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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

写下这些金句的这个人,用今天的标准衡量,绝对算得上心灵治愈类文案高手:

1.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2.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

3.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

4.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生那有空闲的光阴

5.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

这些均出自曾国藩之手,写于和太平军生死对决期间,大体围绕着磨练意志力和敬畏天命的主题而作。

血雨腥风的日子足以令人焦头烂额,曾国藩为什么还要抽时间思考这些?

水到绝境是风景,人到绝境是重生。曾国藩一生中的绝大多数金句都写于他最煎熬的20年。日日难熬,日日熬,关关难过,关关过。沙场上命悬一线的生死绝境他要面对,官场上人事的纠缠和掣肘因为关涉战事的成败,他也必须处理,而家族里亲友的牺牲、责难,也是他所势必背负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曾国藩,已经是淬炼出炉后能熬、能撑的晚清名臣。但你可知道,在这期间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他面对着怎样的困境,又是如何撑过的呢?

让我们看一下在他和太平天国对决之前的安庆大战中,他经历的生死困局和他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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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节选自《夹缝中的总督》

第三章“祁门被围”

当东征结束后,陈玉成、李秀成等部回师西向发动的攻势已经让湘军应接不暇,让北岸的胡林翼喋血不止,让南岸的曾国藩几于自杀。

曾国藩的皖南防守策略

曾国藩预判当年秋季太平军定会大举西犯。因此,面对东路各地的纷纷告急和皇帝的严催速进,他顶住压力,拒绝分兵救援,而是先取守势,稳住后方。前文提到,曾国藩南渡长江前调整了部署,北岸仍旧重兵围攻安庆,他则南渡长江,前往皖南布置防守,抵御南路太平军的秋季攻势。

皖南,即安徽在长江以南的部分,这里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北隔长江与安庆等地相望,东通苏、常,南挨浙西,西靠江西东部的景德镇等地。

皖南既是一个独立的战场,也是安庆大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太平军,皖南是必争之地。这里是长江南岸屏障天京的前沿阵地,也是打入江西、湖北和湖南等湘军大后方的必经之路。经皖南,南岸的太平军可以从刚建立的苏福省向西,或北渡长江支援安庆,或攻入江西威胁湘军后路。因此,曾国藩亲自率军在皖南布防,一来策应北岸的安庆会战,二来护卫江西后路,三来作为两江总督,摆出姿态,上足以慰朝廷,下足以对苏、常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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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曾国藩的到来以及太平军东征后的西顾,双方围绕皖南展开了日益激烈的争夺

曾国藩把大营设在了徽州府西部的祁门县。祁门位于万山丛中,周围重峦叠嶂,山势陡峭。县城在山间的盆地中,仅有一条官马道与外界相连,东边可到徽州,西边可抵达景德镇。县境内人烟稀少,物资贫乏。单从战术来看,有人认为这是 四战之地 ,也是兵家绝地,不宜扎营;但是从战略来看祁门很重要,是 控扼皖南东西大道的要点 ,又离长江不远,祁门驻军可以通过长江中的湘军水师与北岸湘军联系,互相支援。曾国藩扎营于此,目的就是东联徽州之声援,西保江西之门户。

由此来看,东边前线徽州等地的战事对曾国藩至关重要。离他较远的苏州、常州可以不去救,稍远点的宁国也可以不去救,但是徽州却不能不救。徽州府在皖南的东西大道上首当其冲, 太平军攻下宁国后,下个目标必是徽州。再者,徽州是曾国藩的前沿阵地 ,徽州若失,祁门大营将直接暴露于敌人的炮火之下。因此,曾国藩兵入皖南的第一步,就是保徽州府城。

