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海疆在线》网站上的文章“毛远新回忆毛主席对他的三次批评”，毛远新是主席大弟毛泽民之子。
时间：1968年，毛远新在301医院住院。
一天，曾绍山同志来医院看我，说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并要他到医院来接我一起去参加。我们一同乘车前往大会堂。当我们来到会议厅门口签到处，里面参会的许多认识的同志都向我打招呼，还有几个跑到门口来握手。然而，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说，曾绍山同志可以进去，而我不能进去，因为名单上没有我。
曾绍山急了，对工作人员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名单上肯定有他，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要我去医院接他来参加会议的。”一位工作人员要我们先在门口等一会儿，说再去核对一下。过十来分钟，那人回来对我说：“经过核对，名单上确实没有你。请你马上离开，回医院去好好治病。”
回到医院，思来想去，我实在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中央开会名单上没有我，我怎么却跑去参加会议呢？好像是我自己硬要挤进去似的，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出丑，下不来台。
大约一个多星期后，报纸上登出消息，党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是误闯了党的中央全会，被当众拒之门外，并被“轰了出来”。一种既难堪又委屈，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天天折磨着我，始终挥之不去。
……11月，我病愈出院。我去看主席，我谈了这件实在令人烦心的事。“我确实开什么会都不知道，”我继续说，“又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反倒好像是我削尖了脑袋，硬要挤进中央全会似的。”
“那又怎么样嘛。”主席平静地说。
“当那么多人的面，当场被轰出会场，别人怎么想？的确不是我要去的，成心捉弄人嘛！”我气鼓鼓地说。
“觉得受委屈了？”主席皱了一下眉头说。
“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既然没有我的事，他们把我带去干么？还有板有眼地说，是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专门来接我的。这不是把我当猴耍了吗！”我把一肚子气都撒在了经办人身上。
……主席说：“大概是中办疏忽了，没有来得及再通知曾绍山，你莫怪他哟。那天，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来核实，总理告诉了我，说你已经到了会场门口。是我坚持划掉你的名字，要你回医院去好好治病。”
“我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说。
“你这个人呐，”主席打断说，“就这么一点点委屈也受不得，没有出息!”
我垂下头：“主席说得对。我只是怕人家误以为……”
“你看，你看，”主席再次打断我的话，指着我说，“还说我说得对。即使人家误以为是你自己跑去的，又被当众赶了出来，那又怎么样嘛，觉得丢人了？面上无光了？有什么了不得的嘛！”
停了一下，接着说：“你这个人呐，和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个人的名声看得过重喽。”
“我……”我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
……“不是说，共产党员要任劳任怨吗？”主席说，“按照古人说法，无故加之而不怨嘛。有些时候，任怨比任劳更难哟。当年在井冈山，省委派人来传达中央指示，我被开除了党籍，说只能当个师长，不能再参加党的会议，不能再看党的文件。据说是因为我讲了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家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这就开除党籍了？能接受吗？”我说。
主席说：“那有什么法子哟，开除就开除呗，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嘛。后来又说错了，没有开除党籍，只是开除中央委员，开除了政治局。”
“要是我，才不接受呢。”我说。
主席摇了摇头：“我们党是有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对于个人问题的处理，哪怕是上级处理错了，受了冤枉，受了委屈，你可以保留意见，但要学会服从组织决定。当然，涉及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事，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党和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你这个人呐，受不得一点委屈，任不得一点怨嘛！这很不好，难成大器。”
我感到主席批评的非常对，认真地说：“我记住了。”
主席重新点燃了一支香烟，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话。忽然，他扭过头来问我：“什么叫‘三忠于’活动？”
“三忠于？”我一下子没转过劲来，愣了一下子，说：“三忠于活动，就是……就是每天开会或吃饭之前，大家拿着语录本，对着主席像，集体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连呼三遍呢。”我边说边比划。
“哦？有这样的事？”主席瞪大了眼睛，“这是哪路神仙的发明？”
