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什么对庸将李广用独传，而对立有不世之功的卫霍用合传？|刘彻|匈奴|卫霍用|卫青|史记|司马迁|李广用|霍去病

引言：
在《史记》中，李广拥有独立一传，而卫青与霍去病这两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却合传一篇。这一安排，让人疑惑，甚至引发了后世的广泛争议。李广虽然被誉为“飞将军”，却屡战屡败，最终更是以迷路自刎结束了其军事生涯，而卫霍二人却是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的核心力量，屡屡重创匈奴，为汉朝赢得六十年的战略优势。那么，司马迁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安排？难道真的如某些说法，是出于私心？还是其中暗藏更深层的历史寓意？

悲情将军李广与司马迁的选择

在《史记》中，司马迁为李广撰写了一篇独立的传记——《李将军列传》。这个选择在当时和后世都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李广被誉为“飞将军”，一生征战沙场，忠诚耿直，但屡战屡败，最终因迷路未能及时抵达战场而自刎，留下了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结局。而与他相比，卫青与霍去病这两位开疆拓土的功臣，却只能共用一篇合传。为何司马迁会在文中给予这位“常败将军”如此高的地位？或许，这并非出于军事成就的评判，而是关乎李广本身的个人魅力、悲剧性命运，以及司马迁对历史、命运和人性的深刻思考。

李广出身名门，是战国名将李牧的后裔。司马迁开篇便写道：“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为秦将。”这一背景为李广蒙上了英雄的光环。然而，与先祖的辉煌相比，李广的一生更多的是不尽如人意的遗憾。他自幼习武，凭借非凡的箭术和骁勇的身手，成为匈奴人闻风丧胆的“飞将军”。但纵观他的战绩，他的一生却充满了“屡战屡败”的挫折。尽管如此，司马迁并未因他的战绩平庸而轻视他，反而将他作为一个悲情英雄加以描绘。李广一生中经历的坎坷与不幸，深刻触动了司马迁的内心。

李广的悲剧命运，贯穿了他的一生。作为一名将军，他忠心耿耿，毫无二心，屡次奉命出征，但他的战斗生涯却多次以失败告终。他曾因兵力悬殊陷入重围，最终被俘，而后以智慧与匈奴谈判得以释放；也曾因军中粮草不足陷入困境，最终无功而返。他为汉朝屡次出征，却总是与成功失之交臂。史书中记载，李广曾感叹道：“自广为人将，四十余年，所居无尺寸之功以封邑者，命也！”这一句话道出了他的无奈与不甘，也将他一生未能建功的遗憾归咎于命运的不公。

尤其是李广人生的最后一役，更加凸显了他的悲剧色彩。在讨伐匈奴的战役中，汉军大将卫青统领各路军队，李广负责担任先锋。然而，在行军过程中，李广迷路，未能按时抵达战场，最终被迫自刎。司马迁在传中记载：“广曰：‘吾所以不得侯者，命也！’遂自杀。”这一段描写充满了苍凉的悲剧感，李广的一生仿佛被命运捉弄，他在沙场上拼搏了几十年，却始终无法获得封侯之赏，甚至连最后的机会也被迷路的意外夺走。他的自杀不仅是对军事失败的惩罚，更是一位英雄对命运无常的抗议。

司马迁为何如此偏爱李广？在许多后人看来，李广的战绩显然无法与卫青、霍去病等将领相提并论，但司马迁却选择为他独立成传。这一选择，并非出于对李广军事才能的评价，而是因为司马迁在李广身上看到了一个人性化的英雄形象。司马迁笔下的李广，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战功机器，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充满矛盾的真实人物。他忠诚、英勇，却又悲情、无奈，他的坚持与不屈，深深地打动了司马迁的内心。李广的失败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问题，更是一种历史与命运的安排。而司马迁的历史观，正是关注这些被命运捉弄的个体，通过他们的经历，展现历史中深刻的人性力量。

同时，李广的形象也与司马迁个人的命运形成了某种共鸣。司马迁自己因“李陵事件”遭受宫刑，成为一生难以抹去的痛楚。他在屈辱中完成了《史记》，而李广则在屡战屡败中坚持为国效力，两人都在命运的压迫下表现出不屈的精神。司马迁或许在李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种虽遭受不公，但依然坚持信念、不愿低头的英雄气概。这种精神，使得司马迁愿意为李广独立成传，将他的人生悲剧永远铭刻在《史记》的篇章中。