曾国藩本想等各军到齐,东路的徽州府城由李元度驻守,东北方向的旌德县由张运兰驻守,太平县由鲍超驻守,而曾国藩自守中路的祁门县,西路的景德镇由左宗棠防守,五路相为掎角之势然而,眼下悍将鲍超经历太湖恶战后回乡休假尚未回归;其他能战大将张运兰、左宗棠等正在赶来途中,于是曾国藩决定先派爱将李元度率三千人驻守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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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太平军各部围绕解安庆之围展开各自行动。陈玉成 在长江北岸向西行军, 李秀成 兵入江西,而 杨辅清、李世贤 等部则在皖南、浙江等地猛攻,牵制湘军和其他清军的兵力。咸丰十年八月, 杨辅清、李世贤、赖文鸿、古隆贤 等合力攻下皖南重镇宁国府城,随后,李世贤率兵四万继续南下,剑锋直指徽州。李世贤是李秀成的堂弟,英勇善战,被封为“侍王”,是太平天国后期的名将。

因此,李元度的任务极为艰巨,以三千对阵四万,必须在各军到位前抵御住李世贤的攻势,守住徽州。不然曾国藩的部署规划将全部被打乱。

李元度,字次青,比曾国藩小十岁。他才华横溢,文采斐然,是曾国藩的机要幕僚,常伴其左右,在撰写奏稿、参赞军机上是一把好手,总能在关键时刻提出重要意见。后来,李元度独立带兵,转战各地。二人的关系超越一般幕僚与军政主官的关系,颇有感情。曾国藩在丁父之忧时给李元度写信,表达对他的“三不忘”之情:不忘在靖港之败后,李元度对自己的安慰和扶持,让自己渡过生死难关;不忘九江大败后,李元度创立平江勇,护卫自己,保全湘军根本;不忘樟树镇之战后,李元度率军独当一面,守卫江西东路,勉力支持大局,赢得时间等待援军尽管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感情深厚,对他颇有溢美之词,但曾国藩也清楚李元度纸上谈兵的功夫有余,实际带兵打仗的能力却不足。不过,鉴于李元度自立门户和建功立业心切,作为师长的曾国藩对他仍尽力支持和悉心调教。

这一次,曾国藩交给李元度守卫徽州府城的任务异常重要且艰巨。徽州濒临战争前线,饱受战火摧残,周长十三里的城墙残破不堪,墙上长满了荒草,女墙多有坍塌,防御工事急需修整。此外,原徽州防兵因未及时发饷而正在闹事,甚至有人暗通太平军充当他们的向导。李元度率领的平江勇仅有六营三千兵力,他要面对的是由太平军骁将李世贤率领的多达四万人的大军。工事不坚,兵力悬殊,守城任务确实艰巨。不过李元度有信心,“自许能守之”

八月十四日,中秋节前一天,李元度整军向徽州进发。曾国藩还是放心不下,对他约法五章:戒浮、戒过谦、戒滥、戒反复、戒私。随后,曾国藩又嘱他守城御敌之策:一是求稳为上,静守为主,抵达徽州后,立即修葺城墙,安营扎寨;二是兵力宜合不宜分,李元度所统之兵大多为新兵,战斗经验不足,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不可再分。

徽州府城东北外六七十里有绩溪县城,绩溪县城外三四十里有丛山关,地形险要,是防守徽州的藩篱屏障。李元度颇为自信,深信“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一到徽州城,先派两营前往城外的丛山关驻防。八月十九日夜二更末,曾国藩收到李元度来信,得知他分兵防守丛山关,想凭险御敌。曾国藩担忧李元度的安排“恐不可靠,还是劝他若无十分把握,不如专保徽州城,兵力不宜分。这一夜,曾国藩“竟夕不成寐。

接下来的几天,曾国藩时刻牵挂前线战事,与李元度每日一书,千叮万嘱,不要分兵,不要轻易出队作战,只做好安营扎寨,修好城墙工事,坚守几天,援军必至。在前线的李元度却很有主张,所做之事处处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曾国藩与前线之间有一天的信息差,就为这一天,他熬了很多不眠之夜。

