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
写下这些金句的这个人,用今天的标准衡量,绝对算得上心灵治愈类文案高手:
1.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2.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
3.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
4.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生那有空闲的光阴
5.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
这些均出自曾国藩之手,写于和太平军生死对决期间,大体围绕着磨练意志力和敬畏天命的主题而作。
血雨腥风的日子足以令人焦头烂额,曾国藩为什么还要抽时间思考这些?
水到绝境是风景,人到绝境是重生。曾国藩一生中的绝大多数金句都写于他最煎熬的20年。日日难熬,日日熬,关关难过,关关过。沙场上命悬一线的生死绝境他要面对,官场上人事的纠缠和掣肘因为关涉战事的成败,他也必须处理,而家族里亲友的牺牲、责难,也是他所势必背负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曾国藩,已经是淬炼出炉后能熬、能撑的晚清名臣。但你可知道,在这期间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他面对着怎样的困境,又是如何撑过的呢?
让我们看一下在他和太平天国对决之前的安庆大战中,他经历的生死困局和他的心态。
下文节选自《夹缝中的总督》
第三章“祁门被围”
当东征结束后,陈玉成、李秀成等部回师西向发动的攻势已经让湘军应接不暇,让北岸的胡林翼喋血不止,让南岸的曾国藩几于自杀。
曾国藩的皖南防守策略
曾国藩预判当年秋季太平军定会大举西犯。因此,面对东路各地的纷纷告急和皇帝的严催速进,他顶住压力,拒绝分兵救援,而是先取守势,稳住后方。前文提到,曾国藩南渡长江前调整了部署,北岸仍旧重兵围攻安庆,他则南渡长江,前往皖南布置防守,抵御南路太平军的秋季攻势。
皖南,即安徽在长江以南的部分,这里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北隔长江与安庆等地相望,东通苏、常,南挨浙西,西靠江西东部的景德镇等地。
皖南既是一个独立的战场,也是安庆大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太平军,皖南是必争之地。这里是长江南岸屏障天京的前沿阵地,也是打入江西、湖北和湖南等湘军大后方的必经之路。经皖南,南岸的太平军可以从刚建立的苏福省向西,或北渡长江支援安庆,或攻入江西威胁湘军后路。因此,曾国藩亲自率军在皖南布防,一来策应北岸的安庆会战,二来护卫江西后路,三来作为两江总督,摆出姿态,上足以慰朝廷,下足以对苏、常士绅。
随着曾国藩的到来以及太平军东征后的西顾,双方围绕皖南展开了日益激烈的争夺。
曾国藩把大营设在了徽州府西部的祁门县。祁门位于万山丛中,周围重峦叠嶂,山势陡峭。县城在山间的盆地中,仅有一条官马道与外界相连,东边可到徽州,西边可抵达景德镇。县境内人烟稀少,物资贫乏。单从战术来看,有人认为这是 四战之地 ,也是兵家绝地,不宜扎营;但是从战略来看祁门很重要,是 控扼皖南东西大道的要点 ,又离长江不远,祁门驻军可以通过长江中的湘军水师与北岸湘军联系,互相支援。曾国藩扎营于此,目的就是东联徽州之声援,西保江西之门户。