此外，李广的故事还承载了司马迁对“天命”这一主题的深刻反思。李广在传中多次提到“命也”二字，将自己未能封侯的原因归结为命运的不公。而司马迁则通过李广的经历，探讨了英雄与时代、个人与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李广并非一位平庸的将军，他的失败更多是由于命运的捉弄和历史环境的限制。司马迁通过《李将军列传》，表现出对历史中失败英雄的深刻同情，也试图向后人传达一个信息：成功与失败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人能力，命运的作用常常让人无力抗争。

因此，李广的独传不仅仅是对个人生平的记录，更是司马迁对命运、人性与历史的思考。他以笔代言，为这位悲情将军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让人们在崇拜功成名就的英雄之外，也看到那些被命运掩埋却同样闪耀的灵魂。李广虽死，但他的忠诚、英勇与坚持，却在《史记》中得以永生。

卫青与霍去病的辉煌与局限

与悲情将军李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武帝时期两位开疆拓土的伟大将领——卫青与霍去病。他们是汉朝征服匈奴的中流砥柱，以卓越的军事才华和赫赫战功开创了大汉的辉煌时代。然而，尽管卫霍二人对汉朝边疆的巩固功不可没，在《史记》中，他们却未能享有单独列传的殊荣，而是以《卫将军骠骑列传》的形式共用一篇合传。这一安排看似意外，甚至在后世引发诸多争议，但若从司马迁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来看，这并非贬低卫霍的功绩，而是出于对他们军事成就及其背景的综合考量。

卫青与霍去病作为汉武帝的得力战将，凭借非凡的军事才能成为汉匈战争中的传奇人物。卫青出身卑微，少年时只是平阳公主府中的一名骑奴，但因姐姐卫子夫入宫得宠，卫青也随之进入权力的视野。在汉武帝的提拔下，他从一名低微的郎官逐步崭露头角，并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华。作为汉军的统帅，卫青在匈奴强大的骑兵威胁下创造性地引入“突骑战术”，通过骑兵的灵活机动与匈奴展开正面对抗。在漠南之战中，他率领汉军深入匈奴腹地，一举重创匈奴主力，迫使匈奴单于北逃，开创了汉匈战争的转折点。从此，汉朝彻底摆脱了过去对匈奴的防守格局，开始转为战略上的主动进攻。

霍去病则是另一位传奇将领，他以少年天才的姿态横空出世，用战无不胜的战绩为汉朝的军事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年仅十八岁便随汉军出征，以卓越的战斗才能迅速崭露头角。他的“闪电战”战术尤为出色，依靠快速行军、突然袭击的战略，屡次重创匈奴。在河西之战中，霍去病以精锐骑兵为主力，不仅击败匈奴的核心部队，还彻底扫清了汉朝西北边疆的隐患，为汉朝开辟了直通西域的道路。在漠北之战中，他更是以“封狼居胥”的壮举，彰显了汉朝对匈奴的彻底压制。可以说，霍去病的一系列胜利，不仅奠定了汉武帝治下的国威，也为汉朝之后六十年的和平时期创造了战略保障。

然而，尽管卫青与霍去病的战功卓著，但在司马迁的笔下，他们并未享有独传的待遇，而是以合传的形式被记载，这显然有着更深层的用意。司马迁在《史记》中高度评价了卫霍二人的功绩，但他并未将他们完全塑造成独立的英雄，而是将他们的成功更多归因于汉武帝的支持和体制的保障。在司马迁看来，卫霍二人的军事成就固然辉煌，但他们的成功并非单纯源自个人的努力，而是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地位密不可分。

首先，卫青和霍去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特殊的身份。卫青作为汉武帝宠妃卫子夫的弟弟，霍去病作为卫青的外甥，二人不仅拥有亲近皇室的特殊地位，还得到了汉武帝的高度信任和全力支持。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得以统帅大军，并能在军需补给、兵员调配等方面获得优先保障。卫青从一个平民骑奴崛起为大汉统帅，霍去病从一个贵族子弟成长为驰骋沙场的少年将军，他们的经历虽然充满传奇色彩，但从司马迁的角度来看，这种崛起离不开汉武帝为他们铺设的权力通道。相比之下，像李广这样虽有能力却不具备显赫背景的将领，便在资源匮乏和体制压制中屡次折戟沉沙。

