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机理与效应研究|自然风光|风景旅游地政区|黄山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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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为研究对象，基于相关信息平台与文献资料进行数据梳理与统计，从地名学的角度出发，对更名的时空分布特点、更名依据、机理、效应进行分析，发现风景旅游地政区在空间上呈现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特点；更名受历史文化、山水景观、文学意象等因素影响为主。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在提高经济效益、扩大知名度、传承文化等的同时，也会产生文化遮蔽、管理成本增加等。

关键词：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机理；旅游效应

地名是对处于一定空间位置的自然实体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具有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等特点。地名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具有较高的旅游价值，蕴含的文化内涵是城市文化的核心，并贯穿于旅游活动中。风景旅游地是指以某一独特的自然或人文景观为主要吸引物，由许多相互联系、有机结合的风景点组成的各具风格的旅游区域。我国旅游业发展迅速，一些风景旅游地发展中出现更名现象，其中有更名成功的，也有更名不妥当的，分析旅游地更名后期影响对于旅游地更名具有借鉴作用。

有学者研究我国城市更名的基本途径，发现在城市更名前，都引入了公众参与机制，并征求其所在城市社区居民的意见。有学者提出城市更名作为旅游地视觉识别符号系统的重要部分，利用景区知名度可促进旅游目的地与城市间的资源整合；旅游地城市的名称与更名需统筹考虑定位功能、文化底蕴、信息含量及旅游资源；城市更名通常是为了提升知名度、吸引力和竞争力；城市更名一般是为了能够提升旅游经济效益。不合理的更名则会带来负面效应，如部分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存在明显的名不副实现象，或地名文化内涵缺失导致影响旅游城市形象、影响辖区内其他景区发展，及增加经济成本与管理成本，使得地名管理困难。风景旅游城市更名为历史地名或风景名胜具有提升知名度、促进旅游业发展和推动经济增长等效果。

城市更名与研究为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与旅游效应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目前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更名所带来的影响方面。从地名学视角对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机理进行分析，并探索其带来的效应，能为其他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塑造城市形象、提升知名度提供借鉴。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在我国31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内，以风景旅游地的县级以上政区名称更改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官方网站（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行政区划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90—2017年）等数据信息，统计和梳理出有73个县级以上政区进行了更名。风景旅游地的政区地名文化信息则来源于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更名效应分析使用的相关经济数据则来源于中国统计信息网、各城市的统计信息网、各城市统计年鉴等。

（二）研究方法

将地方志、地名录等文献资料中改革开放后县级以上曾更名的风景旅游地政区现名、原名、更名时间、更名依据、文化内涵和历史沿革等，进行地名学分析各政区地名文化内涵和演变规律。通过统计年鉴和统计信息网获取更名的风景旅游地游客量、旅游收入等相关信息数据，用数理统计软件分类统计，探索政区更名带来的影响，同时用描述性统计和推断性统计分析风景旅游地政区的更名机理、更名前后旅游业效益，为风景旅游地政区的更名效果提供数据支撑。

二、更名状况时空分布

我国政区更名的显著特点是依据当地突出资源对城市进行命名和更名，尤其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为推动旅游发展和城市形象塑造，利用风景旅游资源更名成为了热潮，且更名涵盖了各级政区，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时空分布特征析

1.更名时间分布

改革开放后风景旅游地政区的更名与我国政治、社会经济、旅游业的发展与变化密切相关，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表1）。