由此来看,东边前线徽州等地的战事对曾国藩至关重要。离他较远的苏州、常州可以不去救,稍远点的宁国也可以不去救,但是徽州却不能不救。徽州府在皖南的东西大道上首当其冲, 太平军攻下宁国后,下个目标必是徽州。再者,徽州是曾国藩的前沿阵地 ,徽州若失,祁门大营将直接暴露于敌人的炮火之下。因此,曾国藩兵入皖南的第一步,就是保徽州府城。
曾国藩本想等各军到齐,东路的徽州府城由李元度驻守,东北方向的旌德县由张运兰驻守,太平县由鲍超驻守,而曾国藩自守中路的祁门县,西路的景德镇由左宗棠防守,五路相为掎角之势然而,眼下悍将鲍超经历太湖恶战后回乡休假尚未回归;其他能战大将张运兰、左宗棠等正在赶来途中,于是曾国藩决定先派爱将李元度率三千人驻守徽州。
此时,太平军各部围绕解安庆之围展开各自行动。陈玉成 在长江北岸向西行军, 李秀成 兵入江西,而 杨辅清、李世贤 等部则在皖南、浙江等地猛攻,牵制湘军和其他清军的兵力。咸丰十年八月, 杨辅清、李世贤、赖文鸿、古隆贤 等合力攻下皖南重镇宁国府城,随后,李世贤率兵四万继续南下,剑锋直指徽州。李世贤是李秀成的堂弟,英勇善战,被封为“侍王”,是太平天国后期的名将。
因此,李元度的任务极为艰巨,以三千对阵四万,必须在各军到位前抵御住李世贤的攻势,守住徽州。不然曾国藩的部署规划将全部被打乱。
李元度,字次青,比曾国藩小十岁。他才华横溢,文采斐然,是曾国藩的机要幕僚,常伴其左右,在撰写奏稿、参赞军机上是一把好手,总能在关键时刻提出重要意见。后来,李元度独立带兵,转战各地。二人的关系超越一般幕僚与军政主官的关系,颇有感情。曾国藩在丁父之忧时给李元度写信,表达对他的“三不忘”之情:不忘在靖港之败后,李元度对自己的安慰和扶持,让自己渡过生死难关;不忘九江大败后,李元度创立平江勇,护卫自己,保全湘军根本;不忘樟树镇之战后,李元度率军独当一面,守卫江西东路,勉力支持大局,赢得时间等待援军尽管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感情深厚,对他颇有溢美之词,但曾国藩也清楚李元度纸上谈兵的功夫有余,实际带兵打仗的能力却不足。不过,鉴于李元度自立门户和建功立业心切,作为师长的曾国藩对他仍尽力支持和悉心调教。
这一次,曾国藩交给李元度守卫徽州府城的任务异常重要且艰巨。徽州濒临战争前线,饱受战火摧残,周长十三里的城墙残破不堪,墙上长满了荒草,女墙多有坍塌,防御工事急需修整。此外,原徽州防兵因未及时发饷而正在闹事,甚至有人暗通太平军充当他们的向导。李元度率领的平江勇仅有六营三千兵力,他要面对的是由太平军骁将李世贤率领的多达四万人的大军。工事不坚,兵力悬殊,守城任务确实艰巨。不过李元度有信心,“自许能守之”。
八月十四日,中秋节前一天,李元度整军向徽州进发。曾国藩还是放心不下,对他约法五章:戒浮、戒过谦、戒滥、戒反复、戒私。随后,曾国藩又嘱他守城御敌之策:一是求稳为上,静守为主,抵达徽州后,立即修葺城墙,安营扎寨;二是兵力宜合不宜分,李元度所统之兵大多为新兵,战斗经验不足,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不可再分。
徽州府城东北外六七十里有绩溪县城,绩溪县城外三四十里有丛山关,地形险要,是防守徽州的藩篱屏障。李元度颇为自信,深信“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一到徽州城,先派两营前往城外的丛山关驻防。八月十九日夜二更末,曾国藩收到李元度来信,得知他分兵防守丛山关,想凭险御敌。曾国藩担忧李元度的安排“恐不可靠,还是劝他若无十分把握,不如专保徽州城,兵力不宜分。这一夜,曾国藩“竟夕不成寐。
接下来的几天,曾国藩时刻牵挂前线战事,与李元度每日一书,千叮万嘱,不要分兵,不要轻易出队作战,只做好安营扎寨,修好城墙工事,坚守几天,援军必至。在前线的李元度却很有主张,所做之事处处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曾国藩与前线之间有一天的信息差,就为这一天,他熬了很多不眠之夜。
