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形而上学，是即相的。
应该说，中国的形而上学，是即相的。
中国的神，是一种人。
西方的神，是一种神。祂是神格的、拟人的。
中国的神，是不拟，的人。
有一鱼兮伟莫裁，这其实已经是本体论了，只不过沿用了意象式的表达方式而已。但它已经不再是意象哲学。庄子那里，还是很意象的。但到了唐代，已经是本体论哲学了。它已经不即相了。
所以诗经真的是经。诗经是即相的，同时无心于道，的道经。
屈原没那么本体，但他的“香草”已经不是草本的香草了，而是心之香草，唯心层面。
物象、唯心、形而上。
康德虽然谈本体，但也经常是处在唯心层面。【天上的星辰，心中的道德律】。他从形而上往下行。返回来。但至唯心而止。此天、心之言，就是整个唯心世界或一切唯心哲学的总括。可谓盖棺定论。——天上的星辰，心中的道德律。
所以黑格尔看不懂儒家。
黑格尔比康德更下降，他来到了术的层面，譬如他精通经济学与法学。
马一浮名句：“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怜固然有情，但这个怜就没有到，再一犹，就去之更远。
黑格尔、马一浮（新儒家），都没有看清楚儒家的哲学在哪里。或者说，都没能理解【即相形而上学】。
万行法师：还往哪里找呢？眼前的山河大地花草树木，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所以它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唯物须知心，唯心需知物。
黄庭坚第一次悟境（闻花香发悟。～“吾无隐乎尔”），是他自己得之在浅。他的第一次机缘实比第二次机缘（即他所得力的那一次）更深。
越深则越浅。越浅则越深。
即相形而上学，很容易被误解为浅。离相形而上学，则很容易被弄成玄虚。
故有神棍故弄玄虚。又有真经被弃之不顾。
所谓无聊，就是面对着过于深的东西，因而感到乏味。所以次第，具有致命的重要性。
即相形而上学，因其「致用」，所以用之甚易，但会之甚难。
离相形而上学，因其「多辨」，所以学之不难，但致用甚难。
即相形而上学，不适合用作教学。它以受用为主。（教学就只能是关门弟子式。无法普及）
离相形而上学，适合教学，但不能去实施。（教学可以普及。但教学与实践相对脱节，必以实践探索，再度返归于“课本”，方会其道，然后可谓是「实践家」）
享福容易，造福难。
体知福，和学习怎么造福，也难。
诗歌，在唯心、意象层面。
哲学，在形而上、哲学层面。
涅槃，在相。即「即相」。故谓之如。
（涅槃者，啼笑因缘。）
程颢：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朱熹：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他们这两句诗，都有些凡尔赛了。凡尔赛，就还不是。
无智亦无得。乐者无所乐。
凡尔赛，就还在评头品足，而不是胼手胝足。
所以付嘱迦叶，以其头陀行第一。行，大行。大迦叶即是普贤。“一切如来有长子，彼名号曰普贤尊”。
（五识以即，六识以离。
六识以即则攀缘，五识以离则断灭。
心净，离也；国土净，即也。
达摩祖师：但行住坐卧。何须立身见？（此言涅槃）
住于大悲、行于本愿，即可谓诸佛攀缘众生。亦作「缘念」。修者念佛，也称「缘念」。名念不名攀。攀附与缘念的区别，即在于有无实行。实行者，诸佛不请自来。虚行者，请得佛来也认不出来。
王阳明又说知行合一。无行必因无知，有知必然有行。略解行字，即曰贯彻。
强行者有志。强行者致知。
唯知能致行，唯行能致知。这对六识来说是死循环，但对五识则不然。所以第一因，要么是强迫，赶鸭子上架，要么就是浑浑噩噩赶上趟，再要么就是跟随。（有人曾问邓小平：“长征那么艰难凶险，你是怎样走过来的？”小平只回答了三个字：“跟着走。”）
再要么，就是自我振奋。
跟随也是为了自我振奋。
自我振奋，亦不可与先贤断交。
孔子之学，每被称为伦理学。人以为是权学。但孔子或者说儒家的伦理学是实学。也就是即相形而上学。
