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杜月笙包场大戏院，特意给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发了邀请函，还为他留了个绝佳位置。谁知，宣铁吾却带着夫人便装混入戏院，坐在了最后排。
抗战胜利后，宣铁吾来到上海担任警察局局长，后因荣德生被绑票，淞沪警备区副司令引咎辞职，宣铁吾又兼任上海警备区司令。至此，宣铁吾掌握了上海军警大权，可谓权倾一时。
明眼人都看得出，宣铁吾刚到上海就拥有如此大的权力，背后必定有蒋氏父子的支持。
宣铁吾是黄埔一期学生，早年担任过蒋介石侍卫长。黄埔时期，宣铁吾与蒋经国聊得投缘，两人称兄道弟，几乎天天在一起。蒋经国从莫斯科留学回来，暂住溪口，宣铁吾也是夜夜到访，交换局势意见。
再说蒋介石，日本投降之后，他并没有想象中的激动，除了共产党，蒋介石还忧心军统与中统权力平衡的问题，此时他对戴笠已经有了戒心，但中统显然斗不过军统。
思来想去，蒋介石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有宣铁吾、钱大钧、胡宗南等人，戴笠不在其中。而后，蒋介石指派钱大钧到上海担任市长，宣铁吾担任警察局局长。
蒋介石对“五人小组”的安排部署，意在平衡军统势力，确保将上海这座大城市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就任前，蒋氏父子与宣铁吾分别进行谈话。当时的上海，军统、中统特务与黑恶势力勾结，大肆敛财，蒋经国对此十分反感，希望宣铁吾能够“有所作为”。
带着“尚方宝剑”，初到上海，宣铁吾便对警察局进行了大肆整顿，要职全由非军统、中统系统出身的人担任，又替换了一大批警察，上海警察局一下成了“廉政典范”。
宣铁吾的到来，令上海的“地下皇帝”杜月笙深感不安。虽然杜月笙早年帮助过蒋介石，但这些年来，他与戴笠走得太近，帮多少特务发横财，杜月笙数也数不清。
杜月笙更清楚，戴笠在蒋介石绝对权力面前，连个苍蝇都不如，如果得罪了宣铁吾，等于得罪了蒋氏父子。
到上海第三天，宣铁吾收到杜月笙“接风”请柬，对此，他未作回应。在后来新闻发布会上，宣铁吾公开提出要整顿风气，凡是青洪帮的人，一概不用，一概不见，彻底打响了对抗杜月笙的第一枪。
上海是杜月笙经营多年的老巢，已经深深扎入了上海的银钱业、棉纺业、轮船业和黄色工会等。见宣铁吾如此“不给面子”，杜月笙也想给他点“颜色看看”。
1946年7月，宣铁吾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不久，上海发生了大规模学潮和工潮，根本原因在于杜月笙的总管万墨林哄抬粮价，致使社会动荡，民心不安。
宣铁吾当机立断，立即逮捕万墨林，邀请各界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万墨林现在关在看守所，他背后有黑恶势力撑腰，囤积居奇，操纵粮价，政府要从严惩办。”
杜月笙慌了，紧急做“公关”，但民众并不买账。没了办法，杜月笙只好向宣铁吾身边的陶建芳叫苦：“里面一定有误会，我现在骑虎难下，难以下场。”
陶建芳曾是杜月笙的门徒，如今是宣铁吾的得力干将，由他从中斡旋，万墨林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放了出来。
其实，陶建芳的一举一动，宣铁吾全部看在眼里，他并不想将万墨林置于死地，只是想给杜月笙一点教训而已。通过这件事，杜月笙领教了宣铁吾的厉害，再也不敢轻易招惹“宣司令”。
关于宣铁吾和杜月笙的斗争，坊间还传有一段趣事。
1947年，万墨林事件解决，恰逢杜月笙六十大寿，杜家请了京剧名角到中国大戏院唱戏祝寿。杜月笙得知宣铁吾是京剧迷，有意讨好他，便给宣铁吾送了邀请函，留的还是第二排绝佳位置。
宣铁吾对京剧十分痴迷，几乎到了“逢戏必看”的地步，他的如夫人还是一位京剧演员，杜月笙请的又都是名角……宣铁吾想去，决定不公开出席，便搞了两张最后排的招待票，携如夫人便装入场。
据传，宣铁吾进场时，杜月笙的门徒没有一个认出此人是“宣司令”，杜月笙为他留的第二排位置也是空着的。
戏演到一半，大剧院顶上有块石灰掉落，正好砸到宣铁吾身上，霎时，全场目光全部聚焦到了宣铁吾这里。宣铁吾十分尴尬，恐被别人认出身份，匆匆退场。
直到宣铁吾走远，杜月笙及其门徒才反应过来这是“宣司令”，差人去追，宣铁吾已经不见了踪影。事后杜月笙多次表示要设宴请罪，宣铁吾不应。
宣铁吾在上海期间虽与杜月笙明争暗斗不止，但依然没有解决市场囤积居奇的问题，包括后来蒋经国到上海“打虎”，也没有撼动杜月笙分毫。
由此可见，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被人民推翻，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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