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会议,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但可惜的是,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在国内却消失不见了,反而在苏联和美国各发现了一份俄译版和英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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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会一开始是在上海召开的,后来因为引起了巡捕的注意,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就是在这艘游船上制定的。

可惜,这两份文件并没有保存好,后来就消失了。

1937年,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在延安访问时,特地向参加一大会议的董必武问起了这件事,董必武惋惜地说:“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不过,在国内没有,不代表在国外也没有。

因为当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共产国际曾经派了两位代表来指导工作,就是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中国共产党通过的那两份文件,也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完成的,而且,大会结束后,他们还要回去向共产国际汇报,相关的文件也要在共产国际存档。

因此,大家都相信,在国内找不到的那两份文件,很可能在苏联还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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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共一大文献的俄文原件)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进入了蜜月期,中央就向苏联提出,希望能把中国在共产国际的资料档案运回来,也得到了苏联的同意。

1956年9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专门去了一趟苏联,运回了几大箱档案资料,其中就有一大会议的那两份文件。

不过,这两份文件也不是当年的原件,而是俄译版,杨尚昆就让人翻译成了中文,并送给董必武审阅。

董必武看后,说在发现中文资料之前,这份资料应该是可靠的。

不过,在这份资料中,第一个纲领共有15条,却没有其中的第11条,是翻译者遗漏了?还是写错了序号?不得而知。

这是在苏联的俄译版的情况,那么,美国的英译版又是什么情况呢?是谁把它带去的?

这个人,就是陈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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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虽然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但他当年也是参加过中共一大会议的,代表的是共产党广州支部,因为陈独秀当时住在广州,等这次会议结束后,大家就让他带着相关文件回广州,交给陈独秀。

所以,陈公博手里是有相关文件的。

可惜,陈公博后来的思想与共产党格格不入,就脱离了组织,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正是在留学期间,陈公博给后世留下了那两份重要的文件。

1924年,陈公博写了一篇硕士论文,题目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详细论述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因为他是亲历者,自然写得很有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在这篇论文后面,陈公博还附上了六篇附录,其中前两篇附录,就是中共一大制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案。

不过,这篇论文当时并没有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直到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韦慕庭,无意中发现了这篇论文,非常激动,立即进行研究,还把作者的相关资料都找了出来,确定了这个学生就是当年参加过中共一大的陈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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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陈公博提供的文件中,也是缺少了第11条,这就说明,应该不是翻译者遗漏了,而是本来就没有这一条,是把11错写成了12。

不过,当时参加会议的13位代表都没有发现这个错误,也是一件怪事,按理说,如此重要的文件,不应该出现这么明显的错误,莫非还有其他的隐情?不得而知。

在韦慕庭的操作下,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这篇论文,书名就叫《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韦慕庭还写了一篇序,其中写道:“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第一次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丢失,而附录一和附录二就是,我认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文件。”

这就是历史的无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如此重要的文件,在国内早已消失,却在苏联和美国保存了下来,恐怕就连想象力最丰富的小说家,也写不出来这样的情节吧!

(参考资料:《红色的起点》《党史博览》《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