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高敬亭的女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请求能够调查父亲被杀害的原因以及对父亲作出结论。
毛主席看完信后，当即对有关部门下达了指示，要求“重新审查”，并在相关材料上批示道：“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
高敬亭究竟是谁，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在毛主席的指示下，相关案件后来是如何调查处理的呢？
1907年，高敬亭出生在河南新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十岁便没了母亲。十多岁时，他才被送进学堂读书识字。他很珍惜学习机会，努力刻苦，成绩名列前茅。但因为经济原因，他还是只读了六年便辍学回到了家乡，帮父亲一起种地。期间，他仍然不忘找来书籍阅读，增长见识。
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来到这一带开展宣传活动，其中有一位共产党员梅光荣便是他的朋友。在与梅光荣的交往中，高敬亭第一次听到了共产党人在各地发动穷苦大众起来“造反”的新鲜事。在他们的影响下，出身贫苦、忠厚老实又有义气的高敬亭也开始参加农民运动。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高敬亭深受鼓舞，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入到了革命活动中。这时，当地的反动势力也逐渐注意到了他。
1928年春，反动派突然冲进高敬亭家中实行抓捕，这些人虽然扑了空，却以搜出一些“反动”传单为由，带走了高敬亭的父亲并将其残忍杀害。
一夜之间家破人亡，高敬亭既痛苦又愤恨。他怀着报仇的心情离开家乡，正式拿起武器参加了红军队伍。1929年，高敬亭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此后，高敬亭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逐渐成长起来。在攻打“峰子笼”的战斗中，高敬亭受伤被送往红军医院。这一住就是三个多月。期间，高敬亭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学到了很多革命理论、军事知识，这段经历令他十分难忘。
1932年11月，红25军成立，下辖第74师、75师。高敬亭被任命为75师政委。
1934年11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程子华、徐海东奉命率领红25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高敬亭熟悉大别山区，又有着丰富的游击作战经验，于是，他便被留了下来继续坚持斗争。这时，蒋介石已经集中20万大军逼近根据地。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高敬亭立即研究作战方针，重新部署兵力，整编剩下的红军余部。到12月下旬，高敬亭与方永乐和徐诚基等人率领的部队会师，革命武装力量得到了迅速壮大。不久后，他们取得了全歼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极大振奋了我军的士气。
1935年2月，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指示，高敬亭等人的兵力合编为红28军，高敬亭任军政委，负责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
此后三年，红28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在与中共中央几次失联、远离红军主力这一极端恶劣的背景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作战，粉碎敌人多次围剿，取得了不俗的战果。
此外，高敬亭还在三年游击作战中逐渐展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创造性地提出了很多战略战术，这些都与毛主席关于游击作战的思想不谋而合。
与此同时，这三年游击作战，还锻炼并保存了一大批经过战火考验的优秀干部，这些人都在后来的抗日战场、解放战场和新中国的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敬亭在三年游击作战中的贡献不可磨灭，但同时，他的一些做法也产生了不小的争议。
因为长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而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事务又都交由他全权负责，没有实施集体领导。这导致高敬亭在工作中难免有些简单粗暴，没有注意搞好和同志们之间的关系，逐渐产生了家长式作风。
加之高敬亭是张国焘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在思想上又深受其影响，这导致在鄂豫皖边区在开展肃反工作时，延续了张国焘的错误，错杀了一些好的革命同志。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郑位三、萧望东到红28军分别出任四支队副司令、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并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肃反”工作中存在错误的指示。他们的到来令高敬亭十分不满。
