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我妈手机就像装了窃听器，刚骂完我赖床没出息，手机软件就给她推送二胎生育指南和胎教宝典。其中有些信息太离谱，我给你们看一眼——
“想让孩子长得帅，怀孕时得多看自己喜欢的男明星照片”
“怕孩子出来就丢了，那就趁他还在肚子里的时候，教他来背手机号”
有时我真觉得现在的孩子背负的期待太高了，得到的和背负的一样多，不知道会不会快乐。
我的作者纪良安，在2018年遇到一位截然相反的妈妈。
在所有父母都试图给到孩子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生活条件时，她给孩子制定了一个特别的人生规划——生下来立刻送进孤儿院，她坚信，那里就是孩子最好的归宿。
走进福利院第二年，我开始涉足临终关怀，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这项工作就是帮助晚期病人通过正确的医疗选择，尽可能减少临终痛苦，同时让家属平稳度过哀伤期。
直到今天，我已经送走170人，其中最让我挂怀的，叫张蕾。
自相遇到送走她，我们来往的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短短十几天，但是在遗书里，她把后事、仅剩的六万多存款，连她尚在襁褓的孩子，都托付给我，希望在将来，我也能送走这个生命短暂的孩子。
往前倒四个多月，这事根本不可能。
最初张蕾别说相信我，看我的眼神，就像在说：你是什么人？哪来的？
那时候，我在湖北一家三甲医院做临终培训，平日工作就是给医生上课，教他们怎样面对绝望的临终患者和家属。
有一天，急诊科的护士长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棘手的病患，医生们都没辙，需要我去聊聊，这个人就是张蕾。
我一打听才知道，张蕾患艾滋病，怀孕五个月，自杀未遂。抢救以后，医生发现她有缺铁性贫血和妊娠高血压，转进产科。她不吃饭也不说话，同病房的患者家属看不过去，每天给她打饭，她随便吃两口，敷衍得很。
住院一周，没有家属探望她，医生让她给家属打电话，她轻飘飘地说：“都死了。”
借着换药，我跟着护士来到病房，护士介绍：“这是我们的专家，来看看你。”
张蕾躺在床上，抬头看了我们一眼，没说话。
等护士换好药，我借由调节输液器速度，看了看她割腕缠着纱布的位置，轻松地说：“你也太没医学常识了，得割到动脉才能死，这静脉小血管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干疼。你应该攒安眠药，攒个十几二十片就差不多了。”
张蕾盯着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一个专家怎么……”
我说：“自杀不是你希望的吗？我给你支支招，不是正好。”
多数自杀未遂的，到医院被救醒，要么就是哀嚎痛哭，要么就是嚷嚷“你们干嘛救我”，总之都有情绪波动，有点想干的事。
但是张蕾没有。她醒来好像活也行，死也行，仿佛丧失主体意识，跟这个世界无关了。同病房患者家属形容她“有一种清冷的悲哀。”这时教育她珍爱生命，都是对牛弹琴，她需要被理解，而不是教导。
旁边床的家属想要缓和氛围，说：“能活着还是活着好吧。”
我说：“那不一定，那得看怎么活着。得自己想通，那就活着好。”
张蕾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摸出枕边的眼镜，上下打量我，“你是哪个科室的？”
“我是过来讲课的，在福利院上班，那儿的孩子多数有先天疾病，被遗弃过。”
张蕾看着我，好像在思索什么。
我没再多说，趁着传染科会诊，离开病房。
会诊结果很糟糕。张蕾体质很差，伴随她本身的各种结节、慢性疾病，免疫系统低下，生存期有限，而孩子没有及时阻断，很可能感染艾滋。大家说着话，注意力都在降低孩子感染率上。
