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朋友圈撕裂报告|姜萍|巴黎奥运会|拳击|撕裂报告|沙白|王润秋

写在前面

又到了年末回望的时刻。

这一年似乎发生了那么多事。让人愤怒的、恐惧的、忧虑的、沮丧的。以及，让我们彼此争执、对立、撕裂的。

在这一年的年底，我们照例为你呈上朋友圈撕裂报告。我们需要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撕裂事件中对立的观点，还有这些观点背后累积的社会情绪。理解这些情绪从何而来，理解自我表达中对不同价值的渴求，或许是帮助我们弥合撕裂的第一步。

愿新的一年，我们彼此都能有更多的看见、接纳、理解与对话。

/Jenna Arts/

邯郸少年杀人案，

未成年犯该重判吗？

撕裂程度 ⭐⭐

背景

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一名13岁的初一学生王某某被三名同学约出门玩耍后，再也没有回家。第二天，他的遗体在另一村庄废弃的蔬菜大棚内被发现。涉嫌杀害他的，正是那三名不满14岁的同班同学，其中还有一人是他的同桌。王某某被发现失踪后，他们继续正常上课，甚至当受害者家长前来找人问询时，还在床上打游戏。在老师、校长眼中，四人经常一起“玩”，关系似乎不错。而同学、家长发现的种种迹象，则证明王某某生前即已长期遭受其它三人的霸凌。

撕裂观点

人们很难想象，三个未成年的初中生，何以向自己的同学下此狠手。

此案激起普遍愤怒，严惩“小恶魔”的呼声强烈，甚至有不少声音要求判处杀人者死刑、以命偿命。

反对重刑者，则更强调看到未成年犯罪背后的社会性因素，强调未成年司法的预防、教育意义，认为此案讨论的重点不应是如何为当事人施加极刑，更应关注校园霸凌、留守儿童等议题。

C计划观点

严惩作恶者，是对公平正义的维护，是对受害人家属的慰藉。要求判处凶手死刑、以命偿命，也是最为朴实的正义观的体现。

但无论12、13岁的孩子心智发育如何成熟，他们与成年人之间的差异依然客观存在。其犯罪行为背后，也有更为复杂的教育问题和监管缺失。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心智成熟度以及人格的可塑性，在现代社会，未成年人司法体系首要关注的，是教育、预防、矫治，而非简单地报复、惩罚。

中国现行法律已在2021年补足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此前，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一律不负刑事责任；而根据202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此外，刑法中也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如果最终法院查明此案的犯罪情节确实极为恶劣，无期徒刑将是三人面临的最高刑罚。

严惩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回应民愤、维护公平。但这样的惩罚是否真的有威慑作用，能否预防更多类似的犯罪发生，则依然需要我们去追溯这一切的根源。三个少年的表现如此冷血，或许与他们本身的人格特质有关。但即便他们有着某些反社会的人格特质，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必将作出残忍的犯罪行为。当他们比别人更容易来到越轨行为的边缘时，他们周围有的是拉住他们的保护网，还是拖着他们下坠的石头呢？

什么是拖着他们下坠的石头？童年创伤，暴力信息的泛滥，同侪的相互影响，有毒的男子气概……而可以拉住他们的保护网，则可能是家庭教育的良好监管和示范，对校园欺凌的有效干预，法律制度对未成年犯的制约和警示。

遗憾的是，从惨剧发生至今，我们能获取的信息非常有限。人们能看到的一个明显的标签，是贴在施害者与受害者身上的“留守儿童”的身份。缺乏父母的监管引导，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越轨行为，也更容易成为霸凌事件或者意外伤害的受害者。而关爱缺失所带来的创伤远不止于此。当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父母或监护人的积极回应与关注，很难建立起安全的依恋模式；他们或许会用冷漠作为保护，难以培养起同理之心或与他人建立深刻链接，难以感知他人的痛苦、恐惧；他们或许会对父母心怀怨恨，有着更强烈的不公平感、被亏欠感。这些创伤，正在不断结成恶果。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和学生们阅读《寂静的孩子》，帮助他们看见流动与留守儿童的境遇；我们也讨论过死刑存废的种种争议，理解重刑主义的局限性；在下，我们一起阅读美国非虚构写作名篇《冷血》，探究极端罪恶背后的复杂原因。看到问题的复杂性，不断思考为避免这样一些惨剧、悲剧，我们的社会乃至我们每一个人，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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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猫之死，捞女之过？

