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侯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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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地摊从大明大清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几百年来兴盛不衰。从抗战胜利后遍地军装、钢盔、水壶、美国饼干、日本眼药,到八十年代知青返程不好找工作,再到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下岗大潮……都是全城摆摊的时代。北京话管摆摊儿叫“练摊儿”,像是在锻炼,有点戏谑的味道。从小家里大人就说:“不好好学习,将来你农贸市场练摊儿去啊?” 用老年间的话说,刘伯温造北京这座八背哪吒城的时候,就给预留好摆摊的地方了。

人进入到文明社会以来,商品交易就是天赋的自由。同样,统治者和读书人则逛逛地摊儿,借此了解社会:“一则可以知道吾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问题),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陶孟和《社会调查》)

手艺人、旧货商人是职业练摊儿,其他任何人都能临时练摊儿,以贴补家用、临时救急或干脆腾地方。坐商是开店的,游商就相当于是摆摊儿,可拿块哇单(北京话:包袱皮儿,这个词源于满语)找块干松地方往地上一铺,立即营业,南方话叫摆摊头。广义上的地摊儿并不非得放地上,端着盒子路边卖烟的,挑着担子卖水仙花儿的,推车摊煎饼和鸡蛋灌饼的,甚至路边上打开汽车后备厢卖衣服、卖毛绒玩具的,街头画像、代写书信对联的……只要能随时“搬家”的都算地摊。从小在地摊儿上见过,画家左手持扇面右手执毛笔,篆刻家左手持印右手执刀,作品瞬息可就,给钱拿走。

地摊儿是流动的,哪儿人多上哪,一定要蹭流量;所卖的东西不论贵贱,都没有明码标价,一律张嘴讲价,想退货要看运气了;还不会有字号,如果非要起的话,可以叫:“低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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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旧书摊

逛地摊儿之意不在买而在逛,光看热闹,听各种调门儿的吆喝就够了。相声里的《卖布头儿》、《卖估衣》中对吆喝的模拟,都是源于过去的生活,只是稍微有所夸张和艺术加工。卖布头儿的都是零七八碎的布块,十尺给你七尺就不错了。估衣是旧衣服,多是从当铺里来的。大凡骆驼祥子那个阶层的人,大多是从估衣摊儿买衣服穿,有的人不论四季只称一件像样的衣服,换季时穿着去估衣摊,脱下来挑一件应季的穿走,买卖都这家。现在看来不卫生,可为了生存顾不了许多。鞋子也有旧鞋摊儿,叫“一杆儿挑”。摊主坐着不动地方,您指着要哪双,他拿一根杆儿把鞋挑过来,试试觉得挺好,没准回家穿两天就开绽——十有八九都是旧鞋翻新的。

摆摊儿的地方有临时的有长期的,临时的就是庙会。京城有隆福寺、护国寺等众多明代大庙。隆福寺庙会时农历初一、初二、九日、十日,直至1930年时改为公历。每当庙会的日子,人们扶老携幼,全家出动来庙里上香,接着便是采购和娱乐,相当于乡下人赶大集。人们吃小吃看杂耍,买点旧书家什,一律尽有。从山门门口卖菜的,到寺庙里大殿之间的空场上,全是地摊儿。在瓷器摊可以给您配个茶碗托儿或茶壶盖,在电器摊搞电工的可以买零件拆装拼接。而除了庙会以外,天桥、厂甸、霞公府、东单、甚至各个城门附近,城墙根儿,都有地摊儿。

北京多有小市、晓市类的地名,这就是固定的专业地摊儿。“小市“指的摆地摊的市场,分早市、晚市和夜市——鬼市。“晓市”指鬼市,但人们在文字上混着使用,就不做区分了。早市是四五点到上午,晚市是下午到黄昏,而最能淘宝的是在凌晨三四点的鬼市。北京主要有三大鬼市:德胜门北河沿离果子市不远的鬼市,崇文门外的东晓市,宣武门外的西晓市。琉璃厂、骡马市大街等地有鬼市。有打小鼓儿的收来的古玩硬货,也有小偷小捋儿销赃的,每人提个马灯或手电,买的就是这种劲儿,便宜是便宜,很可能没好货。

