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恳地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这段看似诚恳却不算深刻的检讨出自王洪文，他在1974年末的长沙之行，以毛主席发出严厉告诫为标志，意味着老人家不再对他抱有希望。
大家都知道王洪文是“四人帮”成员之一，但这不代表毛主席当年对这4人的态度一致，尤其是王洪文，老人家一度将他与其他3人区别对待，甚至想尽办法引导他跳出“四人帮”圈子，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领导人，奈何事与愿违。
尤其是毛主席在1974年末严厉告诫王洪文这件事，让世人更加清晰地看到江青一伙人当年阴谋篡权之举有多荒唐，还有毛主席因此对这场大革命越发理性的认识，笔者将在本文浅谈一二。
1973年8月30日是彻底改变王洪文命运轨迹的大日子，他在那一天被公布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这也是毛主席在培养“新人”心切的情况下坚持提拔的结果。
不过，对于当时党中央领导层对王洪文跃升的不同看法，毛主席还是心知肚明的，由此可知，王洪文的窜升也是老人家要近距离观察、考验、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方式。
都说“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一向慧眼如炬的毛主席，在王洪文进入权力核心后不久就发现，这位造反起家的革命后辈有着太多不足之处。
有关于他的奢靡无度、不思进取，本文不做赘述，而让毛主席最为反感的莫过于他在江青一伙人的指挥棒下亦步亦趋，这样的情况尤其在邓公第二次复出后变得愈演愈烈。
邓公的这一次复出有着很深刻的历史意义，尤其暗示了毛主席在大运动问题上态度的转变，还有他对江青一伙人势力膨胀的有力遏制，由此，邓公自然成了这群人眼中必须要铲除的政治异己。
1974年7月16日，即将南巡的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一伙人发出警告，尤其告诫他们不要搞宗派，老人家南下后，江青一伙人也在北京开始了与邓公的不断纠缠，王洪文在其中扮演了“打手”的角色。
10月，借由“风庆轮事件”，妄图掌握四届人大“组阁”大权的江青指派王洪文飞往长沙告“御状”，只为离间毛主席与周总理、邓小平，可老人家根本不买账。
“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
此外，毛主席尤其告诫王洪文要多与周总理、叶帅来往，还要对江青保持警惕，尤其不能与她搞在一起，可他哪里听得进去。
悻悻而归后，死性不改的王洪文继续配合江青等人向邓公发起刁难，在此期间，毛主席不仅借由邓公对江青多有遏制，他本人也几次三番对亲自发出书面警告，事实证明，江青此时的权欲熏心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
1974年末，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总理、王洪文需前往长沙向毛主席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
重病缠身的周总理不辞辛苦成行只为新中国回归正轨，偏偏王洪文是带着江青的“特殊使命”前来，说服毛主席同意将他们的党羽安排进人大常委会，面对王洪文堂而皇之地提出建议，老人家顿时变得怒不可遏。
“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提法，也是第一次如此直白地向王洪文表达内心不满，了解这些再来看王洪文写出的那段检讨，几乎可以用“敷衍了事”来形容。
事实证明，王洪文的确没有悔改之意，他的不堪下场已经说明一切，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从那之后对他的彻底放弃，实则有着很深刻的原因。
其一，将造反当信念、夺权掌权当事业的王洪文，执政信念是不足的。
其二，缺乏群众基础、革命经验的王洪文，终究得不到认可、办不成大事。
其三，王洪文无意摆脱江青、张春桥的摆布，实则更是无力摆脱。
面对这位现实版“扶不起的阿斗”，毛主席的严厉告诫也是一次次负责任的挽救，一番苦心终究还是没能避免他的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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