所以西方哲学祖师斯宾诺莎专门有一本著作，就叫《伦理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是从本体论而下的，一以贯之。和孔子伦理学是殊途同归的。无论是儒家伦理学，还是斯宾诺莎伦理学，它都有形而上本体的内核或者说背书。而区别在于，斯宾诺莎阐述本体论，儒家不太阐述本体论。这个儒家传统可以一直回溯到孔子那句「未知生，焉知死？」。区别就在于，孔子是不讲那部分的，但斯宾诺莎全部讲出来。
所以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就是儒家自我补充“知‘死’”的那部分，谓之【道问学】。
宋有陆朱之辨。陆九渊【尊德性】，朱熹【道问学】。尊德性是传统的传统，是孔子的传统。道问学是孟子和荀子的传统。虽曰尊德性，但陆九渊本人也是从《孟子》得法。孟子有很强的思辨性（更侧重于文学的雄辩，而非法理的思辨。荀子有思辨）。所以宋明理学两大佬，他是孟子传统，不是孔子传统。这就是陆九渊属于继往，朱熹属于开来。因为道问学内容庞杂，所以朱熹庞杂。庞杂就是枝末太多，即使不陷入其中，也很费精力。所以朱熹的道行似逊于陆。因为他的精力不暇专攻。但【道问学】代表着未来的方向。所以朱熹到了明朝，成为显学，朱熹本人入孔庙受祭祀。
但是道问学的庞杂，是一般人吃不消的。要不是跟科举绑定在一起，不会有很多人愿意走这条路。它有点类似于数理化的“枯燥”。而更为传统的【尊德性】所配属的则是一个文学或意象的哲学传统，所以子曰诗云，它本身就同时有一种文学属性，所以不会像道问学那么枯燥。 就历史发展而言，所有的事情（至少在大众用户的角度），是变得越来越简单的，譬如尤其是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便利。但从学问来说，事情则是越来越复杂，以前不研究的东西，现在要研究了，以前没有那回事。以前粗略研究的东西，现在要仔细研究了，所以专业也越来越细分，学问也越来越庞杂。现在又所谓信息时代。
文学或意象式，它是比较笼统的。哲学或逻辑式，它是比较精确的。最重要的是，文学式语言不适合阐述体系结构。现在叫系统科学。这就是处理庞杂的唯一方法，它一定需要统摄性。而不能止于文学意象。换句话说，华夏文明一定需要西方哲学，而西方哲学的最显学的成果，就是自然科学。所以从自然科学开始，一步一步走进西方哲学。这是现代的情况。在古代也是类似，古代，中国引进的是印度哲学，因为他有系统思辨性。中国文明要吸纳的就是这种系统思辨性，而不太想要印度的那种彼岸哲学，那个彼岸文化和华夏文化是要打架的。
迄今为止，中国（古代）有三种系统科学，或者叫系统哲学，叫系统哲学有点多余，因为如果你不系统，你就称不上是哲学。第一，周易哲学。第二，华严哲学。第三，唯识哲学。华严经侧重在形而上层面，唯识论侧重在唯心层面。周易，又作象数，他用的是物象语言和半形式语言，所以周易有数学性，尤其有计算机科学的数学性。宋明理学的第一祖，是周敦颐。他采易与太极，又隐引佛家，而开辟中国理学大域。
北宋五子，周敦颐 、 邵雍 、 张载 、 程颢 、 程颐。 邵雍攻易，张载论气（后世谓之朴素唯物云云。实则直接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周敦颐则是承前启后的总枢纽，总钻风。二程是心学，大“修身养性”；小程之学，还带有静坐修行的内容。陆九渊和朱熹，则是南宋。
理学有时候又叫心学，二者经常混混分不清。称理学，就是侧重于道问学。称心学，就是侧重于尊德性。
王阳明（明朝）的良知学，这个命名法和陆九渊的「尊德性」如出一辙。所以王阳明之学又叫「心学」无疑。作为明代的王阳明，是整个德性与道学之辩证的一个结果和归纳，王阳明首先是活在朱熹之学在士林中无孔不入的一个时代和环境，他不可能是纯德性派，即使他属于德性派，他也绝对比陆九渊更道问学。王阳明除了哲学，又以事功显名。同样，陆九渊也绝非书斋学者，尽管没有做过大官，只做过小官，但他的能力与政绩是有目共睹的。总之，宋明理学诸人物，没有谁是空谈的。这也是那时候的一种氛围与风尚。哲学过硬，实践也过硬。但有一个问题，一如身、语、意三业，或立德、立言、立功三立，王阳明德立、功立，但于言有所忽略。立言是【道问学】的核心命题，而非【尊德性】的核心命题。所以王阳明还是更像陆九渊，而非朱熹。王阳明非常之唯心。他不太讲本体论的，也不怎么讲认识论。所以王阳明虽然当然会继承朱熹，但不算是理学的嫡传。王阳明是陆学的嫡传，而不是理学的嫡传。当然，王阳明的同辈，以及他后来的学生里，都有理学的嫡传人物。譬如清朝的戴东原，就是一个理学style的大人物，其锋焰更胜王阳明。