撕裂程度 ⭐⭐⭐⭐⭐

背景

4月11日，一个网名叫做胖猫的21岁的大男孩，在重庆跳江身亡。

第一时间在网上呈现出来的故事，是一场令人愤怒的情感诈骗。胖猫是一名职业游戏代练。两年多前，他在网上认识了比他大七岁的女生谭某，两人建立恋爱关系。谭某说自己不喜欢异地恋，胖猫就搬去了她所在的重庆。但即便如此，这对所谓的恋人，前后只见过两次面。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在网上的交流，都是女方向胖猫要钱。除了索要钱财前后的几句甜言蜜语，他们的关系几乎空洞无物。女方不知道胖猫的生日，不关心他的健康，不在意他的生活和感受，甚至根本就不想和他有过多线下接触。胖猫前后转给了谭某51万，自己则没日没夜地接单，吃不到十块的外卖。直到谭某提出分手，胖猫把自己最后的钱全部转给了她，而后跳江自杀。

在这一叙事中，双方付出是绝对不对等的。女方被塑造成典型的捞女，遭遇激烈的声讨怒骂和网络暴力。而胖猫的单纯、深情，则得到网友们极大的共情。在他死后，网友们在其跳江地摆满鲜花、汉堡和外卖。（极为荒唐的是，许多外卖商家竟以空盒包装或白开水冒充，引发了另一番舆情。）

但后来警方调查认定，这一版本的故事，是由胖猫的姐姐歪曲、夸大而来。

在警方的通报中，胖猫和谭某建立了公开的恋爱关系，互见亲友也经常见面；交往期间双方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均向对方转过账，也设有共同存取的情侣账户，但确实胖猫支出更多，双方约有26万的差额（后在警方调解下谭某退回给了胖猫父母）。在胖猫跳江前，谭某也明确拒绝了胖猫向她转账，希望他把钱存起来，“为自己的以后做打算”。

撕裂观点

胖猫事件又是一起典型的反转事件。

舆论场上一开始几乎是一边倒的对当事人谭某的谴责之声，其中也夹杂着对整个女性群体的攻击；反对者则认为胖猫本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自身的人格缺陷要为整个悲剧负最大的责任；此外，也有不少声音质疑为什么一旦有男性受害就能引发舆论共情，而大量女性被剥削、被PUA至自杀自残的事件却被忽略、无人关注。

当官方通报发出后，仍然有观点认为此事的核心事实并未被推翻——两人在金钱付出上有着20多万的差额，称谭某为“捞女”并不过分；但更主流的声音则转向对舆论操控术的反思与批判。

C计划观点

舆情为何能被轻易操控？

因为性别议题早已成为一个引爆社会情绪的流量密码。

对捞女的指控非常容易引发男性群体的共情。在高度物化的婚恋市场上，有的男性要付出高昂的彩礼，承担主要的养家职责，背负沉重的经济压力；他们能看到的是有的女性可以利用自己的性别特质，轻而易举地得到金钱和资源。他们感到不公，情绪需要出口。他们会简单归因，认为自己的处境是受到了另一种性别的压榨，从指责一个谭某，到指责一类女性，再到攻击整个性别。

而很多女性会对这种指责——尤其是泛化的攻击（“你们这些女人”）极度敏感。因为在男权社会，女性已经遭遇了很多结构性的不公和偏见，这些指责很容易触及防御心理，引发更多情绪化的表达。

当“性别对立”被挑起，我们就更需要回到那些应该被严肃对待的议题。

“捞女”现象的存在，本身就是性别规训的产物。男性应该是资源的创造者、供给者；女性是依附者、索取者。好男人就应该为女人花钱，就应该有能力将心爱的女人“养起来”。金钱、女人都是雄竞的战利品。在这样的规训和规则下，所谓的“捞女”似乎是利用这一规则的受益者——满足男人的期待和凝视，甚至操控对方的情感与欲望，来获得金钱和地位。但同时，这些“捞女”又何尝不是在自我物化、矮化和工具化。女人是肤浅的、拜金的、依附于男人而存在的——这样的偏见被不断强化，不断削弱着女性的主体性、独立性；被规训的男性，也承受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和现实的经济压力。在有毒的性别规训之下，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当我们倡导性别平等，不是正当化“捞女”的存在，或否认“捞女”的现象，而是要正视、批判、打破这些陈旧的性别规训。