二十六日夜二更,曾国藩得知徽州已然城破,李元度下落不明。李元度应该是殉节了,尽管他在这一次战斗中多不遵指挥,私做主张,但毕竟是与自己曾经共患难渡时艰的朋友、门生和爱徒,想到这里,曾国藩悲从中来,“殊为凄咽”。或许因为连夜不眠早已透支精力,或许得知战事已成定局,曾国藩在自责后,当晚倒是“睡颇成寐。次日,曾国藩又想起了李元度之败,陷入了深深自责:明明知道李元度无带勇打仗之才,偏偏还要纵容他去做,还要派他去危险的徽州前线,为什么不让他去做本来适合和擅长的工作呢?曾国藩叹道:“哀哉此人!吾用之违其才也。”

徽州城破后的第十天,曾国藩向皇帝汇报徽州之败。出于对李元度的同情,曾国藩并不提李元度不受节制,而是称他守城时“身卧城头,竭力堵御”,由于敌众我寡,营垒来不及修筑,才造成城池失守曾国藩弱化了李元度的失城之责,甚至有褒奖他的味道。

然而意外的是,就在发折后的当天晚上,曾国藩却收到了李元度的信。原来李元度并没有殉节,城破那晚他全身而退。在信上,李元度解释了城池失守的原因:他抵达徽州,城墙还来不及修葺完善,李世贤就已兵临城下;攻守之中,原徽州的防兵忽然崩溃,从祁门大营来的援军也崩溃,带坏了全局,他所带的平江勇独力难支;李世贤的兵力多达七八万,凶悍异常,敌我悬殊,最终失败。

读罢,曾国藩气不打一处来。从信中看出三层意思:一是李元度不听节制,让他尽快修城扎寨,完成防御工事,他却做不好;让他合兵静守,他偏要分兵出战;二是李元度带兵能力差,约束不住军队,难以临阵应变;三是李元度不能勇于承担全责,反而抱怨他军,不认真检讨,反而怙过饰非。当然,如果李元度城破殉节,鉴于其大义,一切错误便可既往不咎;然而,他却在城破时全身而退。这不仅不符合大节大义,也违反了当时的《大清律例》,按律,“凡守边将帅……被贼攻围城寨,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及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袭,因而失陷城寨者,斩”。

突如其来的反转让曾国藩又是竟夕不能成寐。根据以往李元度的表现,曾国藩怀疑他有没有认真备战,攻守时有没有拼死御敌,又疑问为什么城破后李元度跑到浙江衢州、江西广信等处,至今没有回祁门大营。他认为李元度“大节已亏,此后难于自立矣”。尽管曾国藩内心抱有歉意,尽管众人求情和反对,他还是决定弹劾李元度,让他自省;同时杀一儆百,整肃军纪,以伸公议。

爱徒的不争气让他异常恼怒,而徽州的失守更是打乱了曾国藩的部署和计划,不但让他失去了向东进攻的前沿阵地,而且也让皖南湘军的处境变得极为棘手,几乎无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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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濒死

咸丰十年八月起到第二年春,各路太平军长驱直入,轮番来攻,“环祁门无安土”。身处祁门大营的曾国藩危险万状,危而复安,安而复危,几经生死。

首先来的是侍王李世贤。他打败李元度后,于八月二十五日占领徽州,往西一点便可攻入祁门。曾国藩飞檄鲍超、张运兰等部来援,遏制侍王西进。八月二十八日,侍王占领休宁县,由此乘势而西进便有可能攻破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李世贤突然折而向东,兵回浙江了。

真正让曾国藩感到生命威胁的是忠王李秀成。十月十九日,就在曾国藩五十岁生日后的第八天,李秀成率军从太平、石埭等地南下,突入羊栈岭、新岭、桐林岭等祁门周边山隘,距曾国藩的大营仅有八十里,“朝发夕至,毫无遮阻”,随时都有可能攻破曾国藩的军营。前些天曾国藩专门前往羊栈岭、桐林岭各处查看敌情,大雾封山,丝毫没有发现敌人来攻的迹象。这或许就是天命他也没有太过惊慌,也许历经战事的浮浮沉沉,看尽了亲友的生生死死,“知天命”的他早坦然了。

