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开国上将王平接到新的调令，去武汉军区担任政委。仅仅复出几个月，就能出任大军区正职，王平内心是非常激动的。
在去往武汉之前，他特意去拜访了负责整顿军队的邓公和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帅，询问接下来的工作如何开展。
两位中央首长都说及了当前的形势问题，希望王平在某些方面特别注意，叶帅还特别叮嘱了一句：我提醒过丁盛，不要总往上海跑，但似乎没什么作用。
为何叶帅在跟王平的谈话中，会重点提到丁盛？不往上海跑，背后又有什么深意呢？
说起来王平在复出一事上，分别得到了叶帅、王平、丁盛三人的照顾，他夹在中间也挺为难。
1967年，时任南京军事学院政委的王平，突然遭到冲击，被扣上“复辟”的帽子，隔离在郊区的一间偏僻小院里。他每日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院内，有专人看管，即便亲属都无权探视。
直到1971年10月，看管人员将他的《红旗》杂志收走，还回时里面毛、林的合照已被撕掉，这件事让王平感觉情况有变，内心燃起了希望。
两个月后，他终于跟家人见了一面，儿子趁看管人员松懈时，偷偷告知坠机一事，王平恍然大悟，也高兴自己很快就可以出去了。
果然，没过几个月军区保卫部来通知，说周总理有指示，让王平回家，为他恢复了自由。
本来王平以为既然中央知晓，那重新出来工作也是近期的事，可他回到南京军区才发现自己错了。
他所恢复的“自由”极其有限，仅能在南京活动，要出城必须找军区保卫部报备批准，一切活动也被禁止参加、不得在公开场合露面。
这无非就是换了个“大一号的牢房”嘛，老战友见此都不敢交往，生怕惹火上身。
王平内心苦闷，多次给中央及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帅写信申诉，在73年获准去北京。
待他抵达，叶帅指示总政主任李德生尽快为王平恢复名誉、安排工作，但正值“十大”前夕，李德生抽不出时间。
待大会结束，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才为王平恢复了党组织生活，但什么时候安排工作、享有什么样的待遇，迟迟也没有定下。
王平在北京苦等数月，事情没有进展，反而首都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他为避免节外生枝，就决定先返回南京。
在动身前，王平去看望了刚刚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公，想知道自己的事到底是什么个情况。邓公跟王平说：要求工作不犯法，我会帮你说话的。
没过多久邓公的确去帮了忙，但事情还是没有推动下去。
如此局面对王平就更尴尬了，毕竟去找中央都没用，那说明“问题”不是一般严重，南京军区基本上对他敬而远之，老战友见面连招呼都不敢打。
直到1973年末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抗美援朝时的老部下丁盛调到南京军区，王平的处境才得以好转。
丁盛抵达南京的当月，就带着一名警卫员直接驱车到王平家里探望，在军区引起了轩然大波。
内部有人觉得这样不好，委婉提醒丁盛，王平还在被“观察”中，接触应谨慎些，以免被贴上“立场不稳”的标签。
丁盛却回道：我跟王政委在朝鲜战场一起战斗过，我了解他，他是位好同志。既然组织让他回家，就说明没问题嘛，该怎么对待老同志，我心里有数。
后来丁盛逢年过节就安排人去王平家送礼、专门帮王平在军区食堂申请就餐证、让王平参加非涉密会议、出席茶话会和交流会等。
原先对王平设限是不能公开露面，丁盛就一步步让王平的生活正常化。特别是74年春节的军区团拜会，丁盛派车去接，还让王平坐在主席台第二排显眼位置。
这让王平感受到久违的尊重，据一位老同志后来回忆：那天的情景令人难忘，王平同志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这年年末，在丁盛的授意下，王平受聘担任南京军区战史资料编委会顾问，虽然职务不高，但好歹也是有了工作，从0走到了1。
自此王平经常出现在军区大院里，大家见到他也开始热情起来，与72年刚回军区时形成鲜明对比。
1975年1月，丁盛和王平都接到通知去北京开会，刚开始丁盛邀请王平一起坐飞机过去，以免路途劳累。
然而出发前一天，丁盛突然告知，飞机坐不下，另给王平安排了火车。此举王平虽然感觉奇怪，但也没多想。
直到几个月后将去武汉赴任，王平才明白丁盛是要避嫌，以免牵连到自己。
王平去找邓公、叶帅那天，两位首长说起武汉军区的形势，直言那四个人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往里面插手，比如军区内部曾出现过“让张春桥当总理”的大字报、有一些部队非常摇摆等等。
这些情况让王平眉头皱起，正思索该如何应对时，叶帅说：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好好开展自己的工作，我们跟各军区主要首长都打过招呼了，要他们稳定各自辖区，只要他们不乱，一切都好办。
顿了顿，叶帅特别提及到南京军区：“我提醒过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不要总往上海跑，但似乎没什么作用。”说完叶帅就点到为止。
王平是聪明人，知道叶帅这样说有两层用意，一来上海是那四个人起家的地方，丁盛老往那边跑不太好，到时如果出事了怎么办？
二来军委知道王平跟丁盛关系不一般，当面提及，就是想让王平能发挥一下自己的影响力，看能不能把丁盛拉回来。后来王平有尝试过，但也不管用，丁盛最终真的在上海相关之事上栽了跟头。
1976年8月，丁盛前往舟山群岛去视察军务，返回南京军区的途中暂宿上海。本来他准备休息一下，不通知当地的领导。
但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正在上海治病，来了一个多月，都没得到重视，廖汉生就委托丁盛去打个招呼，希望能得到更好的治疗。这个招呼，后来造成很大影响。
上海市委的几名领导得知丁盛抵沪后，连忙登门拜访，在廖汉生的回忆录里有相关记述：
“8月8日晚，我刚刚躺下，就听到他们一行人从房间里出来，推开我的卧室门，连着叫了几遍：廖政委，廖政委。
我在上海看病有近一个月余，他们从未来过我，没有想到给丁盛打个电话，很快就来了。我心里有气，所以没有搭理他们，关灯睡觉了。
此时门外的人自言自语地说：‘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再来看吧！‘第二天，其中一人又来看我，请我搬到锦江饭店去，说那里有冷气，条件好一些，对治疗有利。我谢绝了。”
丁盛的回忆录里有跟廖汉生能对印上的：“马、徐、王三人来了，我强打起精神应酬，大家同去找廖政委，不过病中的廖政委没有开门，便回到我的房间中进行了闲谈。”
正是因为这一晚的不同表现，廖汉生和丁盛后来的待遇天差地别，丁盛还是没把叶帅的叮嘱放在心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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