回到胖猫的个案中。警方通报前后并未扭转的核心事实是，一个年轻人因为情感受挫而放弃自己的生命。这对于我们的情感教育、生命教育，都是一个值得严肃审视和反思的案例。什么才是健康的、可以给一个人以滋养的关系？如何构建好的亲密关系？如何处理和应对感情的丧失？如何在面对挫败时真正学会自我关怀？如何建立起个人价值的多元来源，而不会将是否被爱、被某个人爱看作是决定自我价值的全部？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都和孩子们讨论过不同的性别规训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问题；我们借助《怦然心动》《简·爱》这样的文本，和孩子们讨论关系中的需求、尊重和平等；我们也直接让孩子们辩论，有了喜欢的人到底该不该谈恋爱，帮助他们理解进入一段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段健康的关系需要我们做出怎样的自我探索……胖猫之死值得我们惋惜，不是因为“为一个捞女而死不值得”，而是生命中有更多的美好，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活着。

/C计划学员语录分享/

/点击图片阅读《郭兆凡：谷歌程序员杀妻，聊聊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与控制》/

姜萍造假，“天才少女”

陷入舆论漩涡？

撕裂程度 ⭐⭐⭐⭐

背景与撕裂观点

2024年6月，2024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公布初赛成绩。就读于江苏涟水中等专业学校的17岁女生姜萍位列第12名，晋级决赛。一个中专生入围国际数学大赛——如此巨大的反差，自然引发舆论震动。

不少人为之振奋，认为姜萍打破了阶层、学历、性别的桎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是一个极其励志且传奇的故事。一些讨论开始关注这个故事背后职业教育分流机制、人才培养选拔机制以及教育公平等一系列问题。

质疑之声随之而来。因为这个故事太反常、太罕见、太戏剧性。那除了天才，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造假。从赛事主办方达摩院发布的官方宣传视频里，质疑者发现了诸多疑点，例如姜萍在宣传片中展示解题过程，书写中有大量低级错误；也有人披露了涟水中专学生的数学月考分数，姜萍在150分为满分的考试中只考了83分，这一信息随后也被地方教育部门证实。此外，网上还流传出各式微信截图，将矛头指向姜萍的老师王润秋，指控他和学生姜萍有不正当关系，或显示他在游说、邀请其他人帮助姜萍作弊。这样的指控和质疑也让很多姜萍的支持者颇为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嫉妒心指使下的污蔑、造谣或牵强附会，逼迫姜萍自证清白。

各种说法甚嚣尘上，而无论当事人姜萍、老师王润秋或赛事主办方，均陷入沉默。

11月3日，2024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终于公布决赛结果。姜萍并未获奖，并被查实其初赛成绩是在王润秋帮助指导下取得的。

舆论再次哗然。最初力挺姜萍的人们似乎被这一反转打脸；而质疑者则掌呼真相终于大白、正义终于来临。

C计划观点

姜萍究竟有没有造假，不仅关乎一场赛事的公平，也关于整个社会信任的建立。

探究真相当然重要，但这并不是说当一个人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绩，就可以被“有罪推定”为在作弊，就有义务要面对各种质疑并自证清白。即便事后证明姜萍确实造假，我们同样需要辨析，在公共舆论场上出现的声音，哪些是污蔑、网络暴力，而哪些是合理的质疑。

在上，我们就和孩子们一起就事论事地分析了舆论场上最典型的五条质疑以及相应的证据。

这些质疑、证据，能不能证明姜萍有极大可能在造假或作弊呢？

例如，各式网络截图，可以直接作为真实的证据来使用吗？就算这些截图被证明为真，就算姜萍与老师之间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也只能证明老师有帮助姜萍的动机，而无法直接证明她数学水平的高低。基于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言认定姜萍在造假，其实是非常典型的荡妇羞辱。

那包括书写错误、月考成绩在内的证据，同样存在其他合理解释（例如姜萍可能有着异于常人、稳定的书写习惯，又如她可能觉得中专数学题目太无聊而未认真应考等），无法断言姜萍一定在作弊。那这样的一些间接证据，是否已经达到合理质疑的强度、质疑者是否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了呢？

理想状态下，赛事主办方应该建立起相应的举报机制，由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判断举报线索是否合理，决定应否开启调查；在调查中充分取证、听取证言，基于证据做出判断；并为当事人建立起救济申诉渠道。

遗憾的是，这样的流程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便达摩院最后给出了调查结论，承诺将优化规则，但目前仍未看到具体的行动。

从最后的调查结果来看，姜萍似乎成为了老师王润秋谋取名利的工具。某种程度上，她的人生也将因这场闹剧而彻底改变原有的轨迹。她在这场骗局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应该承担怎样的道德责任，同样值得我们辨析。遗憾的是，无论从事件发酵之初到所谓真相大白之时，除了官方正能量的宣传，始终没有更加深入的独立报道披露更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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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快跑来了，

