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凌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了这一消息后,全球各大新闻媒体也迅速对其进行了转播报道,一时间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在全球引发了轩然大波。
此时远居加拿大,靠贩卖晚年回忆录版权维生的张国焘也在第一时间知悉了这个消息。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在面对斯诺提出的“如何看待毛泽东主席逝世”的问题时,只回答了一句话。但就是这一句话,却字字戳心,令人感慨万分。那么,张国焘在评价毛主席逝世时到底说了什么?他们二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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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与张国焘合影
毛主席与张国焘可以说是青年相识,半生对抗。俩人都是知识分子出生,不过毛泽东是草根知识分子,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自学多过于授课所学,还不通外语,而张国焘的学历看起来就要漂亮得多——北京大学毕业,精通两门外语,是李大钊的得意门生。
1918年8月毛泽东到北京为几名湖南青年办理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主任李大钊接见了毛泽东,并为他提供了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工作,月薪为八块大洋。李大钊的帮助让他有了在北大旁听的机会,毛泽东对此更是感念一生,后来回忆起这段北大时光,毛泽东依旧感慨万分:“三十年前我为寻求救国之真理而四处奔波,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但收获还算不错,我在北平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正是在他的指教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就是我的老师,若不是他,今天的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李大钊
在北大图书馆的任职期间,毛泽东与在北大就读的张国焘难免会打照面,但由于张国焘自视清高瞧不起从湖南农村来的毛泽东,故而二人从未有过来往。只是毛泽东会时常到李大钊的住处求教,并从他那里借阅一些关于马列主义的书刊,也正是在李大钊的家中,毛泽东与前来拜访的张国焘才真正说上了话。
对于张国焘的来访,李大钊很是惊喜,二人简单寒暄后进到了内室——早些时候前来请李大钊赐教的毛泽东也在此,李大钊以为二人初见,便为他们引见了。李大钊的热情引见让张国焘有些尴尬,因为毛泽东他之前不是没有见过,也并非不认识,只是与大学的同学们一样,一直将他看做一个图书馆内的帮工,从来不屑搭话就是了。但毛泽东本人却不甚在意,对他爽朗一笑自我介绍道:“你好,湖南毛润之。”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让张国焘对他更加鄙夷,将他看做一个乡下的土包子,敷衍应答几句,便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徒留毛泽东寂坐一旁,留走不是。
青年毛泽东
好在毛泽东本人对于这次见面不愉快的经历不甚在意,回去后也依旧安分做自己的本职工作,该看书看书,想旁听就去旁听,遇到有疑惑的问题,也照旧往李大钊的住处跑,与张国焘虽说也是时常碰面,可两人除了当着李大钊的面会客套几句外,依旧从不往来。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态度转变要源于他与陈独秀一次会谈之后。彼时的张国焘作为建党初期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经常在京沪之间来回奔走,充当着“南陈北李”的联络员,在1920年3月张国焘与陈独秀谈论建党工作时,陈独秀特别提到了当时已在湖南小有盛名的毛泽东,并夸赞他到:“湖南的毛润之就很能干,有见地,他在湖南就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小组。”这句话显然给张国焘带来了不小的影响,随后陷入了沉思之中。
1921年7月,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毛泽东与张国焘也在此列。也不知是出于假意还是真心,张国焘这次见到毛泽东就拿出了十二分的热情,主动问候道:“润之,一路辛苦了。”随后张国焘不但主动与毛泽东谈论建党事宜,还兴致盎然地回忆起在北大的时光来,不明就里的人只当他俩是多年未见的老友。
张国焘
一大结束后,张国焘被选进了中执委,担任组织主任一职,1922年初张国焘被选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员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了唯一一个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
但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张国焘因为极力反对国共合作,而被剔出了中共权力中枢,此时毛泽东因提出了全新的农民运动思路而备受中央重视,便取代了张国焘与陈独秀等人组成了中央局,并当选为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虽说很不服气,但张国焘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这个农家子的这种看法,确实为中共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27年4月,毛泽东与张国焘在武汉会晤。时任中共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的张国焘就“收容蒋先云”一问题与毛泽东展开了激烈的争吵,而这也是两人之间爆发的第一次冲突。
这还要从蒋先云偷入武汉说起——作为中共早期著名党员,且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的蒋先云在蒋介石叛离革命之际,便偷偷来到了武汉。要知道蒋介石一直将蒋先云当做自己的得意门生,自北伐战争开始就一直待带在自己身边,担任总司令副官兼秘书,蒋介石对他及其信任并加以重用。但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蒋先云在接到周恩来的密信后就潜入到了武汉,经由刘少奇的介绍担任了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的总队长。
四月下旬,蒋先云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七十七团团长加党代表,张国焘接到消息后当即对蒋先云进行了无理的审查与指责,并认为一旦蒋先云当上了七十七团团长就必定会拖走部队投靠蒋介石,并对其任命百般阻拦。毛泽东听说后大为恼怒,与张国焘展开了争执。
毛泽东认为蒋先云的革命态度坚决,在广州时就不满蒋介石很多做法了,并认为共产党眼下正是用人之际,蒋先云又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怎么能将其埋没甚至推回蒋介石的身边。可任毛泽东好说歹说,张国焘就是固执己见,认为蒋先云就是蒋介石派来搞阴谋的。毛泽东见实在说不动,忍无可忍之下,重重一掌拍在了桌上,并大声斥责张国焘的蛮横武断,张国焘也不甘示弱与毛泽东展开了骂架,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终经过表决,除了张国焘本人,大家都一致通过了对蒋先云的任命。
不过上任不久后,蒋先云就率领军队到河南前线作战,最终壮烈牺牲,张国焘与毛泽东的争端便没了后续。直到1927年7月,张国焘接到任命前往南昌负责大革命失败后的善后工作,临去前他找到毛泽东传达了中央的任命:“中央准备派你去四川担任省委书记,那里比较安全,我看挺好的,毕竟是天府之国,又是鱼米之乡,你在农民运动方面很有见解,到了那里定能大有作为。”
“我不去四川”毛泽东想也不想,果断地摇头拒绝道:“我打算去湖南。”
张国焘有些吃惊道:“你是想不通吗?你在那里可是红透了天了,所有地主豪强恨不能活剥了你,你怎么会想往虎口里钻?”