系统科学代表未来，代表新时代的范式。
道问学的会议精神，即与系统科学相通。
陆九渊尊德性、王阳明良知、康德道德律，都是下行到心。黑格尔更下行到法、术（黑格尔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科学之父）。黑格尔是西方的道问学的霸主。不要说一般读者吃不消，就是哲学家也吃不消。克尔凯郭尔、维特根斯坦，这样的祖师级哲学家，都吃不消黑格尔。有人说黑格尔过时了，包括中国近现代引进西方哲学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命题——「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吃不消黑格尔，也看不懂黑格尔。同时，「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也是中国哲学延续着宋明理学的【尊德性vs道问学】之辩证。只不过换成西方哲学的引进议题以后，就成了康德vs黑格尔。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有尊德性、道问学之辨，西方哲学同样也有类似的命题。康德代表尊德性，黑格尔代表道问学。必须再次强调，尊德性的陆九渊并非排斥道问学，道问学的朱熹也并非排斥尊德性。朱熹很德性，象山很问学。只不过象山、阳明以事功概学问——你要知道，一个不明事理的人，他是不可能做得好事情的。所以孔子不谈形而上学，但儒家立伦理、建纲常。陆九渊、王阳明不太谈本体论，更不太讲道问学，但是建功立业，事情做得非常漂亮。他总有一个层面是隐而不宣的。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传统。而立言，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语录或记述问题，如果仅仅只是这样，那么没有一个大佬是不立言的。立言的真正标准，是一个哲学体系。所以文王可谓立言，但孔子述而不作。这也是孔子不被人理解，乃至被人诟病的地方，尤其是在与西方哲学作对比的时候。因为立言必与道问学有关，简单来说，就是学术体系。孔子的天命不在这里，孟子可以说一半一半，但荀子是有这个东西的。所以荀子叫集大成者。类似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祖孙三代，亚里士多德是集大成者。柏拉图以语录言谈为主，苏格拉底更是古风，到亚里士多德，才见体系哲学的雏形。体系哲学，或哲学体系，这是西方传统手艺。中国传统手艺，就是孔子—孟子—陆九渊—王阳明这样的。所以有人说荀子不算儒家，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有道问学。而且，他门下出法家。同样，黑格尔丝缕剖析法学以及经济学。在古代叫术，叫经世济民，所谓道与术。
斯宾诺莎在西方哲学，是祖师的祖师。一如周敦颐之于宋明理学。康德和黑格尔，就好比一枝两叶，左膀右臂。象山与朱熹，同样也像是左膀右臂。
象山之学，或尊德性之传统，收束于王阳明。朱熹与黑格尔很像，应该说，戴东原和黑格尔更像，而且年代也差不多，18世纪。