“无用阶层”该何去何从？

撕裂程度 ⭐⭐

背景

2024年7月，由百度自动驾驶推出的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在武汉街头与行人相撞，随后又有两辆萝卜快跑出租车相互“礼让”引发交通拥堵，无人驾驶被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在此之前，百度在武汉投入了大约400辆车，仅占出租车市场份额的百分之一，但已引起出租车司机的抗议。

当前全国已有51个城市出台自动驾驶试点示范政策，其中深圳、上海、江苏、杭州等多省市已启动自动驾驶相关地方立法；开放测试道路超过32000公里，发放测试牌照超过7700张，测试里程超过1.2亿公里。

撕裂观点

支持萝卜快跑者，往往对技术有着乐观的预期。无人驾驶出租车价格便宜、乘坐体验好、总体安全性高；无人驾驶技术的推广也将成为智能城市建设的起点，带来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的智能化革新，而这也将是未来新的产业增长机会，创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增长。

反对者除了从技术层面，提出当前无人驾驶出租车存在的一系列具体的问题——例如定点上车、等待时间长、难以处理特殊事故或应对中国一些城市复杂的路况，更重要的反对意见，则来自这门技术对就业带来的冲击。他们认为新技术不应与底层人民抢食，剥夺弱势群体的就业岗位。

C计划观点

新技术出现，机遇和挑战总是并存。

技术层面的问题，似乎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来解决，但就业的问题，却成为一个现实而重要的考量。在一些支持者眼中，新技术对就业的冲击似乎被夸大了。正如当年马车夫抵制汽车一般，司机也会抵制无人驾驶，但新技术总会创造更多新的工作岗位。具体到无人驾驶，从算法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用户体验工程师，到维修员、安全员，新的用人需求层出不穷。然而，这些岗位，和它们将要替代的普通司机的能力并不完全匹配。“无用阶层”的产生，不再是未来学中的预警，而是当下即将面临的现实。

我们的产业政策与公共政策，需要讨论如何有规划、有预期地引入新技术，为就业市场提供缓冲期；以及从再就业支持到福利制度的诸多设计，如何帮助失业司机有序退出。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制度还需要什么样的革新，才能培养真正面向未来的人、不会被人工智能轻易替代的人？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不止一次和孩子们讨论这样的问题。无人驾驶该不该大范围推广，中学生该不该用AI做作业，面临偏科时该扬长还是补短——如何选择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未来社会真正需要的素养和技能到底是什么。

女子拳击场上出现“男选手”，

政治正确矫枉过正了吗？

撕裂程度 ⭐⭐⭐⭐⭐

背景

8月，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在开幕式上，一系列的演出所呈现出的多元、包容、开放，让世界各地的观众都极为惊喜。但其中一些与LGBTQ相关的元素，也招致宗教群体或保守人士的攻击。

与多元性别相关的最大争议，出现在拳击场上。8月1日，25岁的阿尔及利亚选手哈利夫对战意大利选手卡里尼，后者在比赛开始46秒便宣布弃赛，指控哈利夫是“男人”。8月4日，保加利亚女拳手斯维特拉娜·卡梅诺娃·斯坦涅娃被中国台北选手林郁婷击败后，用双手的食指比出了两个X并大喊“不，不”。

哈利夫和林郁婷，正是两位曾被国际拳击协会取消资格的运动员，理由是“她们不符合比赛必要的资格标准”，“与其他女选手相比具有竞争优势”。国际拳击协会的官员曾补充解释，两名拳手都有XY染色体和高睾酮。

撕裂观点

许多人在看到哈利夫相关的新闻后，都直呼“离谱”，认为当前的“政治正确”早已矫枉过正，让男人可以直接上拳台殴打女人，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新闻。

而另一些人则强调，无论哈利夫还是林郁婷，她们的身份证件是女性，身份认同是女性，从来都是以女性的身份在生活、竞技。指控她们是混入女性拳台的男性，是对她们个人的侮辱，忽略了她们为了实现梦想所要跨越的障碍和付出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女性群体的偏见——认为女性注定无法达成某些成就，一旦超越了女人“应有”的成绩便会指控其是个伪装者。

C计划观点

奥运拳击场上的这场争议，充分展现了性别议题的复杂性。

就事论事来看哈利夫和林郁婷两名选手，她们并不是跨性别人士——跨性别人士是指那些性别认同与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不同的个体。而不少跨性别人士要面临的是另一种指控（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污名化） ——故意声称自己的自我认同为女性，却利用自己的男性生理优势以获得成绩。