其次，卫霍的战功也与当时的政治格局密不可分。汉武帝时期，国家财力空前强盛，中央集权制度逐步完善，汉军在后勤和兵力调度上有了巨大的优势。卫霍二人的军事胜利，不仅依赖于他们的个人才能，也得益于汉武帝的战略部署和政治支持。比如，在漠南和漠北之战中，汉武帝不惜动用全国资源，为前线提供充足的军需和后援，这为卫霍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司马迁在传中对卫霍二人的战功进行了详细记载，但他在行文中也多次提到汉武帝的指挥作用，显示出他对军事成功背后政治力量的关注。

与此同时，司马迁可能也有意通过卫霍的合传，隐晦地批评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政策。尽管卫霍二人的胜利使汉朝边疆暂时安定，但战争的代价却是巨大的。汉武帝为了支持对匈奴的战争，不断加重赋税，导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而霍去病早逝、卫青在晚年遭遇权力斗争的命运，也反映了在汉武帝严苛的政治体制下，即便是功勋卓著的将领也难以逃脱被权力漩涡吞噬的结局。司马迁选择为卫霍合传，或许也意在淡化他们的个人功绩，从而突出体制和时代对他们命运的影响。

相比之下，李广虽败多胜少，但他的一生更多体现出个人与命运抗争的悲剧性。卫霍的胜利依托于强大的国家机器，而李广的失败却反映了个人努力与体制压制之间的矛盾。正因如此，司马迁为李广独传，为卫霍合传，其背后并不是对功绩的简单衡量，而是对个人价值与时代背景的深刻思考。

卫青与霍去病的合传，既是对他们辉煌成就的礼赞，也包含了司马迁对时代局限性的反思。司马迁用《卫将军骠骑列传》展现了汉朝军事的巅峰，但他也通过这些战功的叙述，揭示了汉武帝时代功臣的成功更多依赖于特定的政治环境，而非完全基于个人努力。这种写作方式不仅体现了司马迁对历史的多维理解，也使得《史记》成为一部超越单纯颂扬与批判的深刻之作。

司马迁的历史观与价值取向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独特的视角与笔法构建了一部横跨数百年的历史巨著，其核心不仅在于对历史事件的忠实记录，更在于通过人物命运，传达他对历史、人性以及社会体制的深刻思考。在为李广单独立传、为卫青与霍去病合传的写作安排中，司马迁展现了他对英雄、功绩、命运以及历史价值的独特理解。这种差异化的安排，深刻体现了他对个人奋斗与历史大势之间关系的反思，也流露出他对体制、权力和命运多重交织下的历史悲剧的深刻洞察。

在司马迁的价值体系中，忠诚、坚持、个人努力是他特别推崇的品质，而这些恰恰是李广形象的核心。李广出身名门，少年成名，以骁勇善战和忠诚无私著称。他一生戎马四十余年，始终忠于汉朝、忠于皇帝，无论面对怎样的挫折，他从未退缩，直至以生命殉职。然而，李广这一切的坚持，却并未换来应有的封侯荣光，他屡战屡败，终生抱憾。司马迁通过《李将军列传》将李广塑造成一个“失败英雄”的典型。他的失败并非因为缺乏才能，而是命运的不公，乃至汉代军事体制的局限。司马迁借李广的形象，表达了他对个体在强权与命运面前抗争的深切同情。

相比之下，卫青和霍去病虽然战功卓著，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却似乎少了一些“人性化”的维度。他们的成功过于完美，战绩光辉卓绝，开创了汉朝在对匈奴战争中的全盛局面。然而，正因为这种“完美”，反而使他们的人物形象显得更贴近体制和时代，而非独立的个体。卫青因姐姐卫子夫得宠而得到提拔，从一介骑奴成为开疆拓土的统帅；霍去病出身显赫，少年得志，享尽汉武帝的宠爱和信任。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家族背景与汉武帝的资源倾斜。在司马迁的历史观中，卫霍二人的军事成就固然值得肯定，但这更多是汉武帝时代的产物，而非完全由他们个人的努力塑造。因此，司马迁选择将卫霍合传，或许正是因为他想淡化个人因素，将他们置于汉武帝时代的大背景中，突出战争胜利的体制性特征。

