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第九届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医药产业顶尖专家与投资人齐聚一堂。在此次大会上，启明创投合伙人、医疗健康行业共同负责人陈侃发表了题为《全球化竞争环境下中国医药创新和投资展望》的主题演讲。陈侃深入剖析了中国医药创新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深刻变革，中国创新药全球化的各种模式，创新药企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抓住全球开发的良机。
中国医药创新加速走向全球化
在医药创新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中国创新药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时刻，出海规模与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UBS数据显示，从2020年至2023年，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出海授权金额已达历史新高。
陈侃认为，这一现象背后意味着中国医药创新与两三年前相比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加速走向全球化。首先，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在全球越来越具有竞争力，当全球大药企愿意斥巨资购买中国生物科技企业的研究成果时，其考量的核心在于该研究的临床价值，而不仅仅是价格因素，这充分彰显了中国生物科技研发的实力与潜力。其次，从融资角度而言，去年国内创新药对外授权的金额首次超过了融资金额，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生物科技公司的融资压力，使其能够将部分资金投入后续研发，形成良性循环。此外，不同的出海模式也为投资人开辟了除 IPO 以外的财务回报途径，降低了对单一退出渠道的依赖，增强了投资的稳定性与多元性。
他认为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在新药研发领域成果斐然，展现出巨大潜力。例如，百济神州的药物在头对头实验中击败了金标准强生和艾伯维开发的药物，从肿瘤病人的生存期曲线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新药在疗效上展现出显著优势。另外南京传奇的Carvykti也遥遥领先于竞争对手BMS的Abecma，康方生物的 PD-1 VEGF双抗在国内标准治疗头对头比较中同样脱颖而出。这些成果充分证明中国新药已不再依赖于过去的 “破专利、拼价格” 模式，而是凭借卓越的疗效在全球市场崭露头角，未来有望有更多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开发的产品跻身全球领先行列，造福全球患者。
中国创新药的卷与不卷
陈侃认为，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市场展现出强大竞争力，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主要体现在 “卷” 与 “不卷” 两个维度。
在 “卷” 的方面，中国医药创新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根据药融云数据显示，以PD - 1和PD - L1为例，两者合计约有130个产品在研或已上市，其他热门靶点同样面临众多企业的角逐，2017年-2022年期间，前5%的热门靶点涉及药物占所有受理新药的44%，靶点集中度有所提升。然而，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也催生了积极的创新效应，众多企业在竞争压力下不断优化研发策略，加大研发投入，力求筛选出最具潜力的分子，从而推动整个行业在分子筛选与优化技术上的进步，使得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前端分子往往具备更高的创新性与疗效优势。
在GLP- 1领域，截至2023年7月，据相关行业数据库信息显示，国内目前有722项GLP-1R项目在申报途中，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尽管部分企业认为该市场规模庞大足以容纳众多参与者，但随着竞争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市场未来的格局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与挑战。
与 “卷” 相对应的是中国创新药 “不卷” 的一面，即存在大量First-in-class的创新成果。例如百利天恒的HER3/EGFR双抗ADC创新药与BMS达成共同开发；康方生物的PD-1/VEGF双抗在临床应用中展现出独特优势，与Summit达成合作；荣昌生物开发出来Baff/April dual antagonist（美国的Alpine Immune也开发了类似产品，最终Alpine Immune被Vertex 以49亿美元高价收购）；恩沐生物的CD3/CD19/CD20创新成果也被GSK收购。这些案例表明中国创新药在特定领域已具备引领全球创新趋势的能力，不再局限于跟随式创新。
陈侃强调，而中国创新药能够实现既 “卷” 又 “不卷” 的关键在于其独特的核心优势 “Fast and cheap”。从临床开展速度来看，2023-2024年期间中国开展临床的速度远超美国。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相对较低的临床成本以及高效的病人入组机制。在中国，主要的临床资源集中于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周边地区患者倾向于前往这些医院就医，使得病人相对集中，入组速度显著加快。对于创新药研发而言，更多的临床试验机会意味着更高的成功概率以及更低的试错成本。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在 “Fast” 和 “Cheap” 两个维度上的优势不断强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全球创新药舞台上崭露头角，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与发展潜力，推动中国创新药全面融入全球医药创新生态系统。
中国医药创新出海的多元模式解析
