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之境见浑沦——史振岭花鸟画创作谈|中国画|写意|史振岭|山水画|画家|绘画|花鸟画

史振岭，中国美协会员、天津市美协原副主席、天津市美协花鸟画专委会副会长、天津市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天津市津南区美协主席、天津市书协会员、天津画院签约画家、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一级美术师。

古圣先贤对“浑沦”一词多有论述与阐释，皆从形而上对其内涵进行解读，《列子·天瑞》中所述：“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到宋代李纲，他在《〈易传内篇〉序》中提到：“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三者浑沦而不相离。”从阴阳的角度对浑沦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发挥。元代画家朱德润有《浑沦图》传世，画中有“浑沦者，不方而圆，不圆而方。先天地生者，无形而形存；后天地生者，有形而形亡。一翕一张，是岂有绳墨之可量哉”的题跋。由此可见，“气”“形”“质”“易”“道”“神”这几个中国传统文化中频繁涉及的字与中国绘画有着不解之缘。这些抽象词汇的浑沦之意往往借助绘画的形象使人增加对它们的理解与认知，从而使中国绘画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愈加密切。近日，得观史振岭的花鸟画，又促使我思考中国玄学思想中浑沦思想与绘画的关系问题。因此，借助史振岭的花鸟画创作，试图从个体的角度探究中国画如何从艺术形象的层面反映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转化，以及当下中国花鸟画创作的特点和精神状态。

正是基于对花鸟画创作中虚实处理与浑沦关系的理解，史振岭的花鸟画作品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些反映他艺术面貌的特点套用前人画论中既有的词汇可以概括为：一是虚实相生，得之自然；二是搜妙创真，气质俱盛；三是创意立体，形神兼备。这几个方面都可以追溯到传统文化的源头，与“气、形、质、易、道、神”产生联系。气是古人思考天人问题的基石之一，庄子谈到气时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与列子所说的太初之始的气有相通之处。读史振岭的花鸟画，从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古人关于气的思想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片面直白地让观者看图说画，而是体现在他从生命的视角来对待自己的艺术创作。气作为人们对宇宙运行和生命生成的认知，如何从玄元的形而上落实到形而下的器物层面，从绘画创作的角度来讲，画家就成了这一转换的关键环节。画家的养气与孟子主张的做人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一脉相通。深知此理的史振岭，做人磊落坦荡，在津门画坛有口皆碑，由此，在创作中他把待人接物和人生历练中的感受都倾注于笔端，把做人之实与作画之虚融为一体，使他的花鸟画作品在虚实之境中蕴含有浑沦的沛然之气，从而使画出的形象展现出勃勃的生命力。

观史振岭的花鸟画作品，他对虚与实的处理可以说有独到的见解。中国画在艺术创作中受传统阴阳观念的影响，注重讲究“虚”与“实”的辩证关系，史振岭深知处理好这一辩证关系对于自己创作的重要性。他理解的虚实不仅仅局限于画面形象之间的虚实关系，还包括形象自身的虚实关系，这个虚实关系不仅是笔墨之间的虚实关系，还包括造型处理的虚实关系。对于在创作中如何妥善处理这些关系，史振岭倾注了不少心血。像处理物象造型的虚实关系，在与史振岭交谈中了解到，他有独到的认知。他认为虚不仅是我们平时认为的无，虚还是让作者和观者都可以展开想象的有，就像文学作品创作中的虚构一样，它是来源于生活的虚拟，花鸟画创作中的形象提炼与此相类，实际是一种集各种生活形象于一体的典型形象。观他笔下的形象，无论潜鳞还是翔羽，都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生活中花鸟的精神与气质。史振岭的花鸟画在虚实幻化中呈现出对中华文化中浑沦状态的深切体悟。

