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事中搜集历史，在岁月中见证辉煌
1962年，朱甫晓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作为第一机械工业部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的“金牌首席翻译”，她承担了从技术谈判、合同执行到技术培训等各类翻译工作，无数次用自己过硬的翻译能力令外国人折服，为我国顺利引进多项先进技术尽责尽力。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她将自己比作大潮中的一滴水，随着大潮起伏、在大潮中摔打，从一名普通翻译逐步成长为译审，并享誉业界。本期，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燕达在住长辈朱甫晓的故事。
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求学北大打下坚实的德语基础
1938年，朱甫晓出生在江西南昌，她的父亲朱企霞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出生在动荡的岁月，尚在襁褓中的朱甫晓跟着父母到处逃难。抗战时期，他们一家子从江西逃到贵州，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7年夏天，她才跟着父母一同回到江西南昌。
儿时的朱甫晓天资聪颖，曾就读于南昌实验小学、江西第一高级中学。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小到大，始终优秀。她每次把考试成绩单拿回家，总能让父母骄傲一番。按照当时的政策，考第一名可以全免学费，第二名则可以免去一半。在这件事上，朱甫晓总能帮助父母“减轻负担”。
1957年，朱甫晓高考前，父亲朱企霞对女儿的成绩信心满满，选了当时几所最好的大学。她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父亲给她填的学校和志愿，北京大学的德语、英语、法语专业，中山大学的德语、英语专业，南京大学的德语、英语、法语专业，一共8个志愿。
“当时我还犯嘀咕，你至少选个稍微差点的学校保底，万一都考不上，岂不是没学上了？”不过，朱甫晓依旧没有令父亲失望，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德语专业，成为当年江西省唯一一个考上北大外语系的学生。朱甫晓认为自己打小就是个“文科坯子”，她一直喜欢外语，高考令她如愿以偿。背上行囊，她孤身一人来到北京，踏上了求学之旅。
在北大，朱甫晓接受了专业而严格的科班训练。当时，给他们上课的都是国内顶尖的德语老师，有德语泰斗冯至先生、杨业治先生、田德望先生等。在校期间，课程安排也是满满当当，她还记得当时上过德国古典诗歌、欧洲文学史、德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名著选读等课程，使她对德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外，德语语法、口语等基本训练对她来说更是不在话下。在班上，朱甫晓的德语口语水平突出，她练就了十分流利的德语对话能力。
朱甫晓的优异成绩除了归功于课堂上的扎实学习之外，她的父亲朱企霞功不可没。尽管身处两地，在北大求学的日子里，朱甫晓的父亲还是平均每周给她写一封信，除了关心她的冷暖和日常生活之外，大部分文字都是告诉她怎样学习、怎样做人、怎样与人交往。父亲的提点让朱甫晓在北大的日子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一封封珍贵的家书，全是父亲对女儿的满满爱意和严格要求。当朱甫晓在学习上出现焦躁情绪时，父亲也总在信中安慰鼓励她。关于如何学习外语，朱企霞还专门写过一封长信，教女儿如何更好地掌握学习方法。
求学时期，朱甫晓总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浑身都是冲劲儿：“我觉得女孩子必须争气，不能说要去依附于哪个男人。人凭本事吃饭，我德语一定要学好，上学的时候就要扎扎实实的，工作之后也一样。”来自师长的严格要求、父亲的谆谆教诲，再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让朱甫晓的德语水平不断提升，也为后来她的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曾在景山学校担任德语教师 满腔热血自己编写德语教材
大学毕业后，朱甫晓曾在北京景山学校教过几年小学德语。虽然在常人看来，这营生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但朱甫晓一点也不这么认为。“我的父亲一辈子教书，我也从小热爱教师工作，对别人的议论我不以为意。父亲当然支持我的工作，我喜欢我的小学教师工作，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干得津津有味。”