我始终在思索着张蕾，她算是临终关怀里的“疑难杂症”，身患绝症，肚子里有孩子，寻短见，还没有任何家人过来看一眼，很难想象她经历过什么样的事儿。
做了这么多年临终关怀，说实话，她算有挑战性的案例。自医生说出“生存期有限”，我脑子里在想着，怎样让张蕾不留遗憾地离开，要做到这点，就得知道她遭遇过什么。
前提是，她别再自杀了。
往后三四天，我去看张蕾，绝口不提病情，只是闲聊娱乐八卦，倒是她主动问起福利院的孩子，“你看着有先天疾病的孩子一出生就走向死亡，不绝望吗？”
我说：“谁不是一出生就走向死亡？有些动物寿命就两三年，不值得活？”
张蕾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不再沉默。有一天，我发现她在楼下花园透气。这是第一次见她离开病房，我悄悄走到她身旁，闲聊两句，发出邀请：
“明天我在肿瘤科的会议室有课，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
那堂课主要讨论一个儿童血液肿瘤科的案例。孩子已经临终，但是妈妈拒绝接受“孩子好不了”的话题。医生希望我说服这位妈妈，放弃治疗。
可是我也无能为力。孩子生病八年，娘俩只有治病，现在孩子生命剩下三个月，突然要放弃，谁也难以接受。
我觉得自从确诊那一刻，就该公正地将病情的利弊客观告知家属，让他们明白好的结果和不好的结果是同时存在的。
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治病，也要尽最大的心力接受，治疗和接受，二者同样重要。遗憾的是多数人第一件事上格外努力，不到万不得已，很少愿意努力接受死亡。
张蕾做着笔记，下课后医生都走了，她还在最后一排坐着，我问：“感觉怎么样？”
她笑着说：“沉重，但挺有力量。”
那堂课后，我发现张蕾总是陪在邻床身边。那是位高龄产妇，年纪四十七八。据医生说，她有个十几岁的孩子，白血病，生第二个，就是想取脐带血，救白血病孩子，试管婴儿五、六年才怀上，可是年纪太大，肚子里的胎儿保不住，要引产。她哭着问，孩子的病怎么办？
我不清楚两个妈妈聊了什么，张蕾出院第二天发来短信，“我不会再自杀，想努力让身体好些，陪孩子久一点。”
看到短信我松了一口气，她终于脱离自杀情绪。或许是我的话起了作用，或许看到顽强的妈妈，为救孩子坚持多年，她也觉得不能轻易放弃吧。
没过多久，我在医院的工作告一段落，临走前特意去看张蕾。她住合租房里，只有一间二十平的卧室，屋里双人床、书桌、三个储物柜，阳台搁着锅和电磁炉，这是她生活的全部。
我想知道她身上究竟发生什么，走到这一步？盘着腿，和她面对面聊起来。
张蕾第一句话是：“我真不知道怎么染上的艾滋病。”
两个月前，张蕾通过试纸发现怀孕。那时她的男友有一个暧昧对象，频繁夜不归宿，但是张蕾还在挣扎，“我仍然很爱他。”
肚子里的胚胎，成为挽回男友的筹码。张蕾想着，挽回不成，孩子也不值得留下，产检不如直接流掉。男友得知她怀孕，边和她道歉、聊两人的婚事，边和新女友继续交往，结果被张蕾偷窥到手机里的信息：“给我点时间，我想办法解决她。”
绝望之际，张蕾第一次感受到胎动，肚子里装的不再是筹码了，她说：“感觉很神奇，我瞬间决定不要这个男人，他已经不配。”
张蕾管男人要了一笔钱，骗他说已经堕胎，两人分手。她将男人的物品打包封装，画上猩红色的叉子，接着报了几门课程，一半是讲孕期知识，另一半是讲销售知识。
她这年二十八岁，做汽车销售，漂泊多年既没赚到钱，身体也搞得很差。就在她决定重整旗鼓，朝着新生活迈进时，检查出HIV阳性。张蕾打电话给前男友，让他去查，可是男人是阴性。除他外，张蕾没和别人发生过性行为，“我怎么也想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回忆一下，有没有和别人有过血液接触，或是注射过药物？”
“我真的想不起来，没有啊。”她边哭边说。
