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的基本内容

这55宗案例其资料来源出自档案乾隆朝《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元年、十年、二十年)，《内务府来文》中的刑罚类，《八旗都统衙门·政法类》，以及《驳案新编》和《刑案汇览》两书。他们绝大多数牵涉人命官司，或者属于强奸、拐卖人口一类的大案要案，将55个案例按所述内容稍加归类，大致分为：

(一)丈夫杀死妻子的共9个案例，这９例中，犯案双方只两例属尚未结婚的童养夫妻，其余均已成婚。他们多数结婚时间不长，有的圆房不久，有的不过两三年，也就是由童养期间的兄妹关系转到夫妻关系不久，双方适应角色变化的时间比较短。从所录口供看，有５例是夫妻吵架失手打死的。例如福建台湾县(今台南市)民苏猛与养媳陈氏，结婚一年多，平时是极和好的，只是因陈氏不愿给苏猛的父亲(陈氏的公公)洗衣服，发生争吵，苏失手将陈氏打死。另如山西沁源县王元则小两口吵架，误伤妻子任氏致死；云南河西县罗思润因妻普氏放牛时毁了塘兵地里的谷子，丈夫责备时顶嘴，盛怒之下将妻子扎死，性质都大体类同。还有一例发生在河南罗山县，民人李更嘴妻钟氏，２岁被童养，12岁时成婚。李更嘴时年18岁。两人虽说“平时原是和好的”，但因年龄的差距，双方难以沟通、培养感情。婚后才一个月，李的父母外出看望亲戚，李喝完酒，要钟氏烧水侍候。钟不理睬，还数落丈夫不该吃酒。李更嘴感觉自尊心受到伤害，反骂钟氏，由言语冲撞发展到动起手来。钟氏年小力弱，李更嘴酒后又不知轻重，终于将钟氏打伤致死。江苏阜宁县王二坠杀死妻子吴氏一案，直接起因是婆媳吵架，王二坠帮母亲责备吴氏，一时性起，打伤吴氏致死。但探究实质，亦与夫妻年龄相差太大、培养不起感情，吴氏亦不能融入领养家庭有关。吴氏是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成为王家童养媳的，当时她才10岁，二坠23岁，相差13年。案发时吴氏12岁。虽说穷人家庭早当家，但吴氏毕竟还是个童心未泯的孩子。

如果说前面５个案例多少属于误杀，那么后面３例便是故杀或可归于故杀一类。翟卓，山东泰安县许家庄人，18岁，妻子严氏19岁。据案犯翟卓交代：“女人严氏，从五岁上就送在小的家童养。乾隆八年十二月做的亲(时翟16岁，严17岁)。他嫌小的丑陋，总不合小的一头睡觉，开口就说好模样，惹人厌。”由于翟卓长时受到严氏奚落，心中愤懑。在一次争吵中，翟卓积怨陡起，冲上前将严氏杀死了。曲付成，山东临清州人，22岁，妻子骆氏20岁。骆氏从幼年起便童养于骆家。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三月十五日，曲18岁，骆16岁，趁母亲外出，两人未婚成奸，此后再无性往来。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夫妻正式圆房，可到次年四月初，骆氏便生下一个女孩。曲付成觉得孩子生日不对，怀疑妻子另有情人，“常要休他，只因他娘家并没有人，因此也就没休得成”。可曲感到戴绿帽子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终于在雍正十二年九月十六日晚将骆氏和女孩都杀死了。至于发生在顺天府大兴县的郑明龙杀死妻子赵氏一案，虽据赵明龙供称：赵氏父母俱故，从小童养，雍正十年成亲，两年多来“平时是何(和)好的，并无什么嫌怨”。但在一次争闹中，郑竟残忍地向赵连砍五刀致死，说明两人早就存在芥蒂。郑的供词不免有所粉饰。

(二)由妻子为主谋，或妻子参与谋杀丈夫的案件共15例，这15个案例中，竟有９例是因为妻子或养媳在领养期间与人通奸引起的。现将９宗案例略加归纳，列表5－7。

表5－7所述９宗丈夫或聘夫被杀案件中，作为妻子或养媳的当事人，参与的程度虽有轻重，有的是合谋主犯，有的是从犯或知情者，也有如第８，例中的杨氏，事前并不知情，但仍属案件参与者。这些对于政府量刑定案都是很重要的。问题的实质在于其发案的起因都是妻子或养媳别有恋人，也就是说她与丈夫或夫家多少存在不满，至少是有隔阂。尽管燃起她们感情火焰的因由可能不一，比如第７例的宓氏是贪图生活周济，第８例的杨氏也许出于对儿时朦胧的恋情的复萌，或者像第９例中的谢氏，应属一时受人引诱而不能自拔(因谢氏年龄太小，感情亦不成熟)，等等。从第三者奸夫的状况考察，亦各有高下，但总的条件，比如年龄、性情、经济条件等，似乎都稍胜于丈夫或夫家。这才使妻子或养媳感情的天平向第三者倾斜，进而促成了谋杀案的发生。

