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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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裕和

中共军队后勤阵线上有个“后勤四大元老”的说法,说的是叶季壮、杨立三、杨至诚、宋裕和四人,他们四个也被称为“四大金刚”。今天说一下宋裕和

宋裕和又名宋友训,1902年出生于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乡寿水瑶族村宋家组,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曾任第八区(延寿)农协筹备委员、区农协副委员长、区农协委员长兼区农民自卫军大队长;1927年5月,加入中共。

马日事变后,宋裕和奉汝城县农军总队命令,率农军参加县城保卫战。县城失守突围后,与县农协宣传部长何举成的农军汇合,到江西边境开展游击活动。

秋收起义时期,宋裕和、何举成活动在湘、粤、赣边境一带,并参加了攻克桂东、汝城县城等一系列战斗。1928年2月,部队在韶关被国民党军十六军范石生部围袭,宋裕和突出重围后、与组织失去联系,遂回到延寿家乡隐蔽。土匪胡风璋闻讯后,派200多名匪兵缉捕,宋裕和脱身后几经辗转、到了井冈山,先在红四军政治部当宣传员,后任连指导员、团政治委员、红三军支队和无线电总队政治委员等。

1929年12月底,宋裕和参加了“古田会议”、并当选为前委委员;1931年,当选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他担任中央军委总部第三局局长,负责后勤工作。

美国记者斯诺在所著《西行漫记》中,以照片介绍了他是跟随毛先生从井冈山经长征到达陕北为数不多的领导人之一。红军到达陕北后,宋裕和先后任军委总部二局副局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局长。抗战时期,宋裕和历任新四军军部军需处副处长、供给部长、后勤部长。

1937年。伍云浦、边章伍、宣侠夫、宋裕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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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伍云浦、边章伍、宣侠夫、宋裕和合影
1938年(左起)罗湘涛、宋裕和、张正坤、周子昆、赖传珠、张元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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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左起)罗湘涛、宋裕和、张正坤、周子昆、赖传珠、张元寿

据宋裕和抗战时期的部下、时任新四军第二兵站站长的刘凯夫回忆: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新军部在后勤机构设置上不再受国民党的约束,原军需处撤销,建立供给部,宋担任第一任供给部长。

据时任第一兵站站长的忻元锡回忆:皖南事变后,宋裕和多次表达了凛然正气,他说,说我们游而不击,你又发了这么多的“传令嘉奖“岂不矛盾?这么多的战利品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又说,说我们违抗军令,看是什么军令,你抗日的军令我就执行,你投降的军令我就不听,你搞反共磨擦的军令我就顶着干。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陈毅任军长、刘少奇任政委。刘少奇调赴延安后,饶漱石代理了刘少奇的职务,1943秋,饶漱石策划了对陈毅的批判,罗列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等十大罪状,此即“黄花塘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宋裕和婉转地策略地抵制了饶漱石的错误做法,在发言中指出: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问题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不能把平时工作中的一般性错误问题,无限上纲上线。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宋裕和先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司令员,后调任华东财政委员会副主任,参与领导了上海的资财接管。新中国成立后,宋裕和历任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北京建工局局长等职。

1969年“珍珠岛”事件后,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为备战需要、在京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需要进行战备疏散,宋裕和和王震被疏散到江西省抚州市。在抚州,宋裕和念念不忘为党工作,常常给青少年、解放军战士讲述他当年如何参加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等。1970年12月12日,宋裕和急性心脏病发作,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抢救无效去世。

介绍见下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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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见下行文字

右起:1陈毅、2周子昆、3宋裕和、4粟裕、5李一氓、6叶挺、8袁国平、9朱克清

后及

如去曾见到有说法称(如《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不可替代的总司令》,作者赵于平):中将开国赵镕,1983年6月14日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工作者的访问时说:“你们写朱德同志的传记,有一件事提醒你们,就是关于‘十六字诀’的问题。一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其实是朱德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他是在许多地方做过试验的。最早起源于1913年,他在滇南个旧戡乱、剿匪。”

相关叙述中还说:井冈山时期的老将领和老战士,也多有记述。例如杨至成、何长工、宋裕和、范树德、龚楚等。他们曾经回忆说:“朱毛会师后,原来井冈山的同志们纷纷奔走相告,说‘这下好了,来了个会打仗的’,又说‘朱军长有一个御敌的十六字诀’。”

在污名化主席歪风最猖獗时,曾有心怀叵测的人,利用这篇文章中的赵将军说“十六字诀”不是主席原创的说法,企图以此证明主席“贪天之功”。对于这个说法,实际上、除龚楚一人曾说朱老总是首创者外,其余四人均未见有相关说法,范树德对此事的回忆现无法查到;宋裕和朱毛会师时、还在广东,肯定无法与任何人“奔走相告”。

杨至诚上将在《艰苦转战毛主席在井冈山的片断》中明确写明: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敌人有全国性政权,有飞机大炮;我们一无所有,不能和敌人硬拚。因此,毛党代表规定的作战方针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何长工的说法是这样:关于“十六字诀”有争论。有一个记者叫×××,现在是总政治部的,他在延安时期跟斯诺谈话时说“十六字诀”是朱德同志创造的。我们学校(指军事学院)有个颜永辉也同意这个意见。我说是朱德、毛泽东两个队伍创造的。南昌起义部队是游击战争,秋收起义部队也是游击战争,不是共同创造“十六字诀”吗?其实在井冈山,是毛主席先提出来,这是有根据的。我们肖院长(指萧克同志)记得。他在二十九团当连长的时候,那时候宛希先是营党代表,二十九团就传达过,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事实上,《炎黄春秋》之文的说法也与常识不符:游击战是军事实力较弱一方所采取的战略,朱老总当年率滇军剿匪时,难道是土匪的队伍力量更强?……

对此,参加过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开国上将张宗逊明确指出:“十六字诀”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这是肯定的……时间就是在永新困敌达二十五天之久的时候提出来的。

“永新困敌”发生在1928年7月间。1929年4月5日在毛先生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毛先生的这个提法前后,各工农武装已有类似提法,如:洪湖地区“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万安“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鄂豫边区“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湘鄂赣边区的“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

朱德后来在《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九六二年六月)说:“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完善地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