最穷最破的地摊儿俗称叫穷汉市,多是午后交易。《燕京杂记》:“东小市之西,又有穷汉市,破衣烂帽,至寒士所不堪者,亦重堆垒砌。……西小市之西又有穷汉市,穷困小民,自在道上所拾烂布溷纸,于五更垂尽时,往此鬻之,天乍曙即散去矣。”得硕亭《草珠一串游览》见《清代北京竹枝词》:“西城五月城隍庙,烂贱沙罗满地堆。”那才是五方家什,什么破烂儿都有,比废品收购站强不了多少。而穷汉市上的人卖到没的可卖时,便会卖最后的资本——力气。多是卖单日的苦力或短工,主顾来了叫上就跟着走,拿到钱就奔小酒馆或澡堂子,明儿个吃什么?明儿再说。

由此看来,旧京民众摆摊和城市公共空间完全是一种融洽,不会和城市运转发生冲突,从地名就可以看出,集市的地方,摆摊的地方来相对固定,像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一样几百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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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主与客人之间的交易纠纷,以及地摊之间的商业竞争,正规一点的会有市场或商业行会来管,而更多的是民间三老四少,老少爷们自己来解决了。而人们所秉承的,是儒家文明为主的诚信,以及旧有的伦理道德。

过去在很多店铺门口的马路边上,都有人摆地摊儿。这种地摊儿不交税,由坐商来管理的。比如一家饭馆的门前有个切面摊儿、有个剃头棚,那么往往饭馆伙计煮切面或剃头不要钱,而摊主每年给饭馆送点礼物就行了,如果饭馆回礼回得很重,比如回了一只烧鸡,意思就不大欢迎摊主继续在这里摆摊儿了。这是靠着民间习俗自发地管理,并非靠什么城管和法律,也是中国自身的社会运转。清末北京有了东安市场那种最早的综合性市场,将周围各处摆摊儿的人集中到市场里来的。市场里有商业区,照样也有地摊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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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北京集市

而鬼市上更是老一套,还有在袖口里划价的。

“咱俩拉拉手吧。我要这个整,这个零。”对方就知道了。方法是伸手指头让对方攥,从一到四都不攥大拇指,一是攥食指,二是食指和中指,由此往下。六是攥食指以外的其他手指,从七到十是袖口里打出手势,和现在单手比画数字差不多。要是张嘴说数字的话用暗语,各个行业的暗语都不一样。摊儿上的那点事,必然是低买高卖,免不了宰人或有“托儿”帮腔。这在古玩行和旧货行不能算欺骗,可以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比的就是眼力,玩儿的就是赌的成分,这也是生活的乐趣所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北京的旧货地摊从白桥挪到了什刹海荷花市场,后来又挪到了劲松,再后来有的潘家园。潘家园周末的旧货市场,凌晨四五点就有人来瘪宝——赌麻袋。论麻袋买故纸堆,能否淘到名家的手札便签,全凭运气,大凡启功、郭沫若的信札,大多是仿的。最能蒙人的是瓷器、名表,非内行不易鉴别。而过去讲究的古玩旧货摊儿,您买回家觉得不对,还能退货拿回来。

专业的“托儿”,并不形容商品的贵贱,是在不经意间递话,形容商品多么紧俏罕见,忽悠买家舍得多出点血。有的托儿甚至不说话,就跟那里围着作势。而真宰人的摊儿,俗称叫老虎摊儿,多是倚靠在古玩行业附近,是中国人说洋文卖洋古董给洋人,真可谓是虎吃羊了——专坑洋人,原汤化原食。一般都这样拽两句:“Lookhere!Wantnowant?(看这儿!要不要?)”甚至说,过去江湖行业中的“金、皮、彩、挂、评、团、调、柳”——相面的、卖药的、变戏法的、练武术的、说评书的、说相声的、卖戒鸦片药的、唱大鼓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摆地摊。在地面上圈个场子画个锅,就在里面打把式(练武术)、说相声,打钱来谋生。更有抽签卖卤鸡等等扑卖的形式,乃至套圈的、扔飞镖得奖的,都有各自的道行。