陈侃表示，中国医药创新出海呈现出多样化的模式，每种模式都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优势与挑战，为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全球市场拓展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路径。
其一，License-out模式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出海方式，其交易结构通常包括首付款、开发里程碑付款、销售里程碑付款以及销售分成。这种模式对于大药厂而言具有较大吸引力，因为它能够充分考虑到药品开发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以及企业自身可能的战略调整需求。例如，若大药厂在后续开发过程中决定调整战略方向，可依据合同约定停止支付后续款项，从而有效控制风险。然而，该模式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大药厂支付的款项均计入费用项，这可能对其净利润产生影响，因此其支付的金额通常不会过高。对于生物科技企业来说，该模式能够快速换取公司发展所需的现金，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股权稀释。但从欧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由于企业将部分未来收益权提前出让，可能会影响其对公司的投资决策，导致公司在后续融资或上市过程中面临一定挑战。
其二，Asset Purchase模式即资产收购，大药厂一次性或分阶段购买生物科技企业的特定资产，而非整个公司股权。这种模式下，付款金额通常相对较高，且由于支付款项不计入费用项，而是作为资产项处理，不会对大药厂的利润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大药厂在承担风险的同时也有望获得更大的资产增值回报。对于生物科技企业而言，虽然能够一次性获得较多现金，但却完全出让了相关资产的控制权，企业后续发展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从生物科技投资人的角度出发，同样面临着公司因资产出售而导致未来盈利模式变化，需要寻找其他途径实现上市退出的问题。
其三，共同开发模式，它体现了大药厂与生物科技企业之间的风险共担与合作共赢的理念。在这种模式下，双方共同参与临床研发过程，共享成果与风险。然而，由于涉及多方合作，临床研发过程中的协调工作成为一大挑战，需要双方建立高效的沟通与协作机制。对于生物科技企业来说，虽然能够保留接近一半的资产权利，但同时也需要承担较大的临床费用支出，尤其是在大药厂支付的首付资金可能主要用于临床研究的情况下，企业资金压力依然较大。从投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相对较为稳健，只要生物科技企业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特质，欧美投资人通常愿意投资，且企业有机会通过IPO实现退出，但对资金量的需求相对较大。
其四，NewCo模式作为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出海模式，在医药创新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主要功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管线拆分，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的估值往往主要取决于其最领先、进度最快的管线资产，而其他管线资产的价值可能被低估。通过NewCo模式，可以将这些被低估的管线资产拆分出来，成立新的公司，从而充分挖掘其潜在价值。这种管线拆分策略在美国生物科技市场已较为成熟，近年来逐渐引入中国市场。二是估值的重置，当母公司因历史估值过高而面临融资困境时，NewCo可以重新设定更为合理的估值，吸引新的投资。此外，通过引入美国高管，借助其在对接资本市场和BD交易方面的经验优势，可以提升公司整体运营管理水平与市场竞争力，为企业未来的退出创造有利条件。
此外还有去海外IPO模式和并购模式。陈侃认为从市场趋势来看，未来中国医药领域有望出现更多的并购交易，已经发生的一些并购案例已经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随着中国医药创新实力的不断增强，未来在10亿-20亿美元区间的并购交易可能会逐渐增多，中国企业有望在全球并购市场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医药创新的未来展望与战略布局
展望未来，中国医药创新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与机遇。
目前，中国医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仍处于跟进式创新阶段，尤其是在基础性技术（Foundational Technology）方面，如基因编辑、双抗等领域，往往是美国率先取得突破，中国企业随后跟进。虽然中国企业在跟进过程中展现出较快的速度与较强的执行力，逐渐从Category Follower（类别追随者）向Category Leader（类别引领者）转变，但First-in-class靶点发现不足，临床回到研发的转化科学能力不足，尤其是在研究型医院建设与发展方面相对滞后，在适应症选择、临床药理Modeling等临床转化和开发能力缺乏。
为了抓住全球医药创新发展的机遇，陈侃强调，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应积极推进全球协同的临床开发战略。充分利用全球各地不同的临床和监管资源优势，通过全球协同开发，不仅能够提高研发效率、降低研发成本，还能够提升产品在全球市场的适应性与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开发机会并非中国生物科技企业所独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生物科技企业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利用中国丰富的临床资源开展临床研究。因此，对于中国生物科技企业而言，只有积极主动地布局全球协同开发战略，才能实现从中国创新向全球创新的升级，为全球患者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医药创新产品与服务，推动全球医药健康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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