司马迁对李广与卫霍的不同叙述，背后隐含了他对汉武帝体制的隐忧。汉武帝通过中央集权与军事改革，使得汉朝一跃成为东亚大陆的霸主。然而，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也意味着个体的价值往往被忽视，成功与失败更多取决于体制的选择。卫青与霍去病的胜利，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而是汉武帝权力体系的支撑——国家为他们调集了最精锐的部队、最充足的物资，汉武帝本人更是亲自规划战略，将他们置于胜利的轨道上。换句话说，他们的辉煌是权力体系的体现，而非完全源于个人能力。相比之下，李广虽能力出众，却因体制的忽视和命运的捉弄，始终未能施展抱负。司马迁通过这样的对比，或许在批评一种现象：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个人的命运常常无法自主，即便是最忠诚的奋斗者，也可能被牺牲在历史的齿轮中。

司马迁对李广的独特偏爱，还源于李广的悲剧性人物色彩。这种悲剧性不仅反映了李广个人与命运的抗争，也隐隐映射了司马迁自身的命运。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汉武帝施以宫刑，这一经历令他对体制的冷酷和权力的压迫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李广与司马迁形成了精神上的共鸣：两人都在强大的体制面前付出了惨痛代价。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李广多次感叹“命也”，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命运，而司马迁又何尝不是因为“命运”而身陷囹圄？通过为李广独立成传，司马迁既是在书写一个悲情英雄的故事，也是在隐喻自己的命运，将个人的愤懑与无奈寄托在这位“失败英雄”的人生中。

此外，司马迁对李广与卫霍的区分，还体现了他对“成功”与“失败”的复杂态度。卫青和霍去病无疑是“成功”的象征，他们的胜利推动了汉朝的扩张，打击了匈奴的威胁。然而，这种成功的背后，往往掩盖了战争的巨大代价，以及汉武帝穷兵黩武政策对社会的伤害。司马迁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虽对卫霍的战绩给予高度评价，但同时也流露出对战争消耗和体制压迫的不满。而李广虽然失败，却代表了一种独立于体制的个人努力，他的忠诚、坚韧和不屈不挠，构成了一种与卫霍辉煌战绩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或许不被当时的统治者认可，但却让司马迁倍感珍惜。通过对李广的独传与卫霍的合传，司马迁试图告诉后人：成功与失败并非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个体的奋斗与坚持，同样值得铭记。

更深层次来看，司马迁的这种写作安排，还传递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观。在《史记》中，司马迁强调历史并非单纯记录伟大的胜利者，而是要关注那些被历史忽视的个体。李广或许不是最伟大的将领，但他无疑是最鲜活的英雄；卫霍虽然功成名就，却因其成功背后的政治依赖而显得缺乏深度。司马迁以这样的对比，展现了他对历史的复杂思考：胜利者未必是最值得纪念的，而那些失败者往往能更直观地揭示人性的真实与历史的无常。

因此，司马迁为李广立独传、为卫霍合传，既是他对个人价值的再评价，也是对汉武帝时代的隐性批评。通过这一安排，他将自己的历史观与价值取向融入文字之中，让《史记》成为不仅是记录功绩的史书，更是探讨命运与人性的永恒经典。李广、卫青、霍去病的命运故事，不仅是三位英雄的历史，也是一场关于体制与个人、成功与失败的哲学对话。

两种人生的启示与历史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鲜明的对比方式，分别为李广独传，为卫青与霍去病合传，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李广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他虽身负才华，忠诚一生，但屡战屡败，最终以自刎结束生命；而卫青与霍去病则是汉武帝麾下耀眼的将星，战功卓著，功业彪炳。然而，司马迁的安排并未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而是透过这三位将领的命运，将个人与体制、努力与命运、成功与失败的张力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对两种人生的描写，他向后人传递了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思考。