年底，高敬亭奉命在武汉参加周恩来、叶剑英和项英、叶挺等人主持的工作会议时，为发泄对郑位三、萧望东职务安排的不满，他与警卫员拒绝进入已安排好的房间里睡觉，反而连续两天睡在了走廊上，场面一度尴尬。
不久后，上级派来高敬亭推荐的戴季英接替郑位三。然而，不久后，高敬亭意外发现戴季英和译电员交往密切，便怀疑他们背着自己向军部打小报告。
1938年6月下旬，高敬亭闯进了新开岭译电员的住处，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暴打，甚至逼着他承认一些莫须有的情况。戴季英等其他延安来的干部听说后，担心高敬亭使用曾经在“肃反”时用过的一些手段，纷纷逃走。
高敬亭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党内团结，引起了上级和部属的不满。除了破坏党内团结外，高敬亭还反对中共中央的作战计划，并与自己的上司项英不和。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确定了东进敌后的战略方针，然而，高敬亭却并不愿意。尽管后来迫于压力勉强同意，但他却在部队开始东进时要求停止前进，很显然，这是违背军令的做法。
1939年1月，因高敬亭现地收编土匪自行扩大，其部队很快便发展到了1万多人。项英多次要求他停止这一行为，但却被高敬亭无视。
最终，项英向中央致电说明情况，直言：
“高敬亭是不服从命令的山大王，如果不处理他，以后谁也管不了他。”
虽然这些都是后来导致他悲剧的影响因素，但最终让他走向死亡的导火索是“杨曹事件”。这两人都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他们曾在一次战斗中贪污了缴获的部分物资。事情败露后，虽然有开会讨论处理，但并没有及时惩处。于是，在部队东进途中，两人竟然带着人叛逃了。
此事在军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高敬亭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已无计可施。随着“反杨曹斗争”的开展，高敬亭也受到了牵连和影响，而部队中早已对他有所不满的情绪也爆发了出来。于是，军中随即展开了对高敬亭的批判。
在接受调查时，高敬亭对自己在过去“肃反”运动中错杀了一些革命同志、工作作风存在问题方面没有争辩。然而，面对“反对党、破坏抗日”等相关指责，他据理力争，进行了激烈地反驳。
最终，种种因素作用下，高敬亭被判处了死刑。虽然高敬亭也曾犯下了错误，且情节严重。但根据他的战功和在党内的贡献，对他实行枪决是欠妥的，尤其在执行枪决时还没有等到中共中央的回电。
从中共中央后来的回电中也能看到，其实高敬亭罪不至死。中央的回电中这样写道：
“对高敬亭采取一些过渡方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改造与处理。”
遗憾的是，高敬亭已经逝世了。1943年，刘少奇在见到高敬亭事件的一位当事人时，还曾问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当时不枪毙高敬亭，送来延安学习的话，好不好？”
无论答案是“好”还是“不好”，一切都已经没意义了。那么，究竟谁应该对高敬亭之死负责呢？
当时，处理高敬亭的命令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因此，项英并不知情。直到高敬亭被杀的消息传来后，项英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更觉自己没办法挽回了。
还有不少人将责任归咎于军长叶挺，但叶挺并不是我党人士，也没有权力下令处死高敬亭这样的高级干部。
当年鄂豫皖区的领导人是郑位三、彭康，还有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张云逸、邓子恢、戴季英等人。多年以来，只有邓子恢曾在一次新四军的军部会议上，总结高敬亭事件的教训，主动承担了部分责任，没有推诿。
高敬亭逝世后，留下了怀有身孕的妻子史玉清和一个刚满一岁的女儿。她也是一名优秀的红军干部，曾上过战场，参加过游击战争。高敬亭死后，她也受到了牵连，被开除党籍关押起来。
尽管如此，她始终坚定信仰，被释放后继续回到部队，随军四处转战，她将两个女儿寄养在老乡家中，坚持开展革命工作。1942年，她重新入党，成为了新四军中的一名干部。
1950年，史玉清才找回了女儿，可惜的是，大女儿凤兰早夭，只剩下了小女儿凤英。凤英回到母亲身边后，进入学校读书学习。在校期间，她认真努力，成绩优秀，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虽然高敬亭事件已经过去多年，但这件事一直压在史玉清的心中。凤英长大后，也逐渐知道了父亲的情况。于是，她在当年一些老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申诉信。
1977年，经过调查，高敬亭同志终于被平反：
“……（高敬亭）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
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骨灰安放仪式上，李先念、徐向前、粟裕等送来花圈，当地军区领导、高敬亭生前战友、部下均出席参加。
时隔多年，这桩尘封许久的历史冤案终于得到了一个公正的评价。
参考资料：文史春秋2020年3期、党史博览2020年8期、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1期、党史博采·理论版2015年12期、时代报告2016年9期、领导文萃2009年7期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