在剩下５起妻子杀夫案中，有一件可归入误伤致死。其余均属故杀ꎮ如养媳陈四女(16岁)用镰刀砍死聘夫张存女(13岁)，是因为张平日就嫌弃陈氏，当陈向张表示亲热时，张不但加以拒绝，反而数落陈脸上有麻子，使陈的感情由怨急速上升到恨极，终于发生杀夫惨案。广东嘉应州养媳吴氏(20岁)，谋毒丈夫李桂生一案，据吴氏自供：“小妇人因想丈夫家里穷苦，人又愚蠢，又被他时常打骂折磨，总是没有出头日子，一时起意要毒死丈夫，捏作他在外中毒，就与小妇人无干，好改嫁别人。”又据从死里逃生的李桂生言：“吴氏平日好吃懒做工作，又常怨小的家贫愚蠢，不时与小的吵闹。”他们名为夫妻。实际连貌合神离都谈不上。只是在当时的法律和舆论下。吴氏不杀丈夫就离不开这个家。无法实现再嫁。另觅生活新路。于是心存侥幸。设计了一出自以为能瞒天过海、向丈夫投毒之路。

另外两起妻子杀夫案，究其起因，错误应在丈夫一方，是丈夫逼使妻子出手的。先说广西苍梧县郑氏杀夫案，郑氏50岁，９岁时到陈家做童媳，与丈夫陈仲序(53岁)已成婚30多年，生有两个儿子。因郑氏忍辱负重，家庭关系尚称平和。据郑氏言：“只因家里贫穷，丈夫不能管妻儿衣食，小妇人只得每日砍柴做工，换米度日，同儿子弟晚(小儿子)在家吞饥受饿，也只恨自己的命，从不与丈夫争闹。”可做丈夫的却很不争气，不但生活上不能照管妻儿，还不时抢夺妻儿的衣食。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四月初七日，郑氏向邻居借米留饭，待下午充饥，不料被丈夫抢去吃了，因而发生争吵，在相打中失手把丈夫打死了。另一例发生于直隶宝坻县，民妇王氏，８岁时母亲改嫁，跟着来到继父李前家，并与李前子李八(４岁)结为童养亲。婚后生有１子１女。李八平日贪杯，常趁酒醉殴骂王氏。待王氏父母故世，李八无约束，凶恶更甚。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八月，李八醉后将王氏左眼用手指戳伤，随后又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三月初一日，复将王氏右眼戳伤，致二目失明，不能做活，李八又不时加以殴打。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二月十二日，李八借口王洗锅不净，辄行毒殴，还拿出刀绳，令其自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迫使王狠心将李八勒毙。从整个案情看，王氏杀夫，实系不堪丈夫长期折磨，在急迫条件下奋力作出的反抗行为，是出于自卫的需要。

(三)养媳或丈夫另有情人策划外逃共８件。其中包括１件系丈夫有情人。不愿与养媳成婚。串通外逃。余下都发生于未婚养媳或妻子中。丈夫与情人外逃一案出自山东海阳县(今海阳市)。案主杨立子18岁。当时养媳15岁，尚未成亲。杨家领养童养媳，是因为杨立子的母亲去世，父亲又患有痴癫病，需要有人照顾家务。可杨立子不喜欢这个领养女子，与邻居吕仁的妻子段氏(28岁)有了私情。在段氏的怂恿下，双双外逃。行至途中，杨因年轻未见过世面，害怕、动摇了，想回家再作计较，遭到段氏的坚拒，争执中出现悲剧，段氏被扎伤身死。在养媳或妻子与人有奸，随情人外逃的案件中，有两件丈夫原系呆傻人。浙江石门县施氏，７岁成为沈君亮的童养媳，婚后生有１儿１女(儿子已死)。据施氏称：“丈夫沈君亮一向愚呆，虽与人家做工，养妇人不活。”沈的同居婶婶也说：“大侄儿从小愚呆。”在这种情况下，施由怨恨丈夫，继而企图摆脱丈夫。她先与小叔子有了恋情，两年后，发现小叔子不能帮她走出苦海，于是又找到了同村的杨永安(31岁)，由私通最后提出要杨带她和女儿(12岁)一起外逃，直至在海宁县被官府查获。陕西临潼县王氏与丈夫族侄有染，策划外逃，其情况与石门县施氏颇相近似。王氏10岁到姚家童养，此时丈夫姚宪已经36岁了，婚后生有１女。王氏面对的是一位足可以做她父亲的丈夫，偏偏姚宪又患有呆傻症，心里着实窝囊。在此情况下，王氏寻找新的感情寄托，以求摆脱心头的苦闷，这连她丈夫也是承认的。姚向官府诉述说：“小的是个傻瓜，又有了年纪，禁阻不住(妻子另找新欢)。”在当时，姚宪的要求就是妻子不离开他(女儿已给人做了童养媳)，其余都可以放任不管，真是可怜可叹。