“谁发明的我不知道。”我说，“今年的五月，中央派我到辽宁去工作，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上上下下都在搞这一套。到基层，花样更多，还要背语录，跳忠字舞呢。”
“胡闹！”主席大吼了一声，说：“你也去跟着他们做，跟着跳？”
“我不赞成这一套，他们呼喊口号，我不喊也不举手。”我说。
“那你制止了吗？”主席问。
“大家都这样，我哪敢去制止啊。”我说，“我要是公开反对，岂不显得很特殊，显得脱离群众吗？还有忠字舞，我从来不跳。在营口县一个公社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人家还非逼着我背语录呢。”
“哦？”主席说，“你背了吗？”
“当时我说我是《辽宁日报》的记者，人家非要你背，不背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呢。”
主席说：“不过，我还是要拿你是问。”
“拿我是问？”我着急了，“原先我真的一点不知道，到辽宁后才发现，到处都是这一套。这又不是我决定的。”
主席说：“你们辽宁的工人代表住进一中队的营房。我听身边一中队的干部说，每天早上起床后，工人师傅主动打扫卫生，里里外外搞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还说他们教一中队的干部战士搞‘三忠于’活动，还教什么‘忠字舞’，说军民关系搞得满不错的。军民关系搞得好，我赞成。但我不晓得这个‘三忠于’是个什么活动。”
“辽宁工人代表？”我说，“那我有责任。”
主席说：“三呼万岁，是封建社会臣子们哄骗皇帝的办法。效忠个人，是国民党对付蒋委员长的办法，居然全都搬到共产党里来了。完全是胡闹！这些事，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的人知道吗？”
“这我说不好。但全国都这样，他们不会不知道吧。”我说。
“这个‘三忠于’，是谁提出来的？”主席问。
“林副主席呀。(林彪)”我没加思索，就随口说了。
毛远新、陈锡联
主席头一抬，嘴巴抽动了两下，似乎要说些什么，却又硬咽了回去。他身体向后一仰，头靠在沙发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大口地吸着烟。
我发现他手里那支烟的烟灰已经有一寸多长，快烧到手指了，就站起身来，从茶几上拿起烟灰缸，走到他右手边，想去接烟灰，却碰到了他的手，烟灰撒落在了沙发的扶手上。
他望了我一眼，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摁了两下，我顺手把沙发上烟灰掸进了烟灰缸。
主席叹了口气，情绪似乎缓和下来，说：“两年前，在武汉，我写过一封信，引用了东汉一个名叫李固的人的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呐，这两句，说的就是我自己。人们喊我毛泽东万岁，人哪有一万年好活噢，一百年都很难得。但是，群众都那么喊，又不好泼冷水。我就喊‘人民万岁！’人民才是世界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配得上呼万岁呢。”
主席清了一下嗓子，用上嘴唇抿了抿下嘴唇。我熟悉他这个动作，忙端起茶杯递给了他。
主席喝了口茶，接着说：“信是写给江青的。总理看过，还有武汉书记也看过(后来我才知道，应该是湖北的省委书记王任重)。我说，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主席恢复了平静，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我还要听听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怎么个说法。”
12月，我回到沈阳，把主席批评“三忠于”的事告诉了陈锡联。
1969年初，辽宁省召开关于落实政策的有线广播大会，广播线从省中心会场，一直拉到了基层公社和厂矿企业。
大会由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杨迪主持，我对他说，你就宣布开会，然后说由我讲话就行了，那套“三忠于”活动，就不要再搞了。
杨迪疑虑重重地问我：“这行吗？”
“我和陈司令事先商量过，有什么问题由我来负责。”我说。
大会就这么开始了。然而，我刚讲了几分钟，杨迪从后台匆匆跑到我身边，紧张得满脸汗。
他在我耳边小声说：“不少市地打来电话，追问会议是谁主持的？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有的还提出要追查反对毛主席的黑手。”边说边递给我一摞纸条，说是中心会场台下递上来的。
我简单翻了翻纸条，全是这类问题，有的还上纲上线，骂得很难听。
我对杨迪说：“放心，我会处理的。”继续按我原定的提纲讲下去。
最后，我说：“会议期间，收到不少电话和纸条，追问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还有的同志提出要揪黑手。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决定的，要揪黑手就揪我吧。”
会场上传来叽叽喳喳一片议论声。我提高了嗓门，对着麦克风大声说：“不仅这次会议不搞，今后全省都不要再搞这些东西。如果你是真的忠于毛泽东思想，那就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去把落实政策的各项工作做好。”
大概是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当时并没有人怀疑我是什么黑手，这股刮了大半年的歪风，在辽宁全省很快就被煞住了。
不久，去北京开会的陈锡联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在内部一个什么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三忠于”活动的严厉批评，今后全国都不许再搞了。我心想，这可能就是主席向中央碰头会询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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