朱熹是理学的开端枢纽，戴震是理学的收束枢纽。一如象山是心学的开端枢纽，阳明是心学的收束枢纽。王阳明总结或结束了儒家的哲学传统，做的主要是承上的工作。而戴东原则开启了理学或道问学的哲学新时代，做的主要是启后的工作。一如克尔凯郭尔结束了基督教哲学传统，并开启了存在主义哲学。是的，西方的那个传统之传统，是宗教。中国的传统之传统，是儒家。所以什么是儒家style？陆九渊就是儒家style。王阳明也算，但王阳明的时代，已经是道问学的时代了，包括陆九渊以及他那个时代，其实也不可能作成纯粹或古典儒家了。象山那时候还有些斥佛，尽管当时宋朝的禅宗已然鼎盛。那王阳明就没有办法了，他本人的得法，有一个主要的来脉就是禅宗。虽然他最终做的还是儒家的善后工作。
所以王阳明就是最后的儒家君子，同理，克尔凯郭尔就是最后的基督圣徒。从此广陵散绝。所谓划时代。划时代是一个真实而且伤感的事情。所以王阳明和克尔凯郭尔都有一种送葬哀思、披麻戴孝的心情。就像一个人过世了，说没就没了，这个人就没了。那更不要说一个几千年的文化生命了。一个人，到顶一百岁。一个文化生命，至少是一千年。王阳明、克尔凯郭尔干的活计，都至少是两千年的。从耶稣算起，所谓公元，就是耶稣元年，公元0001年，克尔凯郭尔，公元1850年；两千年。孔子，公元前500年，王阳明，公元1500年，整整两千年。这叫划时代，这叫大手笔，这叫无奈何。同样，虚云大师，所谓一肩挑五家，为什么？因为禅宗也和儒家或基督教一样，要寿终正寝了，这是1500年。龙树菩萨，八宗共祖；虚云大师，五禅归流；前者开端，后者收束。开端和收束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开分收合。开叫同源，收叫合流。所以儒归王阳明，基督归克尔凯郭尔，禅归虚云大师（与来果禅师）。全世界的主要文明传统，都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最后的收束。一期文明已经结束了，无论是两千年，还是五千年。就像一个人死一样。一期生命结束了。无论是人类生命，还是文明生命。
然后是二期。所以存在主义哲学就是基督精神的二期生命。虽云一脉相承，但毕竟父子有别，简单来说，就是换人了。子承父业，香火永继。而在文明交接的当口，无论是小交接，还是划时代，社会乃至全球，就都会出现动荡，乃至天下大乱。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正是全球主要文明都在一个青黄在接的时候。克尔凯郭尔是19世纪的人，但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预见了一战这样的战争总有一天会发生。一战主要是欧战，欧洲是基督文明，基督文明要转生，欧洲绝对出问题。五大文明要交接，世界绝对出问题。这就是一战和二战。所以人必须要知道，是什么在决定着世界局势。是文明，是文明的内核，是思想与哲学。哲学的一粒灰，就是人类的一座山。
古希腊不说，只说西方古典哲学——西方心学鼻祖，是笛卡尔。笛卡尔把心、物分开。西方理学鼻祖，是斯宾诺莎。斯宾诺莎结束了神学。克尔凯郭尔结束了基督哲学。所以克尔凯郭尔不仅呼应耶稣，也呼应斯宾诺莎。但克尔凯郭尔与斯宾诺莎有所不同，克尔凯郭尔算是基督徒（虽然是非典型的。或者说算是半个基督人。此就形式而言。若就内涵而言，他是最后的基督圣徒。），而斯宾诺莎是非神学的，斯宾诺莎让哲学彻底站稳脚跟（与此相比，笛卡尔那时候不得不沿用上帝之名，可以说是半神学。而到了斯宾诺莎，就是彻底的自然哲学了）。也是基督神学与自然哲学各自都要继续辩证，才能在19世纪由克尔凯郭尔短短四十年的生命就完成基督的收尾与转生为哲学的工作，要不然的话，不要说转生了，收尾、转生任何一端，都是要N代哲学家前仆后继才能完成的，但是因缘际会，克尔凯郭尔一个人，很短暂的一生，就完成了辞旧迎新的工作。而且克尔凯郭尔还没有吃透黑格尔，然而并不影响他完成转生。所以，黑格尔还远远没完。黑格尔的研究，属于还没有真正开始。目前所有的diss黑格尔的言论，本质上都是在说“黑格尔太难了，我不懂”。如果说康德和黑格尔是斯宾诺莎的一枝两叶，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克尔凯郭尔和维特根斯坦就是黑格尔的一枝两叶，尽管这两位都不太待见黑格尔。克尔凯郭尔经常在自己的作品里逮着机会就讽刺一下黑格尔，维特根斯坦则明确表示自己很尊重、欣赏康德，但看不了黑格尔。