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因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那么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会失败，五千字的长文从我党和国民党两方面讲述第五次“反围剿”的全过程和失败的必然性。
1933年1月下旬，神秘的一行人在中央特科和国家保卫局同志的保护下来到了中央苏区，受到了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和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的欢迎，他们便是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组成人员，包括博古、张闻天、陈云、刘少奇等。前往瑞金途中经过长汀，罗明建议大家看望一下在此养病的毛泽东，遭到博古明确反对，一行人只得继续前往瑞金。中共中央为什么要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博古与毛泽东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分歧？这与后来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有什么根本性的联系？
1931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几个月后向忠在上海被捕叛变，国民党反动派由此在上海等地区发动白色恐怖，大肆搜捕中共党员。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组织了一批中央机关和领导撤离上海，博古等人留在上海，组建了中共临时中央，而王明则是前往莫斯科，作为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理人。
西安事变时赴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右起）
当时从共产国际到中共临时中央，弥漫着一股盲目乐观情绪，他们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已经不再稳固，是时候发动重大暴动，夺取中心城市，以致达到一省甚至数省之革命胜利。在这股“左倾”思潮之下，中共临时中央组织在“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域）频繁发动工人罢工或者武装暴动，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也导致当地的地下机关被捣毁，革命运动受到了严重阻碍，上海已经不再安全。在此背景下，经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临时中央转移至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由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建立，横跨赣闽粤三省，是全国最大的苏区，主要机关设在瑞金。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中央苏区推展土地改革，军民一心，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围剿。毛泽东等人清楚地认识到现阶段的革命事业还很脆弱，无法和国民党反动派正面对抗，所以一直遵从着农村包围城市，发展底层民众，在反围剿时也是组织红军在运动战中歼敌，避免正面与敌人拼消耗，这才建立了拥有29个县，300多万人口，5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
全国苏区
但是很明显，中央苏区的做法和共产国际、中共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推动一省及数省革命胜利”的主张相违背，于是从1931年开始，毛泽东就屡次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被剥夺了红军领导权。毛泽东心中郁闷，这才到长汀休养。不过全国范围内的暴动失败并没有改变博古等人的思想，他们将“城市中心论”带到了中央苏区，这为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埋下伏笔。博古等人到来时，正值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被剥夺了军队领导权，红军在朱德和周恩来的领导下，顽强作战，顺利粉碎了第四次围剿。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大为光火，他表示“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于是他不顾北方日本人正在大举进攻长城各关口，觊觎华北的民族危机，亲自飞临南昌，布置第五次围剿。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全权负责赣粤闽湘鄂五省的军政事宜。当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日本人放松对华北的侵食，蒋介石在华北保留必要守军外，其他大军南调参与第五次围剿，同时电令川陕豫赣粤闽湘鄂八省军阀，出兵“剿共”。第五次围剿共设三路大军，北路军由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央军”组成，由刘峙任司令，后由顾祝同接任，北路军又分三路，第一路顾祝同兼任指挥，刘兴为副指挥，第二路总指挥蒋鼎文，副指挥汤恩伯，第三路总指挥陈诚，副指挥薛岳；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总指挥刘建绪，第二纵队总指挥刘膺古，第三纵队总指挥陈继承；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下辖三个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军军长香翰屏，第三军军长李扬敬，此外还有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此役蒋介石一共动用了64个师，总兵力约80万人，此外还在南昌修建了3座机场，共有11个航空队，105架飞机配合陆军行动。
蒋介石检阅部队
