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媒体平台上，经常出现艾跃进“杀气腾腾”抨击61位院士的视频。艾跃进当年针对转基因以及 61 位院士联名上书推广转基因一事所发表的言论，曾一度吸引众多目光并引发广泛恶劣影响。
艾跃进
作者：怀疑探索者，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事件缘由
艾跃进对院士们上书动机提出强烈质疑，宣称院士的本职在于科研，公然质疑他们干预政府政策的合理性，甚至尖锐地追问院士们能够从中谋取何种私利，受何人指使，并坚决要求“公开这61位院士的详细名单”，将此次上书事件无端渲染成一场严重“政治事件”，暗示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势力在操控。同时，在提及科学依据和责任时，他以古代给皇上煎药的大夫以及烹制河豚的厨师作比，言辞激烈地声称既然院士们积极上书推广转基因技术，那么他们自己及其家人就理应率先食用转基因食品，以此来证明其安全性，仿佛唯有这样的“以身试法”才能让公众信服。
艾跃进之所以犯错，有三个主要原因
然而，当我们以理性之剑剖析这些言论时，便会清晰地洞察到其中存在着极为显著的片面性与偏激性。他的观点显得格外偏激与过时，没有跟上科学进步的步伐，也未充分考虑到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以及全球科技发展的趋势。若深入挖掘其根源，不难察觉艾跃进在信息获取方面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艾跃进曾经强烈要求公开这61位院士的名单。这恰恰证明了艾跃进的无知程度，也说明了他的信息获得渠道是闭塞的，他根本不具备掌握正确检索信息的能力。这是因为，这61位院士的名单早就是公开的，当时有很多主流媒体都报道过，对于一个公开很久的信息，并不需要动用高难度的检索方法，艾跃进竟然不知道，还要在演讲会上，疾言厉色的要求公开61位院士的具体名单。这恰恰证明了艾跃进学术能力的匮乏，以及他没有办法掌握正确的信息检索工具。
艾跃进之所以获取不了正确信息的第一个原因：
他所倚重的信息来源，全然游离于严谨的学术研究领域、权威的科学文献资料以及专业的科研机构成果之外，反而是那些隐匿于市井之中、难登大雅之堂的非主流渠道，诸如路边摊上传得神乎其神的小道消息，浴室澡堂里的只言片语。
进一步探究艾跃进发表此类情绪化且偏激言论的深层缘由，便会发现其自身学术能力的匮乏以及对正确信息检索工具和方法的无知是关键因素。一个鲜明且有力的例证便是他在南开大学发表的学术论文，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其论文查重率竟然高达 80%。
80%，如此之高的查重比例，无情地揭示出他的文章不过是他人作品或者观点的拼凑与堆砌，几乎寻觅不到属于他自己的原创性思想火花以及深入独到的研究精髓。
倘若我们进一步抽丝剥茧，仔细剖析反对转基因信息中被大量引用的他人观点的源头，便会惊异地发现，其中相当大的比重来源于百度知道这类开放性却缺乏严谨审核的网络问答平台、鱼龙混杂的民间博客、充斥着夸张不实内容的小报，以及形形色色毫无专业性可言的小道消息传播途径。
艾跃进之所以获取不了正确信息的第二个原因：
他思想较为激进，对“文革”常常持有暧昧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与极左群体有着某种联系。他的朋友圈中很多都是知名的极端意识形态人士，其文章也几乎全部发表于国内的极端意识形态网站，特别是那两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网站。这足以证明，艾跃进首先在社交圈子上就与极端意识形态群体紧密相连。而这类群体往往反对改革开放，转基因技术作为现代科技发展下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之一，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所以这类群体对转基因技术表现出极度的仇恨，他们传播的不实言论也充斥着对转基因的污蔑和抹黑。
艾跃进之所以获取不了正确信息的第三个原因：
这类群体由于其封闭性和极端性，成为国内各类谣言和阴谋论的汇聚地。艾跃进身处这样的朋友圈中，日常所接触到的大多是这类没有事实依据的阴谋论、伪科学以及谣言，而难以接触到主流的科学观点和理性的思维方式，这也导致他所发表的言论严重偏离了科学事实的轨道。
所以，艾跃进本人的学术能力比较弱，也不掌握正确的信息检索工具和方法。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他没有遵循严谨的学术规范，这使得他在面对复杂的科学议题如转基因技术时，无法辨别真伪，轻易地被那些不实信息所误导，从而在公共言论中发表了诸多情绪化、偏激且错误的观点。
转基因为什么是安全的？
反观转基因技术本身，在全球科学界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早已历经漫长岁月的精耕细作与广泛深入的研究探索，以及严苛的验证考验。从国际视野来看，诸如美国国家科学院、欧盟委员会等在科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和权威地位的机构，通过实施数量庞大、设计严谨的实验项目，并进行全面系统、细致入微的评估分析后，一致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那些经过严格审批流程并在严密监管下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在安全性以及主要营养价值方面，与传统食品相比毫无逊色之处，二者处于等同的地位。
而在国内，我们同样构建起了一套完备且精细的监管体系，这套体系犹如一张严密的大网，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到技术规程的规范与遵循，全方位无死角地保障着转基因生物的安全。其中，食用安全性评价这一关键环节更是涵盖了营养学评价、毒理学评价以及致敏性评价等多个维度，如同多重关卡，严格细致地把控着转基因作物所表达蛋白的安全性，绝不允许任何潜在风险悄然溜过。
并且，在全球范围的实际应用情况来审视，转基因作物已经历了多年的规模化种植实践，其种植面积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作物种类日益丰富多样，加工而成的食物种类也在不断拓展延伸，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数逐年递增。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漫长的实践过程中，始终未曾出现过任何一例经得住科学严谨论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这无疑是转基因技术安全性的有力明证。