同样，中国也有很多学者不喜欢朱熹，不懂朱熹。而存在主义以后，又来一个海德格尔，这又是集大成式的人物，总结式的人物。黑格尔被称为整个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而且不仅仅是如此，他的生命力比王阳明更旺盛，所以他还做了大量大量的启后工作。他不像王阳明那样主要侧重于承前。简单来说，黑格尔就是整个西方哲学世界的鳌拜，我都要。所以不要说中国人在这里做选择，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意思就是很不想要黑格尔，不要说中国人了，就是西方本西人，也受不了鳌拜大师，想要把他撇开。但是，无论是谁，都撇不开黑格尔。他的哲学，托着地球，举着人类。人类对黑格尔的那些浅薄态度，就好比一个人要diss太阳一样。太阳也许不会跟人计较，但太阳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应该说，太阳对地球而言，意味着什么呢？这不用说的，甚至都不需要想。
所以：形而上——德性（仁、德）——心——良知——术法——物象（所谓形而下）。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佛法也一样，有三世界或三世间：智正觉世间、眷属世间、器世间。
开合不同而已。无论是二开、三开，还是五开六开，都只是层次或细分问题；但对人类而言，多一个层面或少一个层面，是性命攸关的。
王阳明的「良知」一词，来自孟子。知这个字很重要，这就是王阳明相比于陆九渊「尊德性」的进步性。知，意味着智慧、思辨、哲学体系、道问学，等等。所以仔细看，王阳明其实是融摄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前者曰良，譬如说，天良；后者曰知，譬如说，学问。只是王阳明没有彻底开显「知」的那一面。举个例子即可见一斑，就是他那个看花公案，他是唯心的，他没有谈格物，当然，这也许跟他年轻时候的格物致知有关，就格得很憨，人又实在，所以把自己格病了。所以王阳明朱熹得不成功。所以叫陆王心学，而叫程朱理学。王阳明走陆路，没走朱路。
形而上又分神学、哲学。
斯宾诺莎把道下行到哲学，康德下行到德性，黑格尔下行到术法，维特根斯坦志在下行到物象，但只完成了一半，造就「语言哲学」。所以也不能说中国的即相形而上学就是真正下行到物象了，因为他省略了中间的各个层面。他从“立德”，直接就到“立功”了。譬如中国传统手艺，中医。医圣张仲景是否得道？当然得道。但立刻即用了。中医学里面有没有哲学，有没有体系？有。而且是生动的、实践的、知行合一的。但是，他成为专业，而不成为系统抽象哲学。这是中医与周易的分工不同。周易是总，中医是别。别里当然有总，但别。总里当然有别，但总。所以什么叫宋明理学？这就是总。什么是西方古典哲学？这也是总。所以西方的道术体系，总是总，别是别，诸别共一总。中国的道术体系，总别不离，所谓月映万川，一千江就有一千月。中国哲学的问题，就类似多神论问题，你所有的神，所有的道，本来是一个道，但是分到专业里以后，弄一弄，互相不认识了。西方就一神，无论是上帝、神学，还是哲学，反正就是诸学共尊其一，这样的问题就是术容易搞得跟道脱离了。譬如科学发展带来的问题。
再比如政治上，就国家这个概念而言，西方重国，而东方重家，这些都是哲学气质的区别所决定的。所以东方人不太有国家概念，类似的，也没什么公民意识；民众大抵知有家，而不知有国。西方人一定先知道有国，而后家；在西方的古代时期，就是说，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们的哲学进步性，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君权神授，君权神授就是一种进步。西方的神学也好，哲学也好，因为比较明确，所以宗教就是宗教，政治就是政治。那在东方，因为分得不开，所以政治永远有一种神学气息，你没有办法，因为月映万川啊。