除了军事方面的准备，蒋介石还在战略方面做了重大调整。首先是在中央苏区周边实行严密封锁，阻隔人员、物资流动，特别是食盐、药材、军火，一点一滴也不允许流入苏区，妄图以此瓦解红军的战斗力；其次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在苏区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要求每占领一处就要对当地的百姓宣传，使其转为支持国民党，以瓦解中央苏区的民意基础；第三改变军事策略，不再像前几次一样主动找红军主力作战导致被红军牵着鼻子走，而是利用军事上的优势，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围攻，每前进一处就要修建大量的堡垒，“步步为营”，逐步蚕食苏区，用蒋介石的原话说“每日前进二里，不到一年就能完全占领苏区”；第四蒋介石加强军队思想教育，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营地，参加第五次“围剿”的7598名军官分三批接受了培训，培训的教材是蒋介石亲自制定的《剿匪要诀》《军人精神教育》《剿匪训练要旨》等等。经过了以上的部署，蒋介石很自信地喊出“毕其功于一役”。
在蒋介石做各项准备的同时，中央苏区也在博古的领导下做出了应对措施。先介绍下中央苏区红军情况，此时保卫中央苏区的红军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一开始总政治委员是毛泽东，毛泽东被排挤后由周恩来接任，红一方面军下辖红军第一军团和红军第三军团，第一军团包括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由朱德和周恩来兼任指挥员，红三军团包括红五军、红八军、红十六军，军团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另外还有红九军团，多为地方武装部队整编，整个中央红军最多时约10万余人。这段时间红军编制处于剧烈动荡期，编制调整频繁，军团、军、师的编制往往没有按照标准，再加上战斗频繁，减员严重，可能今日还是军编制，明天就只剩下师编制了，所以上面的红军情况只是这一时期的大概情况。
毛主席与朱总司令
按照博古等人的想法，以前中央苏区的作战行动都是局部的“小打小闹”，对全国革命大局没有积极促进作用，因此要主动出击，打击蒋介石反动政府，还要从赣闽两个方向给予打击。因此决定将红三军团改编为东方军，入闽作战，红一军团留守中央苏区牵制敌军，一旦东路军打开局面，红一军团可向南昌发动进攻，以获得夺取南昌的伟大胜利。很明显，博古等人依然在走“左倾”路线，唯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根本没有切实分析红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实际情况。在中央苏区面临国民党精锐的80万大军重重包围，还要将兵力分出一半，并主动进攻强大的敌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红军不仅人数不及国民党军队，装备也远远落后，以往能取得军事上胜利，都是依靠在运动战过程中出其不意，现在却要红军打守城之敌，没有重装备如何能取胜？
朱德和周恩来很敏锐地发现了问题所在，他们从前线发回报告，坚决不同意将两个军团分开，更加不同意红三军团去主动攻城，如果硬要分兵，应该选择力量稍微薄弱的红九军团去打游击，扰乱敌人部署，以策应正面作战。但是朱德和周恩来的正确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博古领导的临时中央还是决定按原计划执行。红三军团整编后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入闽作战，早期依靠彭德怀卓越的军事才能，围点打援，吃掉了敌人的几个团，将闽西、闽北苏区连成一片，形势大好，而此时蒋介石也完成对了中央苏区包围的部署，周恩来再次致电博古，要求调回红三军团拱卫中央苏区，博古批评周恩来为“保守主义”，认为东方军正好可以趁胜追击，甚至调派红九军团主力入闽协助作战。随着敌人警觉性提高，东方军越来越难有作为，在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迟迟无法拿下重兵把守的顺昌、将乐等城。在进攻受阻的情况下，周恩来再次致电博古，要求放弃进攻顺昌、将乐，回师中央苏区，博古仍不同意，坚持要求东方军完成第二阶段作战任务，歼灭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主要力量。最后一点机会也丧失了。
毛主席、朱老总、王稼祥在苏区
完成包围部署的蒋介石抓住红军分兵作战，中央苏区防备空虚的机会，果断发动了第五次“围剿”。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反动派4个师进攻黎川。黎川位于赣闽边界，是交通要道，属于闽赣军区防守区，但是为了配合东方军作战，闽赣军区在此防守极弱，毛泽东建议放弃黎川，将敌人引进建宁、泰宁等地区，然后利用红军主力部队在行动中寻找机会歼敌。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指导员李德并不同意，认为寸土必争，必须死守黎川。进攻黎川的北路军是薛岳麾下的4个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装备精良，作战素养高，在全方面落于下风的情况下，红军死守黎川根本无济于事，9月28日黎川便宣告失守。博古和李德气急败坏，想要组织红军主力硬攻，夺回黎川。北路军很好地践行了蒋介石的战略，占领黎川之后并没有盲目冒进，而是在附近要地构筑堡垒，红军的进攻未能奏效。
博古和李德
黎川失守后，红军主力军团便处于“围剿”部队的5个纵队之间，很容易被包围从而全军覆没，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主张撤退收缩战线，然而此时一直关注战局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发来指示，要求红军继续“主动打破敌人的计划”，幸好前方军团顶住压力，主动撤退避免了更大悲剧的发生。但是接下来博古、李德等人的一系列指挥又让人大惑不解。
为了打开局面，在远东局的支持下，博古等人决定向北推进到敌军侧翼，进而威胁中心城市南昌。南昌是蒋介石的指挥中心，重兵设防，而在一路上的金溪、贵溪等地都有国民党主力部队驻扎，这样的作战方略无异于送死。果然红军在资溪桥遇到敌军重兵，双方刚一交战，红军便处于下风，只得带着巨大伤亡撤退。随后博古、李德又把作战目标调整回黎川，命令红三军团强攻黎川，再次遭遇巨大失利。
从第五次“围剿”爆发以来，红军两个主力军团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进退失据，抛弃了原有的灵活作战风格，选择与强大的敌军正面交锋，追根究底还是“左倾”思想在作怪，错误地认为当前的革命力量已经可以和反动派一较高下了。然而此时，在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一件大事，足以改变“围剿”局势的大事。