二十六日夜二更,曾国藩得知徽州已然城破,李元度下落不明。李元度应该是殉节了,尽管他在这一次战斗中多不遵指挥,私做主张,但毕竟是与自己曾经共患难渡时艰的朋友、门生和爱徒,想到这里,曾国藩悲从中来,“殊为凄咽”。或许因为连夜不眠早已透支精力,或许得知战事已成定局,曾国藩在自责后,当晚倒是“睡颇成寐。次日,曾国藩又想起了李元度之败,陷入了深深自责:明明知道李元度无带勇打仗之才,偏偏还要纵容他去做,还要派他去危险的徽州前线,为什么不让他去做本来适合和擅长的工作呢?曾国藩叹道:“哀哉此人!吾用之违其才也。”
徽州城破后的第十天,曾国藩向皇帝汇报徽州之败。出于对李元度的同情,曾国藩并不提李元度不受节制,而是称他守城时“身卧城头,竭力堵御”,由于敌众我寡,营垒来不及修筑,才造成城池失守曾国藩弱化了李元度的失城之责,甚至有褒奖他的味道。
然而意外的是,就在发折后的当天晚上,曾国藩却收到了李元度的信。原来李元度并没有殉节,城破那晚他全身而退。在信上,李元度解释了城池失守的原因:他抵达徽州,城墙还来不及修葺完善,李世贤就已兵临城下;攻守之中,原徽州的防兵忽然崩溃,从祁门大营来的援军也崩溃,带坏了全局,他所带的平江勇独力难支;李世贤的兵力多达七八万,凶悍异常,敌我悬殊,最终失败。
读罢,曾国藩气不打一处来。从信中看出三层意思:一是李元度不听节制,让他尽快修城扎寨,完成防御工事,他却做不好;让他合兵静守,他偏要分兵出战;二是李元度带兵能力差,约束不住军队,难以临阵应变;三是李元度不能勇于承担全责,反而抱怨他军,不认真检讨,反而怙过饰非。当然,如果李元度城破殉节,鉴于其大义,一切错误便可既往不咎;然而,他却在城破时全身而退。这不仅不符合大节大义,也违反了当时的《大清律例》,按律,“凡守边将帅……被贼攻围城寨,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及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袭,因而失陷城寨者,斩”。
突如其来的反转让曾国藩又是竟夕不能成寐。根据以往李元度的表现,曾国藩怀疑他有没有认真备战,攻守时有没有拼死御敌,又疑问为什么城破后李元度跑到浙江衢州、江西广信等处,至今没有回祁门大营。他认为李元度“大节已亏,此后难于自立矣”。尽管曾国藩内心抱有歉意,尽管众人求情和反对,他还是决定弹劾李元度,让他自省;同时杀一儆百,整肃军纪,以伸公议。
爱徒的不争气让他异常恼怒,而徽州的失守更是打乱了曾国藩的部署和计划,不但让他失去了向东进攻的前沿阵地,而且也让皖南湘军的处境变得极为棘手,几乎无立足之地。
三度濒死
从咸丰十年八月起到第二年春,各路太平军长驱直入,轮番来攻,“环祁门无安土”。身处祁门大营的曾国藩危险万状,危而复安,安而复危,几经生死。
首先来的是侍王李世贤。他打败李元度后,于八月二十五日占领徽州,往西一点便可攻入祁门。曾国藩飞檄鲍超、张运兰等部来援,遏制侍王西进。八月二十八日,侍王占领休宁县,由此乘势而西进便有可能攻破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李世贤突然折而向东,兵回浙江了。
真正让曾国藩感到生命威胁的是忠王李秀成。十月十九日,就在曾国藩五十岁生日后的第八天,李秀成率军从太平、石埭等地南下,突入羊栈岭、新岭、桐林岭等祁门周边山隘,距曾国藩的大营仅有八十里,“朝发夕至,毫无遮阻”,随时都有可能攻破曾国藩的军营。前些天曾国藩专门前往羊栈岭、桐林岭各处查看敌情,大雾封山,丝毫没有发现敌人来攻的迹象。这或许就是天命他也没有太过惊慌,也许历经战事的浮浮沉沉,看尽了亲友的生生死死,“知天命”的他早坦然了。
曾国藩首先担心的是位于休宁的张运兰部,太平军从羊栈岭攻入,张运兰背腹受敌,情况最危急。曾国藩连忙给他写信示警;同时飞信给鲍超、左宗棠等告急求援。当天晚上,曾国藩“竟夕不能成寐。