哈利夫和林郁婷，面临的是生理性别认定的难题。诸多科学研究早已证明，人类的生理性别，除了男女二元，还有可能出现多种类型的性别发育障碍或差异（DSD），如染色体异常、性腺发育不良等等。

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判断男女？仅看法律文书已不足够。从体表性征，到激素检测、染色体检测，不同的标准似乎都有一些问题，国际竞赛史也曾有诸多案例证明某些检测方式的荒谬性——例如曾被测出多了一条Y染色体的波兰运动员Ewa Klobukowska从体表性征来看完全是女性，后来还怀孕生子，但她仍然因为染色体测试的问题被取消成绩。

确定标准确实困难，但忌惮于政治正确而模糊标准、或因害怕争议而搁置标准，类似的冲突仍将不断再现。我们希望哈利夫等运动员的个体努力被看见、被尊重，希望她们或他们都有平等的参赛权；但不加限制地允许她们和其他普通女性选手同场竞技，客观上也是对他人的不公平。

除了不断探索关于标准的共识之外，我们能否有其他更开放的、更多元的想象空间？例如，自行车等一些运动项目引入了“开放”类别，男性运动员和跨性别运动员都可以参赛——这样的做法是更加包容还是会引发更多的歧视，仍然需要我们用开放、理性的心态去面对可能的争议。

一岁幼童被关飞机卫生间，

大快人心还是突破底线？

撕裂程度 ⭐⭐⭐⭐

背景

8月24日，从贵阳飞往上海的一列航班上，一名一岁多的女童随祖父母出行，持续的哭闹让同行旅客不甚其扰。

两名陌生乘客主动帮忙安抚未果，征得祖父母同意后将孩子抱到洗手间，祖母则在门外守候。在洗手间内，两女子反锁上房门后开始给孩子“立规矩”。既有好言相劝，也有指着孩子的鼻子威胁“不哭了就可以出去”“安静3分钟，如果出去哭的话又要抱进来”。期间孩子情绪崩溃，使劲扒门想要逃离，最终情绪还是平复了下来。事后，陌生乘客将拍摄的视频上传到网上，并自我标榜是维护公共秩序的“行动者”。这则视频引发舆论热议，航空公司发布公告澄清事实，称儿童的母亲已知悉完整事件并对两名旅客在机上提供协助的行为表示理解。

撕裂观点

给不到两岁的孩子“立规矩”的视频发布后，引发舆论巨大撕裂。

年轻的父母们被彻底激怒。陌生人将年幼的孩子带离监护人的行为让人无法理解；而用恐吓、威胁、锁门的方式给一岁多的孩子“立规矩”，更是对儿童认知发展规律的无知、对儿童人格尊严的漠视。

但不少支持者却为此举叫好，认为“熊孩子就应该被这样教育”，两位乘客做了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而那些无法控制孩子哭闹的家长，就不应该带着幼童出行而打扰其他旅客。

C计划观点

因为幼童哭闹而引发冲突，类似事件已不止一次引爆舆论。背后的社会情绪不难理解。

一方面，是人们苦“熊孩子”久矣。在高铁、飞机这样的公共封闭场合，因为家长管教不良，熊孩子扰民的行为频频引起公愤；另一方面，面对普遍的厌童情绪、儿童友好环境的匮乏，本身已因养育之责不堪重负的家长群体，对这样的指责、敌意非常敏感。类似事件的曝出，总会引发双方激烈的情绪对立。

然而回到冲突本身，公共场合不同主体的权利平衡，本身就是值得探讨的议题。孩童有玩耍、哭闹的权利，乘客有安静不被打扰的权利。在公共空间下，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也曾和孩子们一起去分析提炼公众的容忍义务究竟是什么。

/C计划L9思辨新闻课：公共空间的权利冲突与容忍义务/

公共场合的侵扰行为，本身的必要性、可控性是一个重要因素。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行为、情绪的可控性是不同的；在不同的个案中，家长的管理、尽责程度也是不同的。