毛泽东听了只是摇摇头,平静地说道:“农民运动就这样结束了,我不甘。”
张国焘并未多劝,只神色复杂地看了他一眼,便匆匆赴任去了。但毛泽东要去湖南的消息终究是要向上级请示的,有人便好意提醒他道:“中央领导层最近也在大换血,像你这样有实践经验的很有机会,不如就留到中央工作。”
但毛泽东去意已决,还半开玩笑地回绝道:“高楼大厦我是住不惯的,我到湖南搞暴动,结交绿林好汉,就很合适。”于是在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后,毛泽东就去到湘赣边界组织起秋收起义去了。与张国焘这一别就是八年,期间二人也没再联系。
时间荏苒,匆匆就到了1935年,这一年年初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张国焘的党内地位持平。6月,毛泽东率领的红一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终于早夹金山下会合。
毛泽东率周恩来、朱德等人,一早就到了两河口来迎接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不多时张国焘便骑着骏马,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军队威风赶来了,见到早已等候在此的毛泽东,于是翻身下马,往前奔了两步,似是阔别多年的好友一般,二人紧紧相拥。张国焘难掩兴奋道:“老毛,你们辛苦啦!”
毛泽东也十分高兴:“国焘同志,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长征一路而来,大家都很不容易,如今会师团聚,许多中央领导、指挥将领都激动落泪,于是大家一起置办了顿极丰盛的午餐,饮酒畅谈,就连平日不大喝酒的毛泽东也随着张国焘喝了不少,场面一副融洽和谐的样子。殊不知青稞酒一下肚,张国焘心中便起了别的成算。
于是在之后举行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自恃兵重,根本不将中央的各位领导人放在眼中,妄图夺取中央政权,挥师南下;而毛泽东则基于红军现存实力考虑,认为率军北上才是发展之道。二人再次展开了激烈的争执。
毛泽东据理力争同张国焘解释道:“北进计划是根据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而制定的,当时指示里也允诺了,如果红军已经走投无路,可以北进蒙古,靠近中苏边界,他们会给予红军支援。”
张国焘则否决道:“北上缺少群众基础,且军队长途损耗什么时候是个头,不如南下,红一军与红四方面军也已会师,不如合力反攻,就在川康地区建立根据地。”
张国焘
随着双方争执久持难下,张国焘干脆放出了狠话:“若是一方面军坚持北上,我便率红四方面军单独南下!”此话一出,语惊四座,张国焘自以为提出的分兵计划,能够逼迫党中央同意南下,谁知到了最后举手表决的时刻,所有人还是选择毛泽东的决策,这令张国焘十分受挫,也更为坚定了南下的反叛之心。
回到住所后张国焘开始以各种名义向中央要官要权,企图南下,对外又四处宣称毛泽东的北进计划是逃跑主义,不足一万人的红一军毫无斗志,形同乞丐。毛泽东等人眼见几番劝谏张国焘都毫无起色,便采取断然措施,一直表决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同时直接将红一军与红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右路随中央北上。
张国焘则一意孤行带领着左路军队一路南下,却在遭遇国民政府的川军与蒋介石嫡系军队的联合打击后,狼狈回头,重新北上来到了延安。
1937年延安各界开始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但毛泽东还是选择为他申辩,并说:“国焘同志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只要他认识并改正了错误就行。”后来在毛泽东的感召之下,张国焘开始有所触动,进行了深刻的检讨。
可随着张国焘昔日的死对头王明,应共产国际任命调任来到了延安,张国焘在军中便开始四处受到他的排挤与责难,王明还私自恐吓张国焘,声称他昔日倚重的两名部下已被秘密处决,这个消息确实扰乱了张国焘的判断,动摇了其拥护共产党的决心。
就在这时原西路军中的一位重要将领何畏又公开叛逃,让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为了“保命”的张国焘,以祭拜黄帝陵为由,自西安出逃至武汉,投向了国民党,走向了一条反共反革命的不归路。
张国焘投奔到国民党后日子一直不太好过,蒋介石从他口中套出的信息用处也都不大,只“赏”了他一个闲差过活,自此也再没什么大的作为。
大陆解放后,张国焘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并在1958年又萌生了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随即联系了中央政府,表示愿意为中国政府做点事换取一些生活补助。毛泽东则回复:也不需要张国焘为中国政府做任何事,只要他能同美国人彻底断了联系,可以考虑给予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但张国焘并未接受毛泽东的建议,自此断了同中央的联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此时的远在加拿大的张国焘也成了外国媒体的焦点人物,当《伦敦日报》的记者问他对昔日对手的逝世作何感想时,张国焘平静地说道:“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像我一样,毛泽东也只是凡世之人,死亡不过是时间问题。”
1979年12月,毛主席逝世的三年后,张国焘也客死异乡,真应了那句年华逝去,死亡不过是时间问题,徒留生前的过往种种任后世评说,令人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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