农村的妈妈是张蕾的最后指望，可是电话里谈到未婚先孕，还没来得及说艾滋，她妈就气疯了，“觉得我丢人，让我去死。”
讲到这里，张蕾没再继续说，恐怕这就是最后的稻草。
离开张蕾家，我直奔安宁疗护科，可是把她的事在科里一聊，谁也拿不出具体的主意，只是说尽全力让她安详、没有遗憾地离开。
但是“安详、没有遗憾”不是一句心灵鸡汤，具体怎么做？一个心灵脆弱、没有家庭支持、自身难保的晚期病人要带着一个婴儿，如果孩子也感染艾滋，一个病人带着另一个病人，怎么做能安详、没有遗憾？
安详、有尊严、没有遗憾是临终关怀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号，实现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事情组成的，在张蕾身上，格外难做到。
大家都沉默了，我也没有想好该怎么做，但是我脑子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户口不能落在妈妈名下，她现在的状态，且往后身体会越来越差，根本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孩子落在她的名下，很难做到“安详”，但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福利院只能接收没有父母或找不到父母的孩子，父母建在，福利院不能接收。
我隐隐有一个想法，必须让张蕾亲眼看到，孩子被送进福利院。
张蕾的孩子出生第三天，我回到湖北这家医院。
尽管医生已经尽早阻断，也为分娩进行剖宫产，孩子最终还是感染上艾滋病。
在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他安静躺在保温箱里。理论上，艾滋病儿童有十来年的生存期，但是从临床数据上来看，只有三到五年，真的是从出生就走向死亡。
张蕾被安排到一个单间。我到病房门口时，听见她在里面打电话，她哭着一直说：“我求你了，你行行好，孩子是无辜的……”最后，她“喂喂喂”了几声，手机摔到床上，捂着眼睛泣不成声。我猜电话对面是她的母亲。
隔了十分钟，张蕾平静了，我走进病房。
张蕾拿毛巾擦擦脸，“你最近有这里的工作了？”
“这次能待得很久。”我想给她一些定心丸，至少多个能说话的人壮壮胆。
她突然抱住我，头埋在我的腰部，没再哭，也没有说什么。
“你想不想听听我为你想的办法。”我说。
张蕾放开我，瞪大眼睛，点点头。我拉过凳子坐在她身边，讲出整个计划。
她有点不敢相信：“这样真的可以？”
“事在人为，我也不敢保证。但是我得先征得你的同意。你觉得怎么样？”
张蕾得病号服都湿了，眼泪依然往下掉，“我给我妈打电话，想等我死以后，她帮我照顾孩子，我想办法多挣钱，都给她。可是她油盐不进，只想离我远远的。我能想到的，只能是我带孩子回去，我死了，他也就慢慢饿死被发现……”
我抱着她的头说：“傻瓜，哪有那么惨。很多人都在关心你。急诊科的护士长一直打听你的情况，还给你的账户存了两千块钱，总会想到办法的。“
我安抚好张蕾，嘱咐她不要给孩子办户口，出院先带孩子回家，等我的消息。
林先生是一位企业家，我在一次演讲中认识的。公司上轨道后，他就把精力投身于艾滋病防护、救助、捐款等公益项目。他介绍给我两个基金会，为我提出很多建议，还让我不用担心钱，孩子活着的时候，费用由他帮我筹款。
除了他，我还联系到很多以前的学生。他们多次提出，没有时间做志愿者，但是都想为福利院的孩子做些什么，想要每个月捐款。
这两笔钱，让我心里就有了底，能解决孩子的生存和护理问题。
接下来就是让相关部门的领导点头，让孩子在张蕾活着的时候，就住进福利院。
借着一场福利院的会议，我趁机请领导吃饭。在福利院十几年，我早就见证太多的人性，你说孩子有多惨，没戏，福利院所有孩子都很“惨”，所以不能说孩子有多可怜，领导见可怜的见多了，必须转变套路。