第一阶段（1978—1980年），在改革开放初期，旅游业也开始兴起，对旅游资源的认识和开发不充分，如深圳市（1979年更名，原名为宝安县）、吉安地区（1979年更名，原名为井冈山地区，现名为吉安市）的风景旅游地政区发生更名。第二阶段（1981—1990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明显，旅游业发展也日趋受到重视，城市化快速发展促使更多城市地名出现或变更，常将旅游资源要素融入了城市更名中，数据显示有14个城市在更名时融入了风景旅游资源要素，如怀化地区（现为怀化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大连市（1981年），黄山市（县级）、淮阴市、五大连池市、丹江口市（1983年），华蓥市、公主岭市（1985年），黄山市（地级）、茂县（1987年），峨眉山市、都江堰市（1988年）和武夷山市（1989年）等。第三阶段（1991—2000年），旅游业进入了产业化发展时期，为提升旅游形象和拓展市场，有19个城市利用区域风景旅游要素进行了更名，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爱辉区（1993年），鹿泉市、崇州市、白山市、张家界市、葫芦岛市、炎陵县（1994年），江源县（1995年），荆州市、千山区（1996年），九寨沟县（1997年），万州区、宜都市、赤壁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吴忠市（1998年），南泉区（现为达坂城区，1999年）和淮安市（2000年）。第四、五阶段（2001—2010年、2011—2020年），旅游业各方面深度发展，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更多城市希望通过更名塑造独特形象，打响旅游品牌，有38个风景旅游地在此期间进行了更名，分别是五指山市、西塞山区、凉州区、香格里拉市（2001年），调兵山市、呼伦贝尔区、蜀山区、殷都区（2002年），惠济区（2003年），秦州区、麦积区（2004年），零陵区、南湖区、弋江区、禹王台区（2005年），瓜州县、北镇市（2006年），思茅区（2007年），芒市、襄阳市、浑江区（2010年），巢湖市（2011年），曹妃甸区（2012年），昭化区（2013年），兰陵县、浑南区（2014年），梁溪区（2015年），伊州区、郫都区、建安区、濂溪区、安州区、庐山市、开州区、清江浦区（2016），盘州市（2017年），丰林县和大箐山县（2019年）。

2.更名空间分布

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的空间区域分布呈东部地区多西部地区少、中部地区多南北部地区少的特点。在华南地区有2个城市发生更名，占比最少，仅占2.74%；华北地区有3个城市发生更名、华中地区有15个城市发生更名、华东地区有15个城市发生更名；西南地区有17个城市更名，占比最多，占更名城市总数的23.29%；西北地区有7个城市更名、东北地区有14个城市更名。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数在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呈明显差异，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是经济发达地区，区域发展快，政区更替频繁，旅游市场优势明显，为了在城市规划建设与旅游规划发展中获得吸引力，对政区进行调整或更名的数量较多。

更名情况从省份分布表现为，四川是西南地区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数量最多的，共计9个；依次为华中地区湖北为7个、东北地区辽宁为6个、华东地区安徽为5个。

三、更名机理分析

地名学是研究地名起源、语词构成、含义、演变、分布规律、读写标准化，及地名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命名学受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影响，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色。命名具有艺术性，是某个时代、民族的文化象征。我国风景旅游地政区名称体现了独特的风景名胜、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等，如黄山市、赤壁市、淮安市等通过地名能传递自然与人文历史文化。从地名学、命名学视角出发，研究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机理具有理论基础。

（一）更名依据

已存在的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类型可分为历史文化、山水景观、其他等依据类型。

1.以历史文化为依据

历史是城市发展的见证，也是更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以城市历史文化作为更名依据，能够宣扬城市的底蕴，也利于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名城，赋予城市更多的文化魅力和吸引力。历史文化的主要依据有古政区、历史遗迹、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等。

1)古政区凝聚了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和底蕴，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中较常见的方式。使用历代政区使用过的典型地名专名命名，涵盖各种政区类型。其中采用古州命名进行更名的有9处，为茂县（茂州）、荆州市（荆州）、万州区（万州）、凉州区（凉州）、秦州区（秦州）、开州区（开州）、伊州区（伊州）、安州区（安州）、盘州市（盘州），部分市辖区更名时倾向选用古代州名。采用古县名更名的有9处，为淮阴市（淮阴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县）、鹿泉市（鹿泉县）、淮安市（淮安县）、北镇市（北镇县）、襄阳市（襄阳县）、昭化区（昭化县）、兰陵县（兰陵县）、瓜州县（瓜州县）。采用古郡名的有零陵区（零陵郡）、宜都市（宜都郡），采用古路名有吉安市（吉安路），采用古军名的有崇州（崇庆军）。数据显示，市、县更名时倾向选择古州县名，适当选用了其他类政区专名。

2)依据历史遗迹更名，常以古代著名建筑、水利工程和历史遗迹为依据。如水利工程相关的都江堰市、清江浦区，其中江苏淮安市清江浦区因2016年撤销清河区、清浦区而设立，源于明朝永乐十三年（1415年）陈璋开凿的清江浦河命名。古建筑相关的则有惠济区、禹王台区和濂溪区，如惠济区得名于隋唐大运河上的惠济桥，濂溪区得名于濂溪书院。历史遗迹相关的则有郑州殷都区、湖南炎陵县，如2003年由铁西区、郊区更名为殷都区，是依据境内殷商都城遗址更名，炎陵县则因炎帝神农氏陵寝位于境内而得名。