曾国藩首先担心的是位于休宁的张运兰部,太平军从羊栈岭攻入,张运兰背腹受敌,情况最危急。曾国藩连忙给他写信示警;同时飞信给鲍超、左宗棠等告急求援。当天晚上,曾国藩“竟夕不能成寐。

第二天,曾国藩起来以后,督促各营大兴工事,准备守营;然后从容处理公文,又和幕僚下了一局围棋。傍晚,他听说李秀成已经攻下黟县,湘军粮道被断,鲍超、张运兰等部正与之大战。

曾国藩担心这次凶多吉少,得给亲人留下点话,也算是遗言:

回首生年五十,除学问未成,尚有遗憾外,余差可免于大戾。贤弟教训后辈子弟,总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以药佚骄之积习,余无他嘱。

无论对于战事,还是生死,曾国藩态度淡然很多,没有第一次的慌张,也没有第二次的作秀。他知道目前除了坚守营垒以待救援外,没有任何办法,既然如此,也就没有必要做任何浪费体力和心神的事情了。不过,他也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仅在信中淡淡告诉弟弟,说:“倘有疏虞,则志有素定,断不临难苟免。”

幸亏鲍超、张运兰挫败李秀成的攻势,收复黟县县城,李秀成向东奔去。

忠王李秀成刚走,堵王黄文金又来。黄文金进攻长江南岸边上的建德、东流等地,切断了曾国藩与北岸安庆的联系;接着,他转而向南,攻克江西景德镇北边的浮梁等地,直指景德镇,要切断曾国藩的后方粮路。这让曾国藩“心绪恶劣,不能办一事”,“不胜焦灼”。直接威胁曾国藩生命的是太平军悍将赖文鸿、古隆贤等部的攻势,十一月十七日他们攻破羊栈岭,距祁门大营仅几十里。曾国藩“寸心忧灼,夜不成寐”。

等到了咸丰十一年正月,险状再现。太平军右军主将刘官芳联合赖文鸿、古隆贤等部,正月初六从东北方向分两路进攻大洪岭、大赤岭,初八进犯石门桥,距祁门仅有十八里曾国藩焦急得又失了眠,他在日记中写道:“苦雨达旦,风声亦恶,起看天色二次,黑暗愁惨,向所罕见。”

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正月的七十多天时间里,祁门周围风波迭起。每一次太平军攻入岭内,都意味着曾国藩往鬼门关走了一遭,而每一遭都让他不仅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还有生理上的痛苦。每一次听闻太平军窜入岭内,曾国藩必定失眠,竟夕不成寐,而第二天必定会因睡眠不足导致精神不振和身体疲倦,无奈他还得忍受着压力和痛苦,处理公事,苦思迎敌的对策。好不容易夜晚成寐,却又会陷入多梦的困境。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经历了第二次羊栈岭被敌人突破后,曾国藩终于睡上一觉,不料做了一个噩梦,梦到九弟曾国荃去世。曾国藩睡梦中放声大哭,惊起了屋外的侍从。侍从赶紧敲门唤醒曾国藩,居然敲了很久,他才从噩梦中醒来,一直心悸不定。

曾国藩在日记里说,这是自己近日来体气亏弱造成的其实这是心理压力过大造成的。自己面临层层包围,还担心着身在安庆的弟弟曾国荃。安庆是全局命眼,九弟是手足骨肉,曾国藩身在皖南心在江北,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安庆战事。鉴于身体虚弱,他连续几天都在吃燕窝,稍后精神好转,可勉强支持燕窝似乎还能稍稍改善睡眠,他晚上已经可以从二更三点睡到五更了不过一入睡即梦魇,精神还是很疲惫。

正月十五元宵节,应酬完员弁贺节后,曾国藩突然感觉恶心难受,大作呕吐,把外厅、内房吐得到处都是这应该是心理压力过大造成的肠胃紊乱。以后几天,曾国藩一直都吃素,也不敢喝太多的茶水,担心水停在胃膈之间,再引发呕吐。