那天会议的主题是，福利院是否应该告诉弃婴，他们被遗弃的身世，又该怎样告诉？饭桌上，我顺着这个话题和领导分享我们福利院的一个故事。
有个小孩坚决要找妈妈，但是我从警方那里了解到，是妈妈主动要卖掉她。我问领导，你说该不该告诉他真相？领导也沉默了，“你们一线真不容易，面对这样的真相，真是难以启齿，要我就不要告诉他了。”
我说：“不告诉他，那他长大以后自己知道真相，也知道我们欺骗他，可能双重受伤。”
领导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接着，我又讲了福利院里精神病的小孩，她每天哭天喊地，生理期也不懂，把卫生棉扯出来搞到一屋子血淋淋。
领导很意外，没想到我们还要照顾这样的孩子。说到这里，我觉得已经触及到他内心的柔软，开始讲述张蕾的故事。
孩子刚出生，我说不出任何“故事”去穿透领导的心，但是我和孩子的母亲有故事。能够瓦解一个人内心的，只有具体的事情，一个孩子很可怜，并不能打动人，但是那些柔情的细节，是人性的弱点。
我不要脸地把张蕾自杀、求她妈妈养育孩子、拖着病怏怏的身体挣钱的细节添油加醋地哭诉给领导，接着低头吃饭，给领导夹菜，胡扯了一些别的，什么养老问题，现代社会教育问题，云南的生活等等，就好像这顿饭是随便聊聊，我没有目的。
后来领导主动绕回话头，“艾滋病孩子能活多久？我们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听到回答，领导没有再说话，悠长地叹了一口气。
三天后，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正式提出不情之请：
“那位艾滋病妈妈病情恶化，恐怕时日不多。我实在没别的办法，您能不能破例，让她安心地闭眼离开。反正母亲去世，孩子也得被福利院收养，能不能现在就让孩子住进福利院？
“只需福利院提供一个单间，我可以安排有经验照顾艾滋病患的护工，由两三名护工轮班照顾孩子，没有任何传染风险。我也联系到基金会，费用由基金会筹款，我们解决，直到母亲去世，福利院依法养育孩子。
“母亲自身难保，根本照顾不了孩子，这样下去只能自生自灭了。”
其实钱和人的问题解决，只需福利院提供户口和房间。
沉吟片刻，领导说：“唉，那个母亲也确实太难了。我现在也答复不了你，得商量商量，考虑考虑，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大概一周后，领导打来电话：“就按平常的样子做吧。我已经安顿好，福利院会接收的。也算不上违规，早点让母亲安心离开，也是我们希望的。”
遗弃孩子那天清晨，张蕾给他换上一件新衣，手腕缠上红绳和护身符。
那时孩子还没出生几天，连名字都没有。张蕾抱了抱这个小家伙，跪在地上，给孩子磕一个头，说声对不起。孩子在酣睡，我抱起他，对张蕾说：“等过段日子安顿好，我想办法。”
张蕾边哭边点头，望着我们离开。
朋友在楼下等我，我们开车到福利院附近。确认周围没有人，我让朋友戴着帽子、口罩，墨镜、把孩子放在福利院门口，而我把车停在没有监控覆盖的位置，注视着孩子的方向。一小时后我假装路过，“意外”发现婴孩，将他送进福利院。
做完这些，我给张蕾发去信息：“已完成。”
张蕾半天没有回复。我明白，把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从母亲身边夺走，对她来说多难过，但是她不得不这样做，这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
其实即使领导不同意，我也会换一家福利院照做。
张蕾的案例，在临终关怀领域属于“严重超纲”，没有教科书和模板供社工参考，也没有现行政策帮助，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做一个应急特殊方案，就像医生没有论文参考，就只能自己琢磨。尽管方案有风险，但总不能什么都不做，眼睁睁看着病人死吧。
