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开放与广州的未来|唐纳德·特朗普|广州市|开放与广州的未来|拜登|智库|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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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24年12月21日，2024年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论坛在广州成功举办。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参会并发表了题为《开放与广州的未来》的主旨演讲。

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让美国及西方国家感到了紧迫感。特朗普的回归可能会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经贸科技等方面给中国带来“冲击波”。其中，经贸科技是中美竞争最为实质性的一个方面。

他指出，中国需要对美国“去监管”的改革格外警惕，美国正在通过“去监管”谋求“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绝对主导地位。中美的竞争最终是制度之争，关键在于哪个政府、哪个国家、哪套体系能够更高效、更开放。中国可以考虑适度地“去监管”，并推动“块块”的改革，实现高水平开放、制度型开放。‍

*文章内容整理自郑永年教授在2024年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大家早上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开放与广州的未来》，我想这个题目不仅仅是关乎广州的未来，也关乎我们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如果从开放的角度看，我们今天实际上面临着近代以来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当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就意味着我们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如果站在广州的角度，我们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两次的开放，即第一次开放就是发生在这边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之后的“被迫开放”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二次开放，现在站在第三次开放的起点上。

我每次到从广州到深圳，经过虎门大桥，或者看到林则徐禁烟纪念馆这些历史遗迹，很有感触。中国在唐宋时期已经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后来到了明清就封闭起来了，结果我们错失了航海时代，也错失了工业化时代。火药、指南针这些都是我们发明的，到了西方成为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而我们自己反而落后起来了。

英国近代思想家培根说：“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尤其是英国，“火药+指南针”造就了它强大的海军。而我们本来是可以很强大的，后来反而被英国打败。不管怎样，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我们被迫开放，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革命与战争，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次开放更是发生在我们广东，那就是1978年邓小平先生启动的改革开放。这是一次主动的开放，主动跟西方对接的开放。前几年黄坤明书记说，我们这40年的改革开放是“顺风顺水”。的确是这样，我们国内的现代化跟国际层面的全球化两股力量相向而行、互相促进、互相强化，使得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150年甚至更长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通过率先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积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图源：新华社

用经济数据去看一看，确实是这样。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是那么贫困的一个国家，现在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1981年上大学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现在到了13,000美元。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中产阶级”，我上大学的时候看到英文“Middle Class”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以前只教“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Middle Class”是什么？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没有。但是现在，我们也有4亿中产，占到14亿人口的30%，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我们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促成了8亿多人脱离了绝对贫困，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加入WTO之后，我们很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即使到现在，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也有30%。我们一个国家贡献了30~50%。

虽然我们感觉到非常自豪，但在其他国家看来就不一样。前几年有西方舆论说，过去的40年哪是什么“global development”（全球发展），而是“China development”（中国发展），说中国垄断了世界的发展成果，没有惠及到其他更多的国家。

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是这样：我们8亿多人脱离了绝对贫困，但世界总体来说更加贫困了，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国家越来越贫困；美国的中产数量从1970年代“里根革命”以前的70%一路下滑，下降到现在的50%不到。

美国过去几年经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日常生活用品等都大幅涨价，普通中产深受其害。图源：新华社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看是非常骄傲的事情，从西方世界或者其他国家的角度来说，就是具有紧迫感的事情。也正因为这样，美国这些年一直在污蔑我们“偷”了他们的技术，“偷”了他们的税收和就业。当然，这不是“偷”，而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美国就开始搞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美国从拜登时期到现在“特朗普新政”，这几个领域很明显：

第一，要在高科技领域封杀我们。拜登时期是“小院高墙”，现在特朗普上台了，大家说可能会是“大院高墙”。第二，在中等技术领域努力“再工业化”。第三，在美国认为落后的领域，比如新能源领域，就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要保护国内市场。这一领域，美国跟欧洲是一样的。我们不要太天真了，美国和欧洲绝对不会把这一块市场让给我们，他们要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