笔者从十几岁起就喜欢集邮并逛古玩铺,经常去逛米市大街路西东区邮票公司门口的地摊儿。能有人拿出整本的“文革”邮票甚至解放区野战军的家信、闽粤当地的侨批来卖,有的摊主当面给我背《兰亭集序》教我读书,还有的摊主张罗着给十几岁的我介绍对象。而有一次,有个年轻人一边抽着烟一边看邮票,临起开身走后,摊主骂骂咧咧:“这手怎么这么粘啊?(意在说来人手脚不干净,企图顺走邮票。)“那人转身,扭头把烟头照着摊主身上就拽,“我X!”俩人伸手噼里啪啦就打上了,可没打两下旁边的老太太就来劝:“别打啦,都什么岁数了,打什么打呀……“那俩人有点懵,我们岁数都不大啊。有愣神的功夫,就被人劝开了。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保安也没有警察,似乎还保持着靠年长者、资深者来评理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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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是整个市场的调节,过去大凡如果某种商品紧缺,也会组织去地摊收购,也是坐商的补充。可最苦的还是地摊者没有休息日和上下班的概念,要遭风吹日晒,很多人夏天晒得打着伞也要摆摊,生活困苦可见一斑。而猛然间一阵大风,人们又开始担心,地摊儿是雨来散,下大雨就真没嚼谷儿了。

很多地摊儿真是穷得没辙才去摆的,卖的东西惨不忍睹。经常有没牙的老太太在哇单上摆着几双鞋垫和几条创可贴,外加什么月票卡,驾驶证的夹子、扑克牌、发卡、头花儿、猴皮筋儿、耳挖勺等等,总共一兜子不过五十块,就那么一摆一整天,以换来买个烧饼馒头,比要饭能有个说辞。

摆摊和禁止摆摊,一直是关乎民生的争论。人生很难一直在舞台中间享受风光。旧京时很多明星混不上舞台了,也会摆地摊卖化妆品,名校的教授学生也会卖仪器或图书,而此时台上的官员便发令为了“整顿市容”而禁止摆摊的,民国时还有诗讽刺曰:

街头摆摆小营生,夹道喧闹可不行。

为了市容须取缔,不关吉普要横行。

而不少台上的人没准因为经历了日伪时期,在光复后被解职了——也摆地摊了。当年台上的台下的在小市中相遇,可能相逢一笑,顶多是种苦笑。四十年代,堂堂宣统爷的七叔贝勒载涛也骑上自行车,到德胜门外的小市摆摊。他在无意中有一次错将一个明代瓷器当作普通的给卖了,一下次传扬开,不少人摆摊儿的都认识他,恨不得先给贝勒爷请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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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载涛

据说有不少大老板企业家,甚至老字号的传人都是摆摊儿出身,但总共发家的也没几个,因为发家了提及练摊儿是展现自己的当年之勇,没发家的还在苦海里挣扎。全聚德的老板是摆摊卖鸡鸭的,东来顺的老板是东安市场北门摆摊卖豆汁、扒糕的,现在的海底捞、周黑鸭,甚至名企业家中的柳传志、宗庆后等都摆过地摊儿。尽管过去摆摊儿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求温饱,不是长久之计;但人们愿意相信,通过摆地摊能填饱肚子,还清债务,会有个好的未来。

在过去,练摊儿对不少人来说,还真令人吃不了那个苦,也拉不下那个脸来,其实无所谓。人生和经济发展一样,本身就是波峰波谷,发家败家本是云聚云散,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有钱,也不会永远没钱。要能享受最好的,也能凑合过最穷的。

又想起八十年代的时候,北京街有倒卖电子表或大蛤蟆镜的,多是流里流气的小伙子,路边拦上一大飒蜜(飒爽英姿的大美妞),伸手一撸袖子或敞开外套:“广州来的,最新款,要么?”

都是生活的苦乐,也是细碎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