挑战张蕾这个“疑难杂症”，既有职业方面的考量，也有我内心的想法。
刚遇见张蕾时，她的状态很像当年的我。多年以前，我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整个人封闭起来，不愿意跟任何人交流。我渴望有个人牵着我的手，陪伴着我。但是在患病早期，我没有遇到这样的人。那时我就想，以后再遇见当年的我，一定要牵着她的手。
孩子住进福利院两个月，张蕾突然发给我一张截图，那是我多年前社交媒体的照片，里面是北京那家福利院的房间。张蕾问：“福利院的条件都这样好吗？”
我回复：“那家福利院经济条件比较好。但是其他福利院不会差很多。”
接着，她问了一连串问题，譬如福利院里一共有多少孩子，一个阿姨要照顾多少孩子，平时都有什么活动。她一句都没有提自己的事，可是我知道，她太想孩子了。
让孩子住进福利院，还不是计划的全部，我打算让张蕾假扮义工，到福利院照顾孩子，只是现在不是时候，让她进福利院，只能引起怀疑。
直到孩子出生三个多月，我再到湖北出差，去看望张蕾的孩子。福利院给他取名叫星星，因为他的生命短暂，就像天上的星星短暂存在。他从来不哭不闹，让大家都很省心，仿佛知道住进这里非常不容易，得乖一点。
消毒后，工作人员带我进入房间，阿姨正在给他喂奶，他很乖巧地喝着奶。看见我，星星仍然咬着奶嘴，却没有继续喝奶，而是紧紧地盯着我。突然他冲我笑了，小手伸向我的方向，似乎是要让我抱抱。
在办公室里，我和院长聊起艾滋病儿童的注意事项，随后向院长推荐一位志愿者，“她也是艾滋，有照顾艾滋病儿童的经验。”
院长露出担忧的表情，我赶紧承诺，她不与其他孩子接触，只是帮助照顾星星，并且做好全套防护，防止交叉感染，星星病情加剧，“算是让她无法长久的生命有一点意义吧。”
得知院长同意，张蕾抱住我哭了好一会儿：“没想到真能走到这一步。”
张蕾很快走进福利院。我没有再去看她，只是很久以后，从阿姨和院长那里听到一些对她的评价。大家都说她是一个很棒的志愿者，几乎每天都来，帮阿姨洗衣服，扫院子，对所有孩子都很温柔。即使顶着夏季四十度高温，她依然每天都戴着手套、口罩。
大家都知道那样不会传染，但她还是拒绝暴露皮肤。
“她好久没来了，是不是……”福利院一位阿姨问。
我没多说什么，只是嗯一声，赶紧低下了头。
最后一次见到张蕾，她已经转进重症监护室。
她患上淋巴癌，肺部并发症也使病情极具恶化，医生将她安排在重症监护，这里的护理强度能让她更舒服一些。
探视时间一到，我赶紧进去见她。张蕾还清醒着，但是说不了话。她拉着我的手，在我手上写着什么，似乎想要告诉我什么，只是我猜不到。护士递给我一个密封袋，“她给你的。”
翻开，里面是一封信和一张银行卡。
护士凑到张蕾耳边说：“她懂得，明白你的心愿，放心吧。”
我把银行卡和信安妥地放在包里，向她表示“一切我都明白”。
她当时的血氧还在90前后，这样的指标通常还能熬两三天，我想着明天探视时间再来，没想到离开三小时左右，护士发来一张体征检测仪的照片，基本停搏了。
密封袋里的信，是张蕾的遗书。遗书里，她说对我的感谢就只能是冷冰冰的余额，她只能做到这里。我去护士站要了做白事的服务电话，接着去银行取钱。她的银行卡里一共有6.8万元，我拿出来办丧事，没有追悼会，只有我和急诊科的护士长送她最后一程。
白事做完，我给她发出最后一条微信：“用你的钱给护士长买了一个羊毛披肩，我想你一定感谢她对你的帮助，我取了100块钱给我自己，算作你对我的感谢。其余的，我都以你的名义捐给福利院。此生，先就此别过了。”
张蕾去世后，我到她家整理遗物。屋里摆着五六个纸箱，都是她已经整理好的东西。人生最后一件事，她也不愿意麻烦别人。
这些箱子里有她的衣物、工作资料，还有些证书，其中有个箱子上面画着叉子，里面都是男人的衣服，还有一些金项链和首饰，想来是前男友送给她的，但是她都封存了。猩红色的叉子，就是对以往生活的诀别。