在改革开放以前，北京景山学校是直属中宣部的一所教育改革试点学校，要开展十年一贯制试点。当年，与朱甫晓一同来到景山学校的还有不少“高才生”，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那时，朱甫晓和同事们心怀理想、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伟大的教育革命热潮中。学校以语文、数学、外语为教学重点，从小学一年级起便开设外语教学，有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六种语言课程。朱甫晓被分配到五年级教德语。
在景山学校，朱甫晓意气风发，干得风生水起，自己编写、印制德语教材，教学生们认德文、背德语诗、写德语短文、唱德语歌。她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学生培养成精通德语的可用之才。从她1962年毕业进入景山学校到1965年的三年时间里，朱甫晓的学生从零开始学习德语，不仅学会了好几百个单词，掌握了简单的德语会话，还能够背诵一些小诗，唱不少德语歌。
1964年，应北京大学德籍教授赵林克悌女士的邀请，朱甫晓把全班学生带到了母校，并在学校办公楼的舞台上表演了一个多小时的德语节目，包括德语会话、诗歌朗诵等。最后，学生们还用德语唱了《国际歌》，受到了赵林克悌教授的夸奖。赵林克悌教授对朱甫晓的工作很是满意，说朱甫晓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并勉励朱甫晓继续好好地教书，还送了学生们一些书籍和礼物。老师的鼓励令朱甫晓更加信心满满，她下决心要大干一场。
但这场教育改革还未完成，一纸调令就将朱甫晓调到了她丈夫的工作单位——原第一机械工业部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情报室。朱甫晓不舍地告别了教学岗位，离开了她深爱的学生，踏上了科技翻译之路。
第一次翻译差点被赶出谈判室 两小时记数百单词折服外国人
告别讲台，来到不熟悉的领域，朱甫晓的内心有过挣扎。朱甫晓深爱德国文学，毕业时一心想当一名文学翻译，但命运却阴差阳错让她成为了一名科技翻译。
1978年前后，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开启了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引进高潮”。当时，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外贸部决定责成机械部矿山局和外贸部技术公司在山东推土机厂，引进国际上先进的高压铸钢造型技术，这是一种汽车后桥零件铸造生产技术。
经过有关单位周密详尽的可行性分析和技术论证，与国外公司的技术引进谈判将于197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主管单位选中参与技术引进谈判的有两家德国公司、一家瑞士公司。其中，一家德国公司名叫Hülle Hille，该公司参与谈判的是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商务和技术代表，中方参与谈判的是一机部、外贸部的项目负责人和山东推土机厂的厂长与总工程师。
得知部里有一位北大德语专业毕业的翻译人员，上级便指定朱甫晓担任全程口译。上级认为，既然朱甫晓是德语科班出身，理所应当能胜任这项任务，而朱甫晓也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带着几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愣劲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回想起那次翻译经历，朱甫晓依然心潮涌动，她说，那是自己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今后将近40年翻译生涯的起点。
周末，朱甫晓接到了上级下派的谈判任务，周一就要谈判。高压铸钢？造型线？面对这些专业词汇，年轻的朱甫晓不知所云，这完全是她陌生的领域。于是，她利用了整个周末的时间去做准备。她先是到图书馆查资料，但当时研究所并没有铸造方面的书可供参考。没办法，朱甫晓只好把那本《德汉冶金字典》从第一页翻到了最后一页，从中查找一些有关铸造、冶金的单词。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甚至在没有拿到任何外方产品样本的情况下，朱甫晓仓促地上了“战场”。
星期一上午9点，朱甫晓参与了她人生中的第一场技术引进谈判。在谈判桌两侧坐定的是中方和德方人员。谈判桌对面坐的是德国高压铸钢造型厂的技术谈判负责人，而朱甫晓的任务就是将双方交谈的全部内容准确无误地口译出来，帮助双方进行谈判交流。
一番简短寒暄后，德方开始介绍他们的产品及其生产规模。除了翻译了一些一般的内容外，朱甫晓对其他的技术细节一概不知，糊里糊涂，根本不知德方到底说了些什么内容。一段时间下来，中德两方人员都云里雾里。德方工程师更是毫不留情地说：“你们派来的是什么层次的翻译？我们很不满意！请立即更换翻译！”此时，中方领导也很尴尬，没有直接回答，只说：“到午饭时间了，我们中午稍事休息，下午接着谈。”在那之后，德国人生气地吃饭去了，我方人员对朱甫晓也没有多说一句话。