侵扰行为的严重程度，同样需要辨析。被后排乘客持续地踢椅子，和短时间爆发性的哭闹，带来的干扰程度也明显不同。

此外，环境的特性也需要被考虑。剧院、图书馆，长途卧铺车厢，和短途地铁车厢，因为其功能不同，对噪音的容忍程度也不同。

具体到每一个个案中，乘客应对噪音承受多大的容忍义务，需要具体辨析。乘客有一定的容忍义务，家长也要尽力安抚、管教孩子。但管教的方式，需要尊重儿童的发展规律。一个一岁多的小孩，我们是将他看作一个不停哭闹、打扰周围人的“麻烦”，还是也将他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如果只把他当作麻烦，我们想的都是该怎么处理这个麻烦，让他不要再喊、不要再叫；只有我们把他当成一个人时，才会关切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尽力满足他、安抚他，而不是恐吓他、囚禁他。

一切还是回到一句话上：把人当作人，把孩子当作人，对人好一点。这样一个对人好一点的社会，不应是不同群体零和博弈的社会。创设儿童友好的环境，提供满足其需要的公共设施，而不是简单用“无孩餐厅”“无孩航班”隔离、排斥儿童。如何对待孩子，决定了我们将面临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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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夜骑，青春无价

还是盲目跟风？

撕裂程度 ⭐⭐

背景

从10月开始，越来越多郑州大学生夜骑开封的视频、攻略出现在社交网络上。“夜骑开封”的灵感，源于6月四名女大学生的一时兴起，为了吃一口正宗的灌汤包，她们连夜从郑州骑到了开封。

这股骑行热潮，在11月8日达到顶峰。当晚，有超过十万大学生从郑州骑着共享单车前往开封，部分路段被车辆完全占据，交通严重拥堵。

面对汹涌人流、车流，郑州、开封两地交管部门先后发布交通管制通告；一些郑州高校则开始查处夜不归宿的学生，甚至采取封校措施，避免学生盲目加入夜骑。

撕裂观点

夜骑开封的潮流刚刚兴起之时，舆论颇为宽容、欣喜。在很多人眼中，这就是一件疯狂但好玩的事。年轻人们愿意去发疯，正是活力和热情的体现。

但很快，交通拥堵、安全隐患、人流过载等问题涌现，网络上出现越来越多的指责、嘲讽之声，认为这些大学生“吃饱了”“闲的”，盲目跟风、浪费公共资源。

C计划观点

如何看待开封夜骑现象？

对C计划的学生而言，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在C计划的课堂上，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孩子们就不断练习应用“好处坏处法”，全面看待某一行为为不同相关利益方所带来的好处或坏处。

夜骑给参与者带来胜任感、归属感、自主感，这是他们充满规训的学生生涯中少有的情绪出口；而相应带来的公共问题也同样需要我们正视。最终的出路，不应该是非黑即白的二选一——要么赞美青春，要么一刀切禁止。寻求兼顾方案，是我们的社会和公共管理者探索的方向。

很多人已经提出了不少有意思的建议。例如每年11月的第二个周末设置夜骑节；设置两地夜骑友好路线；提前做好安全预警、分流方案、单车管理方案……在此次争论中，地方政府也呈现出了许多积极姿态，景区免费、组织志愿者服务、增加交警执勤、快速修缮道路……疏导而非围堵，官民积极互动，开放、包容的姿态值得赞许。

沙白自杀，是洒脱还是自私？

撕裂程度 ⭐⭐⭐⭐

背景

10月24日，43岁的上海女士沙白（网名），在父亲的陪伴下，在瑞士安乐死机构选择了安乐死。

沙白在20岁时被诊断患有红斑狼疮。红斑狼疮这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被称作“不死的癌症”。患病很痛苦，但有药可治。如果患者能积极配合、规范治疗，大部分红斑狼疮患者的预期寿命和常人无异。治疗也会有副作用。最典型的是长期使用激素，会带来满月脸、水牛背，带来身材变化。红斑狼疮也会要求患者尽量避免阳光照射，不得过度疲劳、剧烈运动。但在沙白的自述中，她说，“我宁可少活40年，也要享受阳光、沙滩，享受美好的身材给我带来的各种男性的爱慕、爱情和自由，如果我不能再晒太阳，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从她公开的视频信息来看，她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并未积极接受激素治疗，甚至擅自停药，并且非常自律、严格地将自己的体重控制在90斤；她也热爱日光浴，追求古铜的肤色，喜欢拳击和极限运动。

肆意享受阳光、沙滩和美好身材的另一面，是沙白前后遭遇了七次病情爆发，一次比一次严重，直至肾衰竭。她需要依靠每周三次的透析维持生命。不堪忍受疾病和透析带来的痛苦，她决定前往瑞士接受协助自杀，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安乐死。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自己的决定，并记录了自己在瑞士的最后时光和自己的所感所想。