所以我判断，在新能源领域，美国已经进入了“汉密尔顿主义”或者“重商主义2.0版”，以保护它的市场。现在中美争夺的就是中端市场、中等技术这一块。

我们这些年就提出一个问题，即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前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不过，“中等收入陷阱”是个现象，也是结果，它的本质就是“中等技术陷阱”。我们国家处于中等技术的水平。美国要在高科技封杀我们，我们先进的地方他要实行市场保护，那么中间这块技术怎么办？我想，我们如何突破“中等技术”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特朗普现在第二次回来，对我们挑战更大。我想，他至少会在三大领域对中国发起“特朗普冲击波”：第一个，地缘政治；第二个，意识形态；第三个，经贸科技。

我估计，在地缘政治上，特朗普不会像拜登那么感兴趣，搞那么多的团团伙伙，“退群”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当然，他不会放弃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向我们施压，但是他不会像拜登政府一样花那么大的精力去搞“团团伙伙”。对他的盟友，他基本上还是以一种“你不交保护费，我不保护你”的做法。

意识形态上，同样他不会放弃。但是他也不会像拜登那样的搞什么“民主峰会”来对付中国。如果说拜登是个意识形态的信仰者(believer)，特朗普最多是一个user（使用者），他不是个信仰者。尤其是，美国现在处于“民主低潮”，现在他向世界说“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还是一个“明灯”或者“灯塔”，恐怕没人会相信。所以，意识形态领域他会对中国进行斗争，但是不会像拜登的压力那么大。

所以，重点就是经贸科技，这是中美竞争实质性的东西。美国现在在进行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改革。大家不要忽视马斯克的改革计划，它不仅仅是政府效率部，主要还是为了美国的科技发展。

马斯克改革的第一条就是“去监管”。这是什么意义？我想这么说，人类自进入互联网时代，到现在的人工智能为止，都还是只有中美两国在较劲——欧洲没有大的互联网公司，日本也没有，他们也不会再发展起来了——到今天为止还是中美。

如果看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美国的监管实际上少而又少，几乎没有什么监管。尤其是人工智能，美国在联邦层面只有几个总统行政命令，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制。我们就要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那么弱的监管，还要把它去掉？我觉得有深刻的含义。我个人判断，美国是要通过“去监管化”，使得他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甚至垄断地位。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它的内涵跟外延还是在扩大，还在不断地被定义，但是无论是企业界、政策研究界还是学术界都有个共识，那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相关的。

那么“去监管化”会导致什么效果呢？在金融领域，前几年大家已经领略过了，拜登政府的美联储实行高利率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到美国。如果去监管化，那么在科技领域，像欧盟、中国、印度的很多高科技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人工智能领域的，因为本地监管过度而落不了地的这些技术都会流到美国。

实际上，这个情况是一直在发生的。我们就观察到，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硅谷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来自第一代、第二代的移民，尤其是一代移民，甚至很多是中国过去的移民。

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必须密切注意，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开始就一直提倡“再工业化”。但是，如果企业已经流出去了，就很难再回来，实现“再工业化”了。所以，就中端技术这一块，我想美国很难再工业化。

但是这次，美国再次提出的“再工业化”，内容已经不一样了。通过对一些以前因为过度监管（例如环境保护）的能源开采等行业放松监管，可能会实现所谓的“再工业化”。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围绕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再工业化”。美国要吸引更多的技术流到美国去——美国不缺资本，也不缺人才，如果再加上“去监管”的环境，那么这些新技术新产业就会跑到美国去，使得美国在新的实体经济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欧盟，还是中国，都恰恰存在短板。

在我们的脑中，欧盟近代以来一直是创新的象征，但是欧盟现在是“自己把自己搞死”。我跟德国朋友说，“工业4.0”是德国人提出来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德国除了传统产业有一点升级之外，有什么“工业4.0”的成果？所有的“工业4.0版”都发生在美国，没有发生在欧洲。因为欧盟是“规则导向型”的经济体——大家去看欧盟的规则，1000多页，企业什么也做不了，所有的东西都被扼杀了。

最近我碰到一个欧洲的朋友，他申请到一笔很大的欧盟基金，很开心。我问他做什么样的研究？他说做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我就开玩笑说，这就是欧洲落后的原因：你们欧洲现在连人工智能都还没有，你就去研究它的伦理了？这是不行的。马克龙很早就在呼吁欧洲要“去监管”，但是很难。所以，搞不好，欧洲差不多要跟第四次工业革命告别了，过度的监管使得它发展不了。