负责从东侧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带领下，联合国民党内大佬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公开宣布抗日反蒋，他们认为“剿共”不是出路，应以民族大义为先，主张抗蒋抗日。十九路军代表主动接触中央苏区，并与中央苏区代表在瑞金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同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22日宣布“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政府）成立，李济深为主席，随后与中央苏区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恢复交通贸易与人员往来，中央苏区抓住时机从福建方向运入大量食盐、医药等急需物品，缓解了国民党军事封锁带来的困境。
福建事变是一次机遇却被错过
蒋介石被迫放慢了“围剿”进度，调遣嫡系中央军入闽镇压福建政府，中央苏区的压力大减，与此同时周恩来、张闻天都建议红军配合十九路军行动，侧击蒋介石入闽部队，毛泽东更是建议借机以红军主力突破封锁线，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威胁国民党统治腹地，逼迫围困中央苏区和进攻福建政府的军队回援。
不过他们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有不同的见解。弗雷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总顾问，对红军的军事行动有很大的话语权。他的建议是利用蒋介石与十九路军之间的冲突，向国民党军侧翼和后方的南昌发动大规模攻势，为此他制定了详细的为期一个月的作战规划，但是当作战规划送达中革军委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份大胆冒进的纸上谈兵，不同意按此方案执行，但是弗雷德坚持自己的想法，双方争执不下，只得上诸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约莫5个星期后，中央苏区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回复，否决了弗雷德的方案，要求中央苏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作战方案。
但是此时已经是1934年1月2号，整整5个星期，红军没有主动作为，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早已入闽，1月15号攻陷福州，1月21号攻陷漳州，解散福建政府，整个十九路军打散重新编制。在蒋介石进攻福州时，蔡廷锴多次发电给朱德，请求红军支援作战，可是红军主力部队都在赣西北，准备进攻南昌的方向，想要东进救援也来不及。如此良机白白错过。镇压了福建政府后，蒋介石命入闽军队就地整编为东路军，调转方向进攻中央苏区。
时间来到1月15号，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博古做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在报告中他认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终结已经开始”，“暴风雨般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在广大的中国领土上燃烧着”如此等等，并没有对当前中央苏区所处的危险境地清洗的认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接下来的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愈发困难。
宣传标语
4月初，蒋介石命令北路军、东路军进攻广昌、建宁，南路军向会昌推进，空军进驻南城，就近支援广昌、建宁地区的作战。其中北路军和东路军一共11个师，由陈诚统一指挥。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博古、李德再次做出了错误的指挥。在他们的指挥下，红军坚守广昌城，抱着寸土必争的态势，与敌军拼消耗。广昌之役耗时18天，红军一军团、三军团等主力部队投入战斗，共伤亡4000余人，广昌城陷落，朱德下令部队撤退。
国民党军队继续向建宁推进，博古、李德要求红军进行建宁保卫战，以顽强的精神消耗敌人。林彪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认为“我军主力军团可以取得胜利的仗不应该放过，对于得不偿失的仗，对于胜利条件不大足的仗，则不应以主力进入战斗”“我们仍然有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充分机会”，同时他还建议利用山地地形来抵消敌人军力优势，从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但是博古和李德拒绝林彪正确提议，执意推进建宁保卫战，毫无意外红军在付出巨大伤亡后丢掉了建宁。
中央苏区外围战略要点接连陷落后，7月初蒋介石下令集中31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进攻中央苏区核心区，博古、李德等人采取“分兵六路，各自抵御”的策略，妄图抵御数倍于我的敌军，结果遭遇节节失败。此时中共临时中央已经预料到这一次反“围剿”已经无法取得成功，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决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该计划上报共产国际后获得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撤离小组，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而周恩来负责具体执行。
前方红军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9月26日，国民党军主力开始向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10月6日占领石城，并计划于14日向瑞金发动总攻。鉴于当前危急局势，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于10月底进行战略转移，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由此开始，在这条艰辛的长征路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将迎来重大的历史转折。
中央机关和工农红军被迫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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