在转基因产品的研发流程中，其安全性保障措施是极其严格且科学的。任何一个转基因产品在上市之前都经过了长期的实验。科学家在开展实验时，首要步骤便是确认转入的基因是否具有过敏性或其他毒性。这一确认过程采用了严谨的科学方法和先进的检测技术，只有在反复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后，才会继续推进后续的 600 多个步骤。以动物喂养环节为例，这个环节需要用到起步5吨以上的试验材料，并且这些材料都是高浓度浓缩蛋白质材料，其浓度是普通情况的 10 到20倍。如此高浓度的设计，意味着如果转基因材料存在毒性，那么在实验过程中其毒性将会相应地提升 10到20万倍，这能够极大程度地放大潜在的风险，确保任何细微的毒性都能够被检测出来。只有经过这样反复、严谨的实验过程，产品才会进入申请安全证书的阶段，而且在申请过程中，还需要经过第三方权威机构的严格审验，这些机构由专业的科研人员组成，他们秉持着科学、公正、严谨的态度，对转基因产品的各项指标进行全面、深入的审核，只有通过了第三方权威机构的审验，转基因产品才有可能最终进入市场，为消费者所用。
为什么艾跃进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至于艾跃进所提出的“院士及其家人先吃”这一观点，从科学理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完全是一种荒谬无理的诉求。食品安全性的判定绝非依赖于个体的食用示范行为，而是建立在严格缜密的科学实验和严谨系统的论证基础之上。科学家们在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与推广进程中，凭借着扎实深厚的专业知识以及大量确凿的科学证据，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怀有充分的信心，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自身及其家人也如同普通消费者一样正常食用转基因食品。所谓让院士先知，本身就是建立在谣言上的无知话。因为转基因本身就是安全的，特别是参加转基因科研工作的科研工作者，本身自己就吃了几十年。比如说华中农业大学每年都给自己的教师和家属发实验田里的大米，已经发放了 30 年，每一年都供不应求。很多院士也早就吃了几十年，包括他的家人。这充分说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有实际生活依据的，而不是像艾跃进所说的那样需要院士们用“先吃”来证明。
事实上，网络上关于转基因负面的信息，包括攻击中国科学家、攻击政府的那些言论，全部来自于境外组织。这些境外组织对中国怀有深深的敌意，他们蓄意散播转基因谣言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企图扰乱中国社会秩序、破坏中国的稳定发展，削弱中国在科技等领域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而我们境内的一些极端意识形态群体，包括部分极端网站，由于对改革开放的国策不满，便与境外势力相互勾结，利用转基因谣言来煽动民意，挑拨民众去攻击国家国策，进而损害国家的公信力。他们将境外制造的谣言进行二次加工，摇身一变成为谣言的“二传手”，雇佣网络水军在国内的各大媒体平台上进行大肆推送。
这就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铺天盖地的转基因各种负面消息的本质原因。
艾跃进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本心是爱国的，但由于他缺乏基础的信息检索能力，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储备，也毫无学术研究能力，并且长期处于信息茧房之中，信息通道闭塞，导致他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些不实信息所利用，无意中做了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成为了境外势力借刀杀人的工具，这实在是令人惋惜和痛心的。
事实上，院士们联名上书国家，给国家建言献策，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院士跨专业给国家建言献策也是司空见惯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历程中，有诸多这样的先例：
- 1956年，众多院士联名上书建议制定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科技发展更是处于起步阶段。为了能够系统、全面且有规划地推动国家科技事业前进，以钱学森、钱三强等为代表的一批院士积极联合起来，向国家上书提出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建议。这份规划涵盖了众多基础学科和新兴技术领域，明确了各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在随后的十几年间，我国在航空航天、核能利用、半导体等多个关键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许多科研成果从无到有，为国家的工业建设和国防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快速起步和发展，也为后续的科技进步积累了宝贵经验和人才队伍。
- 20世纪80年代，部分院士上书呼吁加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投入：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逐渐凸显。一批来自不同领域但心系国家长远发展的院士们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他们联名上书国家，指出环境保护对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建议加大在相关领域的科研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国家高度重视这一建议，随后逐步设立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科研项目和专项资金，推动了环境科学研究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为我国后续在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修复、资源保护等方面开展系统性工作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和理论基础，使得环境保护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并融入到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之中。
