了亚里士多德以外,没人能媲美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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