张蕾的生命止步三十岁，在其他人眼里，或许是个悲剧。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临终关怀期间，她做了许多事。我确信，在她停止呼吸的那一刻，她对自己的人生是满意的，最后短短两年里，她找到了自己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不再自我纠缠没被爱过，而是“还有呼吸的每一刻，好好爱遇到的每一个人。”
唯一让张蕾感到遗憾、歉疚的，就是星星。
到福利院照顾星星过一阵子后，她和我发过一段信息，感觉自己愧对孩子，给他带来这样的人生。
别的妈妈到了生命最后，还能对孩子说些什么，诸如你要做个勇敢的人、你要乖、长大要怎样，但是张蕾说不出。说出来，就是刺痛自己，毕竟星星的未来也很有限。
而我将继承她的遗愿，在星星很短很短的人生里，陪他体验人生，直到他也需要临终关怀的那一天，或许这是我为这对母子最后能做的事。
每回到湖北工作，我几乎都去福利院看望星星。
星星基本上没有出过福利院那个单间。只有偶尔天气好、气温适宜的时候，阿姨抱着他，躲在离其他小朋友很远的地方晒太阳。除了医院，他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但是这个孩子很有灵性，不知怎地，他仿佛知道自己生命有限。有一回他在屋里玩推车，车上载着娃娃。阿姨路过，随口说：“你要带着她去上学？”
星星问：“什么是上学？”
阿姨说：“就是学知识。”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学知识？”
“等你长大了。”
“什么是长大，是像你一样高吗？”
阿姨不想告诉他残酷的真相，只能点点头，没想到星星说：“那我可等不到。”
前年国庆时，我在长沙出差。接到星星身体恶化的消息，于是赶往湖北。
那时他已经三岁多，在住院，已经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血小板低、尿检蛋白尿，他需要定期输血小板、打抗病毒药物、蛋白酶抑制剂、免疫调节药物维持，医生已经用上所有能用的药物，去撑起他的身体指标，但是收效甚微，继续下去，他会慢慢走向肾衰竭。
我向院长提出一个请求，带星星去露营。三年时光，对于人的一生来说短暂，但是对星星来说太漫长，“我想带他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要让他呼吸停止的时候，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是医院和那栋房间。”
院长先是一脸诧异，接着满面愁容，没有回应。
我说：“就去一天。最近养一养，选一天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我打听到一个露营基地，设施很齐全，我带阿姨一起去，不会这一天出问题的。”
眼见院长还是没有点头，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将我和张蕾的事全盘托出。自认识张蕾第一天，到我帮助她“扔掉”孩子，再到把她送进福利院做义工，最后讲出她的遗书。
院长瞪大眼睛看着我，嘴里想说什么，但是“你、你、你……”半天却说不出来。
我为隐瞒和欺骗道歉。院长瞪着我，什么也不说，拿起电话打给福利院兼职的医生，“星星要去露营，回头你跟他们一起去吧。”挂掉电话，看着我，像是在说这下你满意了吧？
离开办公室前，院长张嘴想冲我说什么，我回过头，他却什么也没说，只是摆了摆手。
我们做好充足准备，选天气最好的一天，出发前给星星输了血小板。
那天下午四点，福利院的司机送我们到露营基地。途中星星一直站在我腿上，趴在玻璃上望向窗外，我紧紧抱着他的身子，他不时发出“哇”“咦”的感叹，看见有车辆高速超过，就说：“车子飞起来了！车子飞起来了！超过它！超过它！”
露营基地是可以给我们搭好帐篷的，但我执意要了一个帐篷自己搭，星星坐在推车里看着我们搭帐篷，一脸困惑，我过去问他：“你猜这是什么？”