对中国来说，其实我们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我刚才提到，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就是中美两家，但比起美国人，我们的差距还非常大。我们的人工智能在监管方面，比如人脸识别、私人信息收集和应用场景等方面是有优势的，但是在应用方面很难。

我们现在对人工智能还有很多错误的理解。我们只看到了芯片、技术端，没看到数据端。现在大家一直在强调芯片——当然芯片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量产7纳米的芯片了。

12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针对中国芯片产业发起301调查。图源：新华社

我们的问题主要是数据端，就是数据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在这一块，如果数据大、质量高，它又会反过来促进算法和算力。技术端和数据端两块结合起来，就产生像ChatGPT这样的应用大模型。

现在我们就吃亏在数据端：第一，我们的数量太少。我们老是说我们有14亿人的数据，但美国人有全世界的数据。还有，就质量而言，我们的数据都是孤岛，国内的数据整合不起来，各个企业没有数据流通，政府之间的数据不流通。

这里面开放就显得尤其重要。仅从AI for Science（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角度来看，近代以来，所有好的科研论文都是用英文发表的，包括中国科学家的论文都用英文发表的，所以他们的数量质量特别高。因为我们不开放，我们的数据出不去，也进不来。其实，仅从科技角度看，我们流出去的信息其实价值并不是很高的，但是进不来的信息数量和质量是很高的。

还有就是，我们整合不起来。为什么？我有一次去上海交流，学者们在讲数字经济、数字确权、数据交易市场等等。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科学的，完全是受西方的影响，甚至很多西方也没有——美国也没有提出“数据确权”，也没有“数据交易市场”。我去看过很多数据交易所，我说你们这个不叫“数据交易所”，这个是“数据仓库”——数据收集起来就放在那边。

尤其是数据确权，怎么确权？假设我的病历信息，为了隐私，可以把我的名字抹掉，保护我的私人信息，但是这个病历信息是有用的。如果数据确权了，就像一张人民币上写上我的名字，哪还能流通的起来？所以，我们的经济学界好多最基本的东西都还没搞清楚。这些我们都需要好好研究。

那么，我们是不是没有能力形成新质生产力？不是的。我们中国的发展路径其实是不错的，就像早先的日本、韩国一样，前面的二、三十年是应用西方的技术，但是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向原创。

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原创，却因为监管过度根本落不了地。

生物制药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有很多生物创新药，就是因为监管过度、审批时间太长、药价太低而落不了地，就跑去美国、跑去东南亚。上个月就有两款创新药，被美国几亿美金就买走了，一到了美国就上百亿、上千亿的市值。最后美国人生产出来，我们又要把它买回来，太可惜了。

互联网产业，大量的游戏落不了地。最近《黑神话·悟空》很红，但好像是只能是宣传我们中华文化的游戏，其他的游戏就不行。所以就有大量的游戏落不了地。人工智能更是这样，我们有大量的人工智能专家，因为在国内找不到机会就去硅谷。

所以，我们一定要适度地“去监管”，如果不适度地“去监管”，我们也会像欧洲那样“自己把自己搞死”。

那么，现在谁来开放呢？我想，因为中国是一个“条条块块”的体制，你要“条条”来开放很难很难，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我最近在提倡，我们还是要通过“块块”来改革——以前的深圳特区就是“块块”的改革。我们有横琴、有前海、有南沙，这几块能不能通过“块块”的改革，通过中央的全面授权，实现高水平开放、制度型开放？

我们在这几个地方都做了大量的调研，现在我们的开放太碎片化了。中央几十个部委，地方上改着改着就走不下去了。所以，能不能中央充分授权于我们长三角、珠三角这几块地方进行深度开放？

实际上，特朗普上台后，关税或者地缘政治这些都还是小事情。对我们真正有冲击力的就是它的改革。我们跟美国的竞争最终就是制度之争——但是这个制度不是说拜登所说的“民主跟专制”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看哪一个政府、哪一个国家、哪一套体系更有效率、更开放。

所以，我们真的要面向未来，开放是最重要的。广州已经经历了第一次的“被迫开放”，第二次的“主动开放”，现在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广州要进行“第三次开放”。我希望我们的广州和大湾区的其它城市，我们的粤港大湾区是第三次开放的起点，继续在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做领头羊。

谢谢。

文稿整理｜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