3)依据历史故事更名，有怀德县更名为公主岭市（1985年）、蒲圻市更名为赤壁市（1998年）、思茅市翠云区更名思茅区（2007年），公主岭市依据清代公主下嫁的历史事件，赤壁市则以赤壁之战为更名依据，思茅区与三顾茅庐历史典故有关。

4)依据历史人物名字命名，有许昌市建安区、宁夏吴忠市，建安区是汉献帝年号“建安”，以期弘扬建安文学、建安风骨之历史文化。吴忠市是以明代军事重镇中军屯屯长“吴忠”为更名依据的。

2.以山水景观为依据

当地著名山水景观名也是我国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的选用依据，选用山水景观名能较好展示地物资源并提供导向。

1)依据国内、区域内著名山岭名更名。如黄山、峨眉山、武夷山、白山、五指山、庐山等，及华蓥山、千山、西塞山、调兵山、蜀山、麦积山、大箐山等，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2)依据河流更名，如弋江、浑江、郫江等，及丹江口、江源、浑南等，或依据古河流名称梁溪更名的。

3)依据湖泊更名，如五大连池、呼伦贝尔、巢湖等，或涉及著名历史事件中的湖泊南湖更名。

4)依据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更名，如张家界市依据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九寨沟县和石林彝族自治县依据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丰林县依据丰林国家自然保护区更名。

5)其他更名依据，如依据岛屿葫芦岛市和曹妃甸区更名的，或依据海湾更名的大连市。

3.以文学意象为依据

在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希尔顿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香格里拉”是永恒的和平宁静之地，“香格里拉”的藏语意为“心中的日月”，基于此，云南中甸县在2001年被更名为香格里拉市。

（二）更名的主要原因

1.推动经济发展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是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的首要因素。部分知名风景旅游地的更名在当地带来了明显示范效应，提升了城市知名度，推动了旅游经济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已有相关文献证实了中国城市历史名片的经济价值，并运用合成控制法对县市更名的经济效果进行了研究，发现更名经济效果具有异质性，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较好县市更名能带来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如黄山市、张家界市、都江堰市、香格里拉市（现为香格里拉市）、九寨沟县等旅游城市更名后，在知名度提高、旅游业加速发展和经济发展环境改善后，为区域旅游与经济发展增添了助力。中国风景旅游资源类型丰富，部分知名资源可形成品牌吸引力，风景旅游地政区为获得更强的招商引资能力，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积极推进城市的更名。

2.传播文化形象

挖掘地方文化内涵，促进旅游发展。对城市原名特色不鲜明，或缺乏历史文化底蕴，或缺乏旅游吸引力和品牌潜力的可考虑更名。如新疆原哈密地区撤地设市，哈密市(县级)更名为伊州区。是因为“伊州”（630—1260年）相较于“哈密”（1406—2015年）的沿用时间更长，也是哈密地区知名度较高的古地名，且“伊州”更能展现哈密的历史文化，与其他古“丝绸之路”城市遥相呼应，可以焕发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镇的光彩。

3.提高城市知名度

选用核心景区名称命名可有效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有城市更名为当地著名风景名胜区名称，如四川南坪县更名为九寨沟县，在1994年九寨沟被列入世界自然资源遗产名录后，成功吸引了大量游客，九寨沟地区旅游产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南坪县1998年更名为九寨沟县后，城市知名度提升，发展为闻名的旅游目的地。及福建武夷山市原名崇安县，1989年更名为武夷山市、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等，均通过更名促进了当地旅游及城市发展。

四、更名效应分析

（一）正面效应

旅游经济效应指旅游活动对旅游地产生的经济影响，如游客数量、旅游经济收入的增加。旅游社会文化效应指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价值观念、民俗风情和文化特征等方面的影响。