而在哲学上，西方的核心命题就一直是我要怎么从形而上下行到物象，而东方的核心命题就是我怎么从这个物象哲学（或意象哲学、即相形而上学）里，把那些被省略了的层次给他分辨出来。道永远只有一个道，不管你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你是古代还是现代。但在历史进程上，东西方的确可以说是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各有其得，各有其失。那现在必须要会通，可以通过交流、沟通、辩证的问题，就不需要从头再走一遍对方的路。我有故事，你有酒，这不就O了个K吗？你有分体，我有一体，就互通有无。如果东方哲学那么那么好，你家就应该建个火车站、飞机场，凡是煎饼果子，那么每一家都要来一套。如果西方哲学那么那么好，那你就不应该搞什么家庭，你全部都要解散，继续分体，每个人都做单身汉，然后那边留一个神，或者一个国。所以，至少至少，这个【家庭】，是无论任何文明都有的东西，或者说建制。国家概念有的地方不一定有，个人主义也有的地方没有，但是家庭，是所有地方都有的。那么在哲学上，这个共同语言，就是心。所以无论是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最后一定都要走到心理学里面。形而上的那部分，就会单独提溜出来，这个还不合，还需要继续辩证。其他部分的哲学，会合流到心理学里去。所以荣格也好，海德格尔也好，他们在西方人里，是非常之东方的，因为他要做（心理学的）合流工作。形式是以科学为形式，但内涵一定是从唯心哲学来，也就是说，尊德性，会体现在心理学里面，但是呢，心理学之名已就，这是采用道问学style的命名。所以中国近代之接受科学、发展科技，除了要怪西方科学以外，还要怪朱熹以及戴震，没有朱熹他们那么一弄一铺垫，你这个道问学的心态准备，是不够的，心理准备不够，那么就算科学到了你家里，你也很难接受、进而受益。所以时代变了，现在是道问学的时代。但并不等于丢掉尊德性。这二者是一个显隐关系。在传统之传统的时代，孔子唱仁，孟子唱义，象山唱德性，甚至可以算到阳明唱良知。是为显德性而抑学问的时代。所以中国古代长期轻工抑商，没有办法，你顾不过来。而现在，就是内隐德性而外显道问学的年代。工商业的体现，就是中国从未有过如此在短时间内的巨大经济发展。但是辩证就是容易过头，你侧重这边了，你就忽略那边了，所以这个经济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很多道德沦丧和人性扭曲。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又开始对东方哲学，尤其是东方灵性传统，发生一种东方的月亮比较圆的兴趣。反正都是这样，这边总觉得那边好，那边也觉得这边好。人都容易厌倦自身所处的环境，乃至自身的整个文化与文明，尤其是大众水平上的人。而在深刻的层面，是东西哲学在深度辩证、交流、洽谈。
所以在全球的尺度上，历史会有一种押韵感，一如曾经中国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辨，又或者西方的康德与黑格尔之辨。月映万川刚好可以帮助西方把他们过于脱节的道术给他再连起来，而分体制式又刚好可以帮东方摆脱这个过于粘糊乃至连体婴儿的困境。东方的国，不能像家那么弄。西方的国，也难以提供家一样的温情，或社会的人情味。就社会而言，中国人情社会，过黏。而西方则对国没什么归属感。所以海德格尔痛呼：我们（西方）需要一个家。
何以为家？海德格尔曰过一次：语言是存在的家。包括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但讲语言，不够准确，因为语言为家，或语言哲学，这是一个形而上层面的发言，语言文字，的确是连通形而下世界与形而上世界的主要乃至唯一的桥梁。但大众不问道，所以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对大众而言，过于哲学了，但是他们的见地绝对没有错。那么再问一遍：何以为家？其实是物象。