撕裂观点

沙白在最后的日子里发布了一系列的倒计时的视频。她在这些视频里所展现出来的从容、通透，赢得网友们的赞美与祝福。支持者认为她度过了潇洒而精彩的一生，并勇敢地选择了最为体面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告别，这是对生命的尊重。

而反对者则认为自杀是对父母的不负责任，是一种自私的逃避。为了好身材、小麦肤色而“就是不遵医嘱”“就是要晒太阳”，也被认为是肤浅且短视的选择。

C计划观点

如何评价沙白的行为？

这里首先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沙白所做出的选择是不是她的个体自由。例如，一个人有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而牺牲健康的自由吗？一个人有放弃治疗、放弃生命、选择死亡的自由吗？对支持者而言，我们可以自由地对生活中的个人事务做出决定，这当然包括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也包括自主决定何时、如何终结自己的生命。而反对者，有的人会从自由的边界来思考：例如站在宗教的角度，认为放弃自己的生命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或站在家庭主义的角度，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并不完全属于自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还有的人则会从自由意志的角度思考，患者真的是“自愿”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吗？在绝症带来的苦痛、医疗手段产生的副作用、缺乏疏导的临床抑郁症面前，患者真的可以做出自主、明智的选择吗？

即便我们认为沙白的选择都是她的自由、外人无权干涉，但这并不意味着讨论、评价她的选择没有意义。我们可以持有的立场，并不只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我可能支持赞美她，也可能不赞同但理解她，还有可能不赞同、不理解但尊重她自由选择的权利。支持或反对背后，是我们对自我价值观、生命观的深思，是这一讨论的公共意义所在。

沙白面临的第一次权衡，是前期治疗的选择。在你看来，阳光沙滩、自由的奔跑运动、曼妙的身材、异性的爱慕更重要，还是缓解病痛、延续生命更重要？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以及，规范治疗一定和“美”、自由冲突吗？规范治疗的同时，能否从其他的生活方式中寻找到自主感、归属感、胜任感？

沙白面临的第二次权衡，是是否要放弃治疗。放弃治疗、放弃透析，基本就等同于死亡；而要继续透析，所承受的痛苦更多、更大，所牺牲的自由也更多、更为基本。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只要活着还能做什么事，你就愿意承受巨大的痛苦继续治下去？而当沙白认为这世间已经没有值得她承受更多痛苦、牺牲更多自由来交换的东西时，你是会羡慕她——她过了极好的一生，没有遗憾；还是会同情她——她找不到值得她留恋的东西，非常可悲？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在C计划的思辨新闻课上，我们和孩子们一起讨论的话题。这也并不是死亡议题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课堂上。在上，我们也曾和孩子们一起阅读《马克的完美计划》。马克只有12岁，但患有癌症，整个童年都在病床上渡过。当他以为自己即将可以回到学校开始新生活时，癌症再次复发。他拒绝接受治疗，独自一人背包前往雷尼尔山，以完成自己登山的梦想。如果你是马克，你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

疾病和死亡，距离绝大多数的孩子似乎都很遥远。但这样的话题，却值得我们一次次地和孩子们一起思考、一起追问——在短暂而有限的生命中，究竟什么对一个人而言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到底该如何渡过我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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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差别杀人案，

还需要再追问为什么吗？

撕裂程度 ⭐

背景

11月11日晚，珠海市体育中心内，成百上千的市民正在此跳舞、打球、围着田径场绕圈徒步。19点48分左右，一辆黑色越野车径直驶入场内、冲向人群。这一场肆意碾杀，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伤，几乎是近年来伤亡最大的无差别杀人案。

驾车逃离现场的犯罪嫌疑人樊某很快被抓获，并在抓捕现场试图抹颈自杀。珠海警方在第二天的警情通报中给出初步调查结果，案件系樊某对其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而引发。

五天后的11月16日，江苏宜兴又曝出一起无差别杀伤案。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的肄业生徐某，因“考试不合格未拿到毕业证书以及对实习报酬不满”而回校宣泄、挥刀伤人，共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

紧接着在11月19日，湖南常德鼎城区永安小学门前发生一起撞人事件，多名学生被撞受伤。

撕裂观点

这些恶性事件的发生，令世人震惊，引发普遍的愤怒与恐慌。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为什么。

但在警方蓝底白字的通报之外，并没有更多信息被披露。以往类似事件发生后都有过类似的讨论——我们是否还需要深度的调查报道，是否还要需要去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在怎样的境遇下做出如此极端之举？