他挠挠头，“这是……这是……”想了半天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这是我们晚上要睡觉的房子。”
他一脸惊奇，挠挠头，“房子？”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真实的人间，想象不出帐篷和房子有什么关系。
晚上我们烧烤，阿姨抱着他，看着我烧烤，小家伙一眼不眨地盯着烧烤架，当肉变颜色的时候，他又一脸困惑地指着肉，瞪着硕大的眼睛望着我，等着我解释给他听。
我说：“刚才是肉一岁的时候，现在两岁了。”
“它几岁的时候我们可以吃？”星星拍着手鼓掌。
夜幕稠密，繁星如钻石般洒进黑绒布，我抱着他看繁星。我问：“你是哪颗？”
他傲娇地说：“我就叫星星呀，这全是我的。”
最早听到这个故事，我忍不住问自己一个问题：
要是我的生命还剩下两年，我会干点啥呢？
第一反应是，我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享受这个世界所有的快乐。
这样想是真的爽，但是转念一想不对，我把钱花光了，家里咋办呢？我还有牵挂的人呢。
为了牵挂的星星，张蕾改变原来的生活，每天到福利院照顾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她渐渐找到人生的价值，直到去世前，对人生是满意的。
网上经常有人问，什么能让自己变得更好呢。
我想答案不是什么，而是谁。也许就是你牵挂的那个人，能让你变得更好，人生更有意义。
想到这儿，我有点感慨，要是能早点看到这个故事就好了。
我管纪良安要到张蕾的遗书照片，放出来给大家，也节选了部分码成字。张蕾的想法，应该能代表很多对自己不满意的人。她的转变启发了我，或许也能启发屏幕前的你。
“当您收到我的遗书的时候，应该是我即将昏迷或丧失意识之前，很抱歉由您来承接，因为我也实在找不到其他人了。想想也觉得这一生活的好失败，当生命走到尾声，才抓紧时间拼业绩。在我不值一提的人生里，您毫不疑问是我人生的一缕光，我试想一下没有遇到您，我的人生会是怎样的？
要么我自杀成功了，或是在产科溜走了，我要么再次自杀成功不堪地死去，要么遭受着别人的指点，在出租屋里死去，等着几天后有人发现孩子死去。我的前男友谈起我不过是‘那是我一段不成熟的感情’，我的母亲谈起我‘这个赔钱货’，殡仪馆多了具遗体，我死之前恨死这个世界，恨压榨我的上司，不爱我的母亲，劈腿的男友，不知何时感染的艾滋，总之就是都是你们的错，站在旁观者看我自己，也觉得挺讨厌的……
我的人生好像真的是我得艾滋的那一天开始的，现在我死了，前面的人生没有一件事值得回忆。这样想想，艾滋病也不算太糟糕，至少让我觉得我像个人了……
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我能做的只是在还有呼吸的每一刻好好爱遇到的每一个人，只是亏欠您的，我这辈子是无法偿还了，我随信含有一个银行卡，密码是xxxxxx，也不多，几万块钱，我知道是无法抵消，但我也能做到这里了。另外，我的案例如果对您今后的职业研究有任何价值，我愿意公开我的所有病例，照片。
最后的最后，我还想嘱托您关于星星，我知道您的专业性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就算是唯一一次以母亲的身份留下印迹吧，星星到了那一天，不要插管，不要抢救，他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得到馈赠，就不要让他遭受痛苦了，告诉他，他的妈妈是个坏人，让他忘了她吧。”
编辑：迪恩 小旋风
插画：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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