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是一个家天下的文化和文明，也是人情社会的成因，他的哲学内核，是即相形而上学。所以你可以穷得响叮当，工商业乏善可陈，但是多少总有一些穷开心，难兄难弟有温情。但西方不一样，他是离相形而上学，那个道，或者神，已经抽象出去了，成为遥不可及的形而上学，它不在物象层面。固然他们的物象学（像是物理、科学）非常发达，但这个是不带情调的，他不是一个万物有灵或万物有情的观念，它更多是机械的，或死物。而中国因为是即相形而上学，所以形而上的道啊神啊，都在物象中，万物有灵，万物有情。那么弄成情以后，你就会缺乏一种认识。就好比你谈恋爱的时候，你不会给你对象做什么心理学分析，这干啥呢？而那种无情物理学，那是真的分析得好清楚，但是呢，丧失了情趣，丧失了情趣，就失了生命。
像现在中国的年轻人神烦的亲戚问题，这个东西，老外其实会喜欢。就像你走在巴黎或纽约，遇到个人：“你吃了吗？”，人觉得你是不是有病。重点不是吃不吃，因为就算是中国人，也不是真的问你吃没吃，那个就是一种日常寒暄与关心。西方没有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西方没有寒暄这个东西，那个how are you到处都有，不是说他们没有寒暄，没有how are you，而是他们不会像“你吃了吗”这么具象化，所以无论是那个how，那个are，还是那个you，在西方，每一个单词都是一个核心哲学命题，乃至一门哲学，一个哲学流派。但是在中国，就是你吃了吗？吃当然就是吃，鸡鸭鱼肉青菜豆腐的，但这里又并不是吃，就是这样，这就是中国的即相形而上学。所以呢，体现在政治上，中国政治有一个家居必备的政治语言学，你要是个直男的话，你会很去年买了个表，好吧，所以你也很难懂女人。因为女人的言行模式，有些类似于中国的政治语言学。所以当老外要研究「你吃了吗」的时候，中国人会不知道如何作答——每个中国人都懂，但是每个人都讲不出来这尼玛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哲学直接即相了，他忽略了中间所有的层次，所以当你想要去说的时候，你必定语塞，因为这是几千年的哲学体量，你不可能说得清楚的，当然，你也根本不会说，你也不懂说，你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会跟你辩证「你吃了吗」是几个意思。老外不懂，那很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一个中国人跟你探讨这个，你直接骂过去了：有病。你不懂哲学，但是你无时无刻不活在哲学中。老外也一样，老外普通人也不懂哲学，但他也是无时无刻不活在他们的哲学中。故曰，所有人，都活在终极形而上学里。这就是how are you和你吃了吗。
中国人，每一句话里面，都一定有物象，包括语言，都是象形文字。西方人，每一句话里面，都有命题，都有概念，都有抽象。所以，语言就是哲学，哲学就是语言，这，就是【语言哲学】最底层的核心依据。
也就是说，西方哲学终于开始即相了。但是不可能一下子走下来，而是通过【语言文字】，作为枢纽，通过【语言哲学】，进而接通物象、森罗万象。
同样，中国人要走上去，准确地说，要把那些忽略了的层次给辨析出来，也必定是从文字语言开始。
所以，在现实生活世界，那个common sense是「家庭」。而在哲学世界，则是「文字语言」。这是所有哲学，也就是所有文明的接驳点。物象我熟，乃至倦了，朴实无华且枯燥。抽象你熟，也倦了，一样朴实无华且枯燥。这就像男女各自面对着自己的性器官，卵用都没有。但是呢，如果二者对上了，那叫化腐朽为神奇。你不仅要通商，你还得上床。你不仅要交易，你还要交合。那么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的。这个设定就是这样的。同性恋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搞基，而在于那种感觉是不可能到位的。你无论如何都搞不出高潮，那这个事情就肯定有问题。