第二天,曾国藩起来以后,督促各营大兴工事,准备守营;然后从容处理公文,又和幕僚下了一局围棋。傍晚,他听说李秀成已经攻下黟县,湘军粮道被断,鲍超、张运兰等部正与之大战。
曾国藩担心这次凶多吉少,得给亲人留下点话,也算是遗言:
回首生年五十,除学问未成,尚有遗憾外,余差可免于大戾。贤弟教训后辈子弟,总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以药佚骄之积习,余无他嘱。
无论对于战事,还是生死,曾国藩态度淡然很多,没有第一次的慌张,也没有第二次的作秀。他知道目前除了坚守营垒以待救援外,没有任何办法,既然如此,也就没有必要做任何浪费体力和心神的事情了。不过,他也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仅在信中淡淡告诉弟弟,说:“倘有疏虞,则志有素定,断不临难苟免。”
幸亏鲍超、张运兰挫败李秀成的攻势,收复黟县县城,李秀成向东奔去。
忠王李秀成刚走,堵王黄文金又来。黄文金进攻长江南岸边上的建德、东流等地,切断了曾国藩与北岸安庆的联系;接着,他转而向南,攻克江西景德镇北边的浮梁等地,直指景德镇,要切断曾国藩的后方粮路。这让曾国藩“心绪恶劣,不能办一事”,“不胜焦灼”。直接威胁曾国藩生命的是太平军悍将赖文鸿、古隆贤等部的攻势,十一月十七日他们攻破羊栈岭,距祁门大营仅几十里。曾国藩“寸心忧灼,夜不成寐”。
等到了咸丰十一年正月,险状再现。太平军右军主将刘官芳联合赖文鸿、古隆贤等部,正月初六从东北方向分两路进攻大洪岭、大赤岭,初八进犯石门桥,距祁门仅有十八里曾国藩焦急得又失了眠,他在日记中写道:“苦雨达旦,风声亦恶,起看天色二次,黑暗愁惨,向所罕见。”
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正月的七十多天时间里,祁门周围风波迭起。每一次太平军攻入岭内,都意味着曾国藩往鬼门关走了一遭,而每一遭都让他不仅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还有生理上的痛苦。每一次听闻太平军窜入岭内,曾国藩必定失眠,竟夕不成寐,而第二天必定会因睡眠不足导致精神不振和身体疲倦,无奈他还得忍受着压力和痛苦,处理公事,苦思迎敌的对策。好不容易夜晚成寐,却又会陷入多梦的困境。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经历了第二次羊栈岭被敌人突破后,曾国藩终于睡上一觉,不料做了一个噩梦,梦到九弟曾国荃去世。曾国藩睡梦中放声大哭,惊起了屋外的侍从。侍从赶紧敲门唤醒曾国藩,居然敲了很久,他才从噩梦中醒来,一直心悸不定。
曾国藩在日记里说,这是自己近日来体气亏弱造成的其实这是心理压力过大造成的。自己面临层层包围,还担心着身在安庆的弟弟曾国荃。安庆是全局命眼,九弟是手足骨肉,曾国藩身在皖南心在江北,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安庆战事。鉴于身体虚弱,他连续几天都在吃燕窝,稍后精神好转,可勉强支持燕窝似乎还能稍稍改善睡眠,他晚上已经可以从二更三点睡到五更了不过一入睡即梦魇,精神还是很疲惫。
正月十五元宵节,应酬完员弁贺节后,曾国藩突然感觉恶心难受,大作呕吐,把外厅、内房吐得到处都是这应该是心理压力过大造成的肠胃紊乱。以后几天,曾国藩一直都吃素,也不敢喝太多的茶水,担心水停在胃膈之间,再引发呕吐。