花鸟画与山水画的意境和人物画的传神相比，其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主要通过意趣来体现。缘于此，史振岭在创作中把对生命和事物的理解倾注于花鸟形象中，借助花鸟的笔墨形象传达自然的意趣。因此，他在花鸟画创作中，一直着意于花鸟画笔墨形象的锤炼，而要提炼笔墨形象，就离不开对自然形象的深刻理解。古人所谓的“搜妙创真”就是这样的状态。他深知画家要潜心观察，描绘出所见事物的真性情，就不能肤浅地描摹所见的景物。对于真的理解，一般人认为画得像就是真，其实绘画中对于真的解读，早在一千多年前荆浩的《笔法记》中就有通透的诠释，他说：“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虽然荆浩的理论多用于山水画创作，但却也概括了中国画创作的规律。史振岭通过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体验，以及不断关注社会现象的多维性以及自然界的奥妙，在自己的花鸟画作品中展现出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容。这样的作品不仅能够触动观者的情感，还能够引发观者的思考，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生活中的物象与画面中形象之间的关系，是历代画家与理论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史振岭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常常借助郑板桥眼中之竹、胸中之竹与手中之竹的感受来启发自己的创作灵感。“搜妙创真”是传统中国画家艺术实践的经验总结，史振岭认同古人的艺术观点，并把它付诸实践，把花鸟画的意趣与时代精神相联系，从而创作出有别于前人的花鸟画作品。史振岭的绘画艺术，是一种心灵与自然、技巧与灵感完美结合的体现，从意趣上展现了他对艺术和生活的深刻理解与热爱。

透过史振岭的花鸟画可以看到他独具个人风貌的观物取象能力。这与他在观物取象时对虚实的理解有密切关系。《尔雅·释言》中提到“画，形也”，从释义层面解读画与物象之形的关系。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提出画应当“形天地万物”，则从画论上概括绘画中形的功用。谢赫在“六法”中提出的“应物象形”则阐释了画家应当如何观察和再现物象。史振岭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处理物象之形时则有自己的理解，他以虚实为手段来刻画物象，遵循物象轮廓清楚为实、模糊为虚，以及笔墨浓重繁复处为实、浅淡简洁处为虚的原则来刻画物象。故而，他笔下的物象之形与虚实规律相结合，通过对自然的深入观察和内心体悟，可以将具体的物象与精神表达相结合。他的笔触既概括又充满变化，能够在笔墨的虚实对比与浑沦处体现物象的精神性，从而创作出既形象又充满灵性的花鸟画作品，使人观赏其作品不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心灵的触动。