1.旅游经济效应

促进游客数量增加。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后，使区域吸引力、知名度得到提高，对区域旅游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吸引了大量游客。如大庸市更名前的1994年的游客量为110万人次，更名为张家界后的1995年则达到160万人次、1999年327.35万人次、2004年1268.99万人次，游客量增长超过11倍，旅游业加速发展。襄樊市更名前的2010年游客量为1401.95万人次，更名为襄阳市后2019年已达6029.42万人次。盘县更名为盘州市后，游客量也增加显著。游客量增加带动了当地相关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业收入增加明显。如襄樊市更名前年2010年当地旅游收入为85.91亿元，更名为襄阳市后2011年就增长到116.05亿元、2015年为259.8亿元、2019年为446.98亿元。盘县2017年旅游总收入为54.31亿元，更名为盘州市后，旅游总收入已增加至2019年的116.85亿元。由此可见，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成功，能够创造旅游消费热点，并影响旅游消费者行为决策。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成功，有效促进了游客数量、旅游经济收入的增长。

2.社会文化效应

部分行政区重视挖掘历史地名文化，从恢复历史地名入手，有效传承了地名文化、宣传了城市文化，并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如1996年荆沙市更名为荆州市、2014年山东苍山县更名为兰陵县，更名在符合我国地名管理标准的同时，也积极宣传了当地的地名文化产品，如荆州古城、兰陵美酒、兰陵古镇等，在政区更名后有了实体依托。

风景旅游地政区选用知名度较高的风景名胜区、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名等作为城市名称，提升和强化了旅游吸引力，对打造城市名片、塑造城市形象，为游客提供地名线索，促进了旅游消费者的旅游行为决策形成。如“香格里拉”“张家界”等城市形象品牌，利用游客精准定位，塑造了城市的品牌形象、提高了城市的知名度。

（二）负面效应

1.文化遮蔽导致掩盖资源

文化遮蔽效应是两种及以上文化共同存在时，其中一种文化被突出强化会导致其他文化被弱化。城市选用地名是影响旅游城市形象的主要因素之一，受竞争性和盲目性影响，城市同地名容易掩盖城市的历史文脉。

部分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存在“文化遮蔽”情况，因此有研究认为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会对遗产原真性产生负面影响，可能使得原来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被抹杀。如在1983年太平县更名为黄山市（县级）后，1987年安徽将徽州地区、屯溪市和黄山（县级）合并为黄山（地级）市，没能获得显著效益且遮盖了被并入地区的地区文化。黄山市更名突出了黄山旅游资源，但将徽州文化遮盖了，不利于地区旅游地资源整合及旅游业的全面发展。

城市更名时以一概全，会屏蔽其他旅游景区资源，可能抑制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如四川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后，突显了著名水利工程和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但对另一道教圣地和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的旅游发展有所影响。因此城市更名需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尽量避免文化遮蔽以实现旅游资源全面开发利用。

2.管理困难使得成本增加

风景旅游地政区更名涉及社会管理，更名会产生管理费，民政部门、公安部门、身份证件、旅游手册等涉及地名名称的要重新调整，提高了社会管理费用。城市更名后，国家统计数据库、城市交通通讯等信息，其他涉及城市名称的出版物、标识等亦需调整。更名成本以2010年湖北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为例，该地各类公章、证件、招牌、地图等修改，花费上亿；2004年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北道区更名为秦州区、麦积区花费也达300万元，更名会形成直接成本、行政成本、社会管理成本和社会资源消耗。

3.指向混乱会误导游客

不合理更名会造成指向混乱，误导游客。有研究发现城市更名会因地区名称涵盖资源与实际资源不匹配，进而引起了新地名混乱的情况，风景旅游地政区以风景区名命名，会使游客产生错觉，如当景区位于市区某处或郊外时，城市并非景区，则给游客带来了困惑和误解。四川九寨沟县距九寨沟风景区86km，增加了游客的心理距离感，引发多起游客投诉。

独特、具有说服力的风景旅游地政区名可增强城市旅游吸引力，塑造城市旅游形象，并促进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风景旅游地更名是各行政区寻求经济、旅游发展的一种新途径，目的是塑造形象、提升知名度、提高经济效益。但应避免出现遮蔽效应、巨额管理成本、导向混乱等。因此，应注重：

1)辩证预估更名效益，扬长避短。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更名。

3)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作者：李春叶，许意如，王荣

来源：《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4年12月第6期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王利飞

校对：杨琪

审订：汪依婷

责编：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