这段时间的天气仿佛也在故意烘托当时的军情战况和曾国藩的心情,总是乌云密布,雨雪交加,异常寒冷。雨雪何时才能停呢?当然,曾国藩更想问的是,“大乱何日可平啊!”没有答案也没有办法,唯有坚持。他听着带哨的恶风,望着黑厚的云层,想使劲看看乌云之后有没有站着“天”,可是他看来看去也终不见“天”,更不知道“天意”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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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青堂145《夹缝中的总督:曾国藩的五次生死局》聚焦曾国藩最后20年里的五次生死困局,以三个视角展示了曾国藩和他所处的时代,回答曾国藩之所以陷入困境的时代原因。
第一视角从曾国藩的内部视角出发,展示曾国藩在至暗时刻的日常生活细节。第二视角由曾国藩而向外,以他的视角去观察周围的人与事,展现晚清政局下复杂的人事网络。第三视角从上而下,鸟瞰历史全局。读者可以近距离观察他的行住坐卧、处理公事文牍,和他一起谋划战局,经历战场上的血雨腥风,看他如何凭借坚忍的心性撑过困境中的每一日,如何在大变局中安顿精神、埋头做事。
作者鞠海从政治史、军事史、心态史、日常生活史角度阐释史料,努力去平视这个大人物的日常生活,呈现一个平凡人曾国藩在时代大变局里如何自处、应变、求存。
因此,这也是一本从总督之死的视角考察晚清大变局的书。在书里,曾国藩的五次生死困局是逐渐升级的,从同僚掣肘的人事纠纷,升级到君臣猜忌,再升级到战阵之危,最后是中外交涉国家安全之危,困局在变复杂,曾国藩的心境也得到了淬炼,于是也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曾氏名言警句。
可以说,这本书适合很多不同阅历、年龄段的人去阅读,都能从中读出自己的心得,获得精神的力量。
如果亲爱的你在人生中途跌了跟头,那就看看这本书——花有四季,人有低谷,冬后才有春暖花开:人生很长,栽几个跟头没关系,曾国藩到中年都在生死边缘栽跟头,因此也淬炼出了坚忍的心性,相信他的坚忍和他的应变能力,会帮助每一个人撑过那段艰难岁月,守得云开见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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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一再将他逼入生死绝境,又是什么让他死而不亡?这正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诚如作者所说,“这既是个人境遇所逼,也是时代潮流所迫”。担任总督之前,曾国藩率孤军迎敌,受到君王中枢的猜忌,常陷战阵之危的困局。担任两江总督后,不仅要想御敌之策,更要协调各战区的关系,处理复杂的人事纠葛和权力纠缠,常因心绪焦虑而陷入迷茫绝望的困局中。而当上直隶总督后,他又面临处理中外事务的难题,处在“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夹缝中。每次生死局都牵扯着时局中的各种势力,也都煎熬着曾国藩的肉体和精神。
作者紧扣曾国藩的五大生死局,以其奏疏、日记、家书、书信及亲朋僚友的记载为核心资料,探究其人生各阶段所陷生死局的时代背景、自身处境和心理状态,揭示一位晚清督帅如何处理自身与时代、家事与国事、欲望与权力的复杂关系。
虽然本书考察曾国藩应对不同生死局的不同做法和心态,但无论时局如何变化,他还是曾国藩,他内心的某种坚守从未改变。因此,本书所要探讨的不仅是时代和他的“变”,更是他在大变局里的“不变”。也许,内心的坚守才是曾国藩精神力量的真正所在,也是我们重新审视曾国藩精神遗产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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