场面十分尴尬，朱甫晓一个人站在那里，内心无比受伤，自尊心也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她从来没有遭受过这样的羞辱。强忍住内心的伤痛，她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可不能因为自己毁了这场关键的谈判，她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于是，她壮着胆子对即将离开谈判室的德方负责人说：“请把你们带来的资料给我一份。”虽然翻译过程令对方很不满意，但德方人员还是友好地将一份完整的公司资料样本交给了朱甫晓。
拿着这份资料，她如获至宝。中午吃饭加休息的时间一共是两个半小时，从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半，朱甫晓回忆说，自己当时像极了一只“饿狼”，把德方的样本仔细地看了一遍，飞快地查阅了不熟悉的单词，并在样本图片旁记下了自己的中文解释。根本顾不上吃饭和喝水，她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样本资料中。通过一个中午的突击，朱甫晓对德方的设备和一些技术专业词汇有了基础的概念和认知。
下午一点半，双方人员陆续回到谈判室。看着朱甫晓还坐在原位，德国人满脸不高兴地说：“我们要求换一个翻译！”这时，我方一机部矿山局的项目负责人韩学松先生说话了：“不换！她是我们最好的翻译！”朱甫晓和韩学松不相识，更谈不上深交，他并不知道朱甫晓的翻译水平到底如何，他只知道朱甫晓是起重机研究所的德文翻译。“他的话，我想是基于对我的基本信任，也代表了中方立场，我们不能迎合德国人的要求，随便更换翻译。”朱甫晓回忆说。
下午的谈判准时开始了，谈判室内的墙上挂满了各种图纸，德方继续介绍他们的产品，细致地讲解了高压铸钢的工艺流程，重点介绍了他们产品的优越性。幸运的是，他们下午介绍的全部内容都包含在提前拿到手的样本资料里，而这些正是朱甫晓中午准备的重点内容，让她心中踏实了不少。
为了争取时间，下午没有中场休息，加上翻译时间，德国人一口气说到了下午四点多。对方一边说，朱甫晓一边翻译。德国人指着投影仪放出的照片、表格、数字、流程图，细致地讲解着每一个细节，朱甫晓将其全部翻译了出来，谈判桌两侧的人聚精会神地听着，直到德国专家介绍完毕，谈判室的灯光重新亮起，在场的所有人才从刚才的精彩介绍中回过神来。
讲解完毕，这名德国专家突然一把抱起了朱甫晓，激动地在台前转了一个圈。当时，朱甫晓惊愕得不知所措。他对朱甫晓大加赞叹：“你简直是一个女巫！一个中午，你怎么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此时，朱甫晓刚从翻译的兴奋状态中苏醒过来，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是怔怔地看着他，眼泪瞬间流了下来。过了半晌，她才回答说：“我不是女巫，也不是什么天才，我不知道什么是高压铸钢造型线，我怎么能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进行翻译呢？非常感谢你把资料给了我，让我能够顺利地翻译出来。”事情过后，朱甫晓看了看自己当时中午做的笔记，那短短的两个半小时，她记住了不下五百个单词。
谈判的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当晚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德方对朱甫晓的翻译赞不绝口，中方的各位与会人员也给朱甫晓投去赞许的目光。这是朱甫晓第一次承担大型技术引进项目谈判现场的口译工作，是她科技翻译生涯经历的第一场“洗礼”，令她终生难忘。
回想起来，朱甫晓说，“洗礼”就这么在充满不定数的状态中开始，在“皆大欢喜”中结束了。“有人说我像一只‘涅槃’的凤凰，其实，我哪里是‘凤凰’，只是一只经过‘惊弓’考验的雏鸟而已，我摆脱了几乎被德国专家轰下讲台的屈辱心情，怀着对今后工作的坚定决心和满满信心，开始了我‘浴火重生’后的工作历程。但是，这第一场翻译是我在这条路上的第一节课，是我永生不忘的第一节课。感谢命运，向我打开了一扇通向科技翻译的宽阔大门，让我能够为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添砖加瓦。”
下期预告
改革开放以来，朱甫晓奋战在我国技术引进工作的第一线。那时，大量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离不开她精准高效的翻译。她用自己扎实的翻译功底，为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服好务。那些年，她每年平均有200多天工作在谈判桌上。退休后，朱甫晓与同事合作创建中德合资企业，成为“中国滑道建设第一人”，实现了她与同龄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承诺。下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燕达在住长辈朱甫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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