在一些人看来，所谓的独立报道并不必要。过多的细节信息，反而容易模糊焦点，带来舆论失控和混乱；追溯犯罪者的失败人生，反而给了当事人表达的空间，满足其渴望关注的诉求，甚至可能引发公众对其某些经历的同情；大规模的报道和讨论，又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模仿效应。

而在另一些人眼中，独立的报道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充分的信息披露，只会滋生更多的谣言；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去深刻剖析这些极端案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所谓的预防将无从谈起；而若将这些极端事件都视作难以捉摸、偶然发生的独立事件，反而会加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慌。

C计划观点

追问“为什么”，对我们的社会非常重要。

警方所披露的有限信息——对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对实习报酬不满——只是最直接的导火索。人们更想知道的是，当某个人遭遇某个具体的挫败，为何会演变成对整个社会的不满。

这背后，必然有当事人的偏执，过度外归因，敏感、多疑甚至认知扭曲。

也有可能，是他所遭遇的挫败背后，就是有社会性的因素。例如司法不公、维权无门，被系统性歧视、排斥等等。

而当他心中的怒火被点燃后，他可能感受不到任何社会支持，得不到关切和帮扶，找不到任何疏导或宣泄的路径。

在C计划的思辨新闻课上，我们也曾基于一系列有关无差别杀人案的公开报道和学术研究，和学生们一起结构性地分析这一类案件背后可能的成因。而这种分析，绝不是为犯罪人何以至此寻找“借口”，而是直面问题的复杂性，寻找社会介入的可能方向。

我们的社会当然也需要这样的讨论。独立、深入的调查则能为我们的讨论提供最基本的事实，帮助我们看清这些犯罪人是如何一步步从社会网络中脱离坠落，走向毁灭自我与他人的极端。但这不代表着反对者们的意见并不重要。准确、全面的报道，避免渲染血腥、暴力，保护受害人隐私，避免简单地归责或对犯罪人的过度同情，理性、克制而深入地呈现人性与制度的复杂性——这依然是媒体要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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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柳芳跳擦边舞，

就业自由还是败坏道德？

撕裂程度 ⭐⭐⭐⭐

背景

2024年11月，退役体操运动员吴柳芳在抖音等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系列性感舞蹈，被认为涉嫌“擦边”。她的师妹、前中国女子体操队运动员管晨辰留言“告诫”她“不要给体操扣屎盆子”。两人在留言区“拌嘴”引发关注后，吴柳芳的账号被封禁七天。解封后粉丝数迅速暴涨至600万。

12月24日，抖音安全中心官方宣布，对吴柳芳的账号做出处罚，包括禁言、暂停营利权限和清除违规涨粉。

撕裂观点

支持吴柳芳者，认为“跳擦边”没有违反法律，是她的自主选择，是她的就业权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她师妹管晨辰那样的时运，“举国体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她的困境，而她面临困境时选择跳擦边谋生，不应承受道德上的指责或羞辱。

反对者则认为“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跳擦边是对公序良俗的挑战，对未成年人产生不良影响；以前国家队运动员的身份跳擦边，也是对体育事业乃至国家尊严的侮辱，对年轻的运动员做出了极其不好的示范。

C计划观点

吴柳芳的账号被解封后，粉丝数量急速暴涨，支持者甚众——大家关注吴柳芳，就是想看她继续跳擦边舞吗？答案很可能不是的。一个从四岁开始就苦练体操，职业巅峰期却因为伤病意外而退役，职场发展因为种种因素不断受挫，找到直播赛道又被曾经的师妹冷嘲热讽、被平台封号狙击……在这个竞争激烈、极度内卷的倦怠时代，自嘲为牛马的年轻人们太容易和吴柳芳这样一个时代的失意者共鸣。

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我们依然需要回到问题的本初：吴柳芳有没有权利跳擦边舞？

很多支持吴柳芳的人，其实反对的，是对公民权利的随意限缩。在一个把“性”在某个程度上视作禁忌的社会里，传播与性有关的信息，会带来不适与冒犯，认为这是一种堕落和诱惑。对于涉性信息，中国采取的管理制度不是分级管理，而是直接禁止。法律明确了信息传播的边界，对淫秽色情信息做出了限定。而边界的意义，就是划定行为的底线。越过边界的，不可以；边界之内，可以做。而只要有边界的存在，就会有在边界附近试探的“擦边”行为。我们今天禁止主播穿某些衣服，作出某些动作，将此作为新的边界；那明天就又会人穿另一些衣服，做另一些动作来擦边。不断去禁止“擦边”行为，则意味着自由的边界在不断收缩且充满随意性。反对随意扩大边界，是在守护个体自由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