- 20世纪90年代，院士们联名信要求反击“气功热”等伪科学现象：当时，社会上“气功热”等伪科学思潮泛滥，一些不良分子打着气功治病、特异功能等幌子招摇撞骗，不仅严重误导了民众，扰乱了社会秩序，也对科学精神的传播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众多院士秉持着科学理性的态度和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责任感，联名上书中央，呼吁采取有力措施反击伪科学现象，加强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精神的弘扬。国家相关部门积极响应，通过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打击非法气功组织等一系列举措，有效遏制了伪科学的蔓延，重新树立了科学在社会中的权威地位，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营造了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社会氛围。
- 21世纪初，院士们就国家能源战略问题联名提出建议：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能源需求与日俱增，能源安全和可持续供应成为国家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来自能源、地质、化工等多个专业领域的院士们共同深入研究分析后，联名上书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关于优化能源结构、加大新能源研发投入、加强能源节约与高效利用等一系列针对性的建议。这些建议被纳入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规划中，推动了我国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快速发展，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了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事例都充分表明，院士们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对国家发展的高度责任感，积极上书建言献策是一种积极且正常的行为，并且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受到国家鼓励和支持的。而艾跃进对院士们上书推广国产转基因技术的质疑和指责，完全是偏激的、无知的、非理性的，是对院士群体社会责任担当的误解，也是对国家科技发展决策机制的不了解。
需要重点说明：61位两院院士之所以联名上书，是由于当时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的国产华恢水稻的安全证书即将到期，如果不能妥善处理，我们国家投资的600多个亿科研经费将会付诸东流，对抗外国企业将要延迟很多年。这61位院士联名上书，旨在呼吁“尽快落实国产技术落地，保护中国国家粮食安全”，而不是艾跃进所说的为了某种不正当利益。
院士们作为各自领域的顶尖专家，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负有重要责任。他们基于对转基因技术的深入了解和研究，认为其在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因此有责任向国家提出合理建议，推动技术的应用和发展，这是正常的履职行为，而非所谓的“政治性行为”。
拿艾跃进反对转基因，是对艾跃进的人格侮辱
我有一位朋友，他曾经对艾跃进非常崇拜。有一次，他就艾跃进对转基因的错误批评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结果艾跃进告诉他说，他的观点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自己后面还会继续研究。这表明艾跃进对转基因的看法并非是永远固定不变的，虽然他当时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如果他没有逝世，也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
然而，这些自媒体营销号却趁着艾跃进逝世，将他十几年前的错误言论反反复复地炒作，把他塑造成为一个反智的典型，让这种反智形象深入人心。尽管这样的言论得到了一些民间人士的吹捧，但在整个科学界，艾跃进的这种观点都被公认为是错误的。这些自媒体营销号故意将艾跃进推到整个科学界的对立面，而从古至今，与科学界对立的人或观点，都难以留下好名声。所以，我认为这些网络上的自媒体天天转发艾跃进反对转基因的视频，并不是真心为了艾跃进好，实际上是对他人格的一种侮辱和绑架，这种行为是不应该被鼓励和支持的，我们应该尊重事实，客观看待历史人物的言论和行为，避免被不实信息和不良企图所误导。
结论
艾跃进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其悲剧性体现在，他的本心是热爱国家的，然而却缺乏正确爱国的能力。在 21 世纪，爱国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上的情操，更要体现在行动上，那就是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但艾跃进在转基因等问题上，受限于自身狭隘的信息获取渠道、薄弱的学术素养以及极端的思维模式，发表了诸多错误且偏激的言论，这些言论不仅与科学事实相悖，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舆论产生了误导，使其在不自知中站在了国家科技发展理性决策的对立面，最终成为了被不实信息裹挟的对象，偏离了他原本爱国的初衷，着实令人感到惋惜与悲哀。
我们在面对转基因技术这一充满潜力与机遇的现代科技成果时，我们理应秉持科学的态度，高举理性的火炬，坚定不移地尊重科学事实，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被那些不实言论引入歧途。
让我们炎黄子孙共同携手营造一个以科学为基石、以理性为指引、以客观为准则的社会舆论环境，造福于人类社会的千秋万代。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