这段时间的天气仿佛也在故意烘托当时的军情战况和曾国藩的心情,总是乌云密布,雨雪交加,异常寒冷。雨雪何时才能停呢?当然,曾国藩更想问的是,“大乱何日可平啊!”没有答案也没有办法,唯有坚持。他听着带哨的恶风,望着黑厚的云层,想使劲看看乌云之后有没有站着“天”,可是他看来看去也终不见“天”,更不知道“天意”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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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青堂145《夹缝中的总督:曾国藩的五次生死局》聚焦曾国藩最后20年里的五次生死困局,以三个视角展示了曾国藩和他所处的时代,回答曾国藩之所以陷入困境的时代原因。

第一视角从曾国藩的内部视角出发,展示曾国藩在至暗时刻的日常生活细节。第二视角由曾国藩而向外,以他的视角去观察周围的人与事,展现晚清政局下复杂的人事网络。第三视角从上而下,鸟瞰历史全局。读者可以近距离观察他的行住坐卧、处理公事文牍,和他一起谋划战局,经历战场上的血雨腥风,看他如何凭借坚忍的心性撑过困境中的每一日,如何在大变局中安顿精神、埋头做事。

作者鞠海从政治史、军事史、心态史、日常生活史角度阐释史料,努力去平视这个大人物的日常生活,呈现一个平凡人曾国藩在时代大变局里如何自处、应变、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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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也是一本从总督之死的视角考察晚清大变局的书。在书里,曾国藩的五次生死困局是逐渐升级的,从同僚掣肘的人事纠纷,升级到君臣猜忌,再升级到战阵之危,最后是中外交涉国家安全之危,困局在变复杂,曾国藩的心境也得到了淬炼,于是也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曾氏名言警句。

可以说,这本书适合很多不同阅历、年龄段的人去阅读,都能从中读出自己的心得,获得精神的力量。

如果亲爱的你在人生中途跌了跟头,那就看看这本书——花有四季,人有低谷,冬后才有春暖花开:人生很长,栽几个跟头没关系,曾国藩到中年都在生死边缘栽跟头,因此也淬炼出了坚忍的心性,相信他的坚忍和他的应变能力,会帮助每一个人撑过那段艰难岁月,守得云开见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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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中的总督:曾国藩的五次生死局》

作者: 鞠海
出版方: 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定价: 99.80元
丛书: 汗青堂

本书展现了曾国藩最后二十年的夹缝人生和晚清大变局的转折关头。短短二十年里,曾国藩由丁忧侍郎先后擢升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大学士。与此殊荣相伴的却是常人难以背负的如山压力和难以承受的生死煎熬。这期间,曾国藩主动或被动与死亡擦肩的瞬间不下五次,看似权力极大的督帅却不得不挣扎 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一次次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

到底是什么一再将他逼入生死绝境,又是什么让他死而不亡?这正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诚如作者所说,“这既是个人境遇所逼,也是时代潮流所迫”。担任总督之前,曾国藩率孤军迎敌,受到君王中枢的猜忌,常陷战阵之危的困局。担任两江总督后,不仅要想御敌之策,更要协调各战区的关系,处理复杂的人事纠葛和权力纠缠,常因心绪焦虑而陷入迷茫绝望的困局中。而当上直隶总督后,他又面临处理中外事务的难题,处在“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夹缝中。每次生死局都牵扯着时局中的各种势力,也都煎熬着曾国藩的肉体和精神。

作者紧扣曾国藩的五大生死局,以其奏疏、日记、家书、书信及亲朋僚友的记载为核心资料,探究其人生各阶段所陷生死局的时代背景、自身处境和心理状态,揭示一位晚清督帅如何处理自身与时代、家事与国事、欲望与权力的复杂关系。

虽然本书考察曾国藩应对不同生死局的不同做法和心态,但无论时局如何变化,他还是曾国藩,他内心的某种坚守从未改变。因此,本书所要探讨的不仅是时代和他的“变”,更是他在大变局里的“不变”。也许,内心的坚守才是曾国藩精神力量的真正所在,也是我们重新审视曾国藩精神遗产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