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 8 月 8 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会议的最后一天（即 8 月 12 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公布的改选结果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刘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代替刘少奇成为接班人，这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而刚由地方调到中央工作才两个多月的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则显得有点匪夷所思。
关于陶铸职务的迅速变化，一直有几种版本。
第一种版本是原中央 “文革” 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
据王力回忆：“在选举常委时，邓小平得了全票，主席本来将邓小平排在第四位。江青虽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常委名单的排列次序却是她定的。这在党史上是罕见的。她说邓小平犯了错误，为什么还升了，过去第七位，现在第四位了，他的名次要在陈伯达的后面。她又说陈伯达太老实，压不住邓，陶铸厉害，调上去。本来陶铸的名次在第十一位，调到了第四位。”
对王力的这种说法，许多人（包括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认为是瞎说、开玩笑，不足信。江青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和决定力，况且江青对陶铸也不会那样有好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曾鼓动陶铸揭发和批判邓小平、刘少奇，遭拒绝后她正耿耿于怀，怎会为提高陶铸的地位而用力呢？
第二种版本是陈伯达两位秘书的回忆。
他们说，在酝酿常委名单时，陈伯达位次“第四”。陈自觉自己不行，他特别害怕外事工作，便向毛泽东表示：“我书生气十足，这个位置对我不合适。”
毛泽东对他说：“你去掉书生气不就行了吗？”
陈仍忐忑不安，让秘书给毛泽东写信，要他们向毛泽东说明自己不适合这个位置。秘书感到很为难，这种事他们无法做也不敢做。他们还说，对此问题，周恩来也表示了意见。
周恩来跟毛泽东说，自己如外出，谁来代替，邓小平已犯错误，不能代替，恐怕还是陶铸好些。
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于是把陶铸从后面提到了陈伯达前面。
第三种版本即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
曾志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原来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这就是所谓的“第四号人物”的来历。
对此，陶铸说过：“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陈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第四种版本是《周恩来年谱》和《苦撑危局—周恩来在 1967》书中的说法。
《周恩来年谱》载：1966 年8月6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
会后，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
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单，把原列于第七位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苦撑危局》中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后，刘少奇、邓小平虽还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压在了周恩来的身上。
鉴于此局势，在讨论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时，周恩来建议陶铸来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勾到周恩来名字之后、陈伯达名字之前。
这种说法于实、于情、于理都比较可信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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