在中国画中，“形”与“意”的关系一直是画家和理论家关注的问题，画家追求的不仅是物象的外在形象（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形象的浑沦一体来表达画家内在的精神意蕴（意）。史振岭深知这种“以形达意”的追求是艺术作品灵魂的所在，是画家情感、思想和哲学观念的体现。所以，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把“形”作为手段，把“意”作为目的，着意以写意手法来突出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涵。在此，“形”的客观属性在花鸟画创作中经过主体的心领神会呈现出带有主观色彩的表达。在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从审美视角出发，对花鸟物象进行拟人化解读的理念。这一理念通过花鸟画的写意手法来探寻中国画的审美核心，同时又将绘画的创作和鉴赏过程作为审美的手段，以此来表达和阐释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体验以及内在价值。受这些理念的影响，史振岭的花鸟画作品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模仿，更多的是他个人情感、审美理念和精神追求的反映。史振岭花鸟画的审美观念是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形成的，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追求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史振岭在创作中追求的是通过形与意的浑沦塑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生命体，是一种整体的精神美和气质美。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他的花鸟画不仅是对自然美的赞颂，也是对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在价值的探索与表达。通过对史振岭艺术作品的欣赏，人们可以超越日常生活的狭隘视野，达到对生命、自然和宇宙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悟。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史振岭的用笔质朴而有力，具体表现在作品的结构中则是用笔自如、笔墨兼备、虚实互生、浑沦一体。他运用灵活多变的笔墨技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在创作中达到了一种悠然自得、与自然和谐共鸣的境界，使作品充满自然的意趣和生命力。史振岭在花鸟画创作中借鉴郭熙的“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的山水画理论，将宏观的花鸟世界和具体物象细节进行辩证处理，把近实远虚与视觉中心为实、非视觉中心为虚相结合。这种观察方法不仅是一种创作技巧，更是一种理解自然和生命的方式。史振岭将这种观物法则融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中，通过不断地移动视角和细致地观察，来整体把握笔下花鸟画的形与质。在艺术表现上，这种动态的观察和表现方法使作品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和浑沦一体的空间感。因此，史振岭的艺术实践不仅是对传统绘画技法的传承和发展，也是对自然和艺术表现之间关系的不断探索。他认为“近观取其质”的“质”蕴含三层意思。其一是具象的实体物质，如山石花鸟等自然物象成为创作的基本题材，而中国画作为以线为主的绘画有其“质”的根源，“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线条所表现出来的质感与物象自身结构浑然一体。在史振岭笔下，是水陆草木之花的灵动秀润，亦是老干枯石的老辣苍劲。其二是“质干本乎自然”，这里的“质”指的是事物的本质、本真和自然状态，它强调的是一种质朴、真实的美，是史振岭在“造化自然”的创作中通过自己的技巧和灵感来捕捉与表现事物本质的美。他的花鸟画追求的是一种超越形式、色彩和技巧的自然之美，这种美是内在的、本质的，与老庄的哲学理念相契合。这种质朴之美，不仅是对自然物象的刻画，更是对自然精神的理解和表达。老庄对“质”的推崇，是在其哲理思辨中“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和“顺应自然”的影响下而自然发生的。这在史振岭的花鸟画中表现为一种对自然和谐与平衡的追求以及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尊重。其三是“质”的美亦是指一种内在的美，它不仅是外在形态的呈现，更是内在精神和气质的传达。在孔子的思想中，“质”和“文”是相互关联的美学范畴，它们共同构成了儒家审美观的核心。孔子在《论语》中提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这里，孔子是从人内在的高尚道德品质和外在的文化、礼仪、修养等方面的和谐统一来描述理想的君子形象。史振岭以“文”“质”统一为要，将其寓于画作，他的作品既有深厚的内涵和真挚的情感，又有精湛的技法和优美的形式。这种观照方式恰似他绘画作品中展现的自然之质朴与天地之浑沦，这是涵泳于天地宇宙、日常生活、花鸟世界的怡然自得。史振岭对此有现实的感悟，在花鸟画的创作中恰当地处理了“文”“质”之间的关系，使自己的作品内容与形式浑沦一体，让人没有违和感。

中国花鸟画是集文脉绵延与生活观照于一体的形象塑造体系。在中华传统文脉中，道是一个深奥的哲学概念，它既可以指宇宙的根本法则和自然规律，也可以是个体修行和达到觉悟的途径与方法。老子的《道德经》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观点中的“一”是原始浑沦的出处，是无名之朴的生成。史振岭花鸟画浑沦天成的渊源与此有密切的联系。天地有其道，绘事亦有道。史振岭在创作时，追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之道，不仅在挥笔落墨中表现出了对事物的外在形态观照，更是捕捉住了其内在的、不断变化的“气”和“韵”。如他作品中的百花、禽鸟，在不同环境和不同感受的条件下，其呈现的景象和氛围虽各不相同却浑然一体，画家通过笔墨的变化，传达出这种时时刻刻在发生的“变易”与“不易”。《周易》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阳与阴，刚与柔，是统一体的两个相对立的面。清人戴德乾在《画学心法问答跋》中说：“因悟画道之变化，与《易》理吻合无二。”史振岭正是对此有了领悟后反复锤炼，故而他在花鸟画创作时强调虚实之间的不断变易与浑沦统一的“不易”。故此，史振岭的作品蕴含了这种东方式的悟道哲理，用笔墨直通中国的文化精神。

在中国传统画论中，有“以形写神”的理论，史振岭心向往之。他在写意花鸟世界中，通过虚实之境与浑沦之道找到了让自己笔墨飞扬的契机。他把自己的心源所思与客观自然浑沦于笔底，由此而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正合前人所谓“曲尽形容”的旨趣。他的创作灵感如同胸中积蓄的无限创意，一旦释放，便能够以多种形式和方法表达出来，从而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并充满蓬勃的生命活力。他的画作不仅塑造了自然物象，还传达了一种超越形象的精神内涵，是形与神的浑然一体，体现了他高超的笔墨功力和深厚的艺术修为。由此，他的花鸟画直追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境界。

作者：路洪明，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画报社社长、执行总编辑，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史振岭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