而最大的高潮，将是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做爱高潮，这才是异性恋的真谛。东方vs东方，或西方vs西方，这都叫搞基、自慰、撸管而已，有个卵的意思。东西方必须圆房，才有意思。然后由哲学啪啪的极乐高潮，遍洒人间，雨露均沾，即使是对哲学一窍不通的阿猫阿狗，也会被滋润到。这既是哲学的功德，也是所有人毕竟都是活在终极形而上学里。两种终极形而上学的做爱，就可以带来所有人类的全员高潮。那么到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教练我想打篮球了，应该说——教练我想搞哲学。这个话有很多说法，要是按照鲁迅的说法，就是：我要和你困觉。要是徐志摩来说，那就是：我想和你一起起床。这一点安身立命的道理，得说一下：你可以像阿Q说的那么想，但是你一定要像徐志摩说的那么说。当然，你最好是真的像徐志摩说的那么想，然后自然而然地像鲁迅说的那么发生了。
所以西方哲学家单身的很多，因为哲学进程尚未抵达物象或生活，所以无法成家。（黑格尔是为数不多的已婚大佬，这更从侧面反映了他的哲学段位，他的道行。因为，他结婚。）而中国哲学家，尤其是儒家，不存在这个问题。哲学家的结婚是一个特别严肃乃至要命的问题，因为如果道行不够的话，哲学家很清楚自己是没有办法去负担一桩婚姻、一个家庭的。这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义务与伦理问题，这是哲学问题。所以中国哲学家虽然结婚，但是呢，也会和西方哲学家的问题异曲同工，这个问题的表述，借用央祖那句诗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不仅仅是“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也更是“自叹神通空具足，不能调伏枕边人”。所以很多修行传统，乃至有一小部分哲学传统，会告诉你，女人是碰不得的。这不是女人不好，而是女人太，奇妙。对，奇妙。这甚至比形而上学还要难。所以直接告诉你不要碰了，你搞不定的。康德都搞不定，仓央嘉措都搞不定，乃至孔子都说难。所以这个是出于对徒弟的保护，而做的发言。
你走离相形而上学之路，你的（最终）目标就是结婚。
你走即相形而上学之路，那么就一定要结婚，同时一定要学哲学，进修语言文字，用以自度，以及保命。
所以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本自就是双向奔赴。这边从物象到抽象，那边从抽象到物象。终极共同语言就是道，道不能说就是抽象的，也不能说就是物象的，只能说是一个形而上，或者无相。无相不等于抽象，也不等于物象。无相不同抽象更近，也不离物象更远。终极共同就是道，无相。有相的体现，有相的共同，那就是语言、文字，文字语言，语言文字。更具体一点，就是各自的母语。海德格尔的那句话修改一下，也可以说成「母语是存在的家」，也就是大众版的「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不会汉语，包括海德格尔以前，也就是20世纪以前的西方哲学家都不懂汉语，但是20世纪以后，西方哲学家会有很多会来学汉语。同样，中国哲学家，也会有、同时也已经有不少学了德语、英语、法语。
所以，可以说康德下行到德性，黑格尔下行到术法，但不能说王阳明下行到良知，也不能说王阳明上行到良知。这个有点麻烦。因为道是最上的，又是最下的，是最高的，又是最低的。这就是不二的麻烦之处。所以应该说，王阳明把良知这一层面划分了出来。在不二的框架下，或者说在即相哲学的框架下，就只能这么讲。所以在东方哲学，就是不二要二。在西方哲学，就是二要不二。所以叫双向奔赴，就像一条隧道，两头开挖。或者一座桥梁，拼接合龙。
——《即相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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