李广与卫霍代表了两种典型的命运抉择：一个是个人英雄主义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另一个则是体制与权力赋予的成功之路。李广的一生可以用“忠而无功”来概括。他出身名门，矢志报国，几十年戎马生涯中数次对阵匈奴，甚至在匈奴人中也赢得了“飞将军”的威名。然而，他的战绩却并不出色，不是因为他缺乏能力，而是因为各种不可控的因素使得他始终无法完成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他曾被匈奴俘虏却机智脱险，也曾在战场上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局；他一生没有封侯，晚年更因迷路未能及时赶赴战场，而被迫自刎。对于这样的失败者，司马迁却以高度的同情书写了他的独传，将他悲剧性的命运视为历史中值得反思的一部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卫青与霍去病的辉煌战绩。两人均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成为对匈奴作战的核心人物。卫青沉稳谨慎，在漠南之战中一举重创匈奴主力，扭转了汉匈战争的局势；霍去病则锐不可当，以闪电般的战术重创匈奴，在短短几年内接连取得了河西之战、漠北之战等决定性胜利。他们的胜利为汉朝赢得了六十年的战略优势，为汉武帝时代的辉煌立下了不世之功。司马迁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对卫霍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同时通过他们的合传，也隐隐将他们的成功置于汉武帝权力体制的背景下，刻意淡化了他们的个性与独立性。

司马迁的这种安排，实际上揭示了他对历史成败背后更深层次的关注。他通过李广与卫霍的对比，强调了个体命运与时代环境之间的张力。李广一生的努力，始终被外在的命运和体制压制。无论是军需匮乏、兵力悬殊，还是迷路错失战机，这些因素无一不是当时军事体制和领导决策的漏洞。而卫霍的成功，则有赖于汉武帝的资源倾斜、战略支持，以及体制对他们的充分保障。在司马迁看来，李广的失败和卫霍的成功，都不能完全归结于个人能力，而是受到时代和体制的深刻影响。李广虽未建功封侯，但他的忠诚与奋斗精神并不逊色于卫霍的赫赫战功。

这种差异性，也凸显了司马迁对英雄概念的重新定义。在汉武帝的时代，成功被定义为战功卓著、封侯拜将，失败则意味着无功封侯、死于非命。然而司马迁并未完全遵从这种单一的成功观，他对李广的偏爱表明，他更看重英雄身上的人格魅力与精神价值。李广并非没有机会建功立业，但命运的捉弄与体制的束缚让他始终未能实现抱负。司马迁在传中多次提到李广的感叹：“自广为人将，四十余年，所居无尺寸之功以封邑者，命也！”将这一悲剧命运归因于“命”。而这种对命运的无力抗争，恰恰让李广成为司马迁心目中最能体现“真实历史之人”的英雄。他的失败不是个体的失败，而是命运的不公与体制的压迫，让人感叹却又无可奈何。

卫青与霍去病的成功虽然耀眼，但司马迁笔下的他们却显得缺少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光芒。两人作为汉武帝的亲信和汉军统帅，在政治上有着得天独厚的背景和资源支持，他们的每一次胜利都得益于汉武帝的高度信任以及体制的鼎力相助。卫青的稳重、霍去病的锐利，都是体制赋予他们的历史角色，而他们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这一历史机遇。他们的合传，既是对功绩的礼赞，也是司马迁有意淡化个人因素，将他们的胜利视作汉武帝体制辉煌的一部分。

通过这两种人生的对比，司马迁不仅传达了他对个体与历史的复杂思考，也进一步深化了他对命运与体制关系的理解。在汉武帝的权力体制下，李广的失败注定难以改变，而卫霍的成功也因依赖体制而显得不够独立。司马迁以史家的身份，将这两种人生放在同一时代中进行剖析，展现出英雄主义的多面性。对于司马迁而言，真正的历史记录不仅仅是书写胜利者的名字，更是要关注失败者的呐喊。正因为如此，他为李广立独传，为卫霍合传，这并非对个人成就的评判，而是通过人物命运，表达他对历史与人性的深刻思索。

李广与卫霍的故事，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张力十足的哲学对话。李广的失败提醒后人，个人的努力并非总能与成功划等号，时代与体制的制约往往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卫霍的成功则证明，在一个强大的体制之下，个人可以凭借机遇和能力创造奇迹。然而，司马迁并未因此贬低李广的价值，他甚至通过李广的悲剧，展现了个人对命运的抗争与坚持，让李广成为超越体制英雄的一种象征。在这种对比中，司马迁不仅书写了三位英雄的历史，也为后人提供了对成功与失败、体制与个体的永恒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