在余下７件养媳随情夫外逃案中，犯案妇女，年龄最大的是直隶巨鹿县杨氏，37岁。另外四人在二十一二到二十六七岁之间，一人只15岁，与丈夫成亲不满一年，另有一件是夫妻尚未成亲(养媳已16岁)。她们背夫外逃，有的由对方一手策划，但不存在一方强迫另一方的事。像浙江秀水县(今嘉兴市)顾应龙(36岁)策划陆氏(25岁)外逃，陆氏还随身带了丈夫朱龙山的两件衣服、10两银子和３斗米。其中银子是供顾做生意的本钱。浙江金华县杜招妹结婚三天，便与丈夫族兄金汝成有了私情，后又主动跑到汝成家，要求带她外逃，最后在遂昌县被追获。直隶巨鹿县３７岁的杨氏被丈夫的妹夫贾锡瑞“奸拐”外逃，是因为丈夫李丑货一直在外省打工，从未捎钱接济过妻子、女儿，“家里穷，过不得日子”。其中最使人感叹的是陕西兴平县刘氏与焦启亨外逃案。刘氏26岁，４岁时到晁忠信家童养，14岁成婚。焦启亨原是个布商，常到庄上卖布，与刘相识。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刘要儿子认焦为干爸，焦不断在经济上加以周济，进而发生私通，前后达五六年之久。当丈夫晁忠信得知此事后，断然禁止刘与焦的任何往来。此时，刘焦的感情已经很深，无法割舍，只好双双外逃，不料在途中被拿获，为了互表忠贞，焦刘二人竟至用刀自戳殉情(刘因力弱手软刀刺不深被救活)。

(四)养媳出走或被人诱拐略卖９起。这９起中，有两起夫妻已经成婚，７起尚在童养期间。这些女子出走或受人引诱外逃，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她们大多年岁尚轻，不知外界人情的复杂利害，但亦与童养夫家关系不融洽有重要关系，其中的４起，直接是由婆媳关系紧张引出的。比如顺天府顺义县民周氏，24岁，８岁时聘给张保儿作童养媳，15岁成亲。据周氏自述：“因婆婆与我素不和睦，常说要撵我到娘家去。”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五月，周氏的哥哥周大应张保儿的请求，将其送回娘家居住。中间张保儿曾到周家探望过两次，以后再无踪影。周氏因婆婆没有发话，归去不得，可又不能长期住在娘家。无奈之下，于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十月，再嫁与比她大10岁的娘家同村人王智为妻，但毕竟事属重婚。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十月，被原夫张保儿寻获，事发告官。山东聊城人大妞儿，15岁时被人拐卖，是因为童养期间，婆婆嫌她学不会针线活，时常遭到打骂。一位假装好心的邻居劝诫她：你在这里每天受婆婆责打，不如另找个好人家，结果大妞儿受骗上当。

童养媳嫌弃婆家贫苦，也是造成受人骗卖的重要原因。京师旗人庆秃儿，系联寿的童养媳，尚未成婚。庆秃儿常到镶蓝旗第二族闲散宗室国存家做活，“因伊家贫苦，屡向国存声称不能如意，欲乘间逃出，另找好主”。而庆秃儿的婆婆亦嫌养媳不肯做活，常加申斥。当国存了解这些情况后，起意拐卖，以便得钱花用。于是勾结市佣，以身价银650元，把庆秃儿骗卖到锦州的一家妓院，沦落为妓女。

在拐卖养媳中，还发生因拐卖不成而将养媳杀死灭口的，而凶手竟是养媳的亲叔叔。据案犯湖北随州人张湖山在官府的交代：

这死的张氏是小的亲侄女……(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小的对继子张狗说，我穷没吃的，你去陈国良家引你妹子张氏(13岁，在陈家童养)出来，交给我，替他另寻个人家，好卖几两银子使用。

由于陈家丢人后追查很紧，张湖山既“卖不得侄女张氏，又出不得，也瞒不住”，穷极之下，竟狠心将侄女活活砸死了。再有一件是借口夫妻不和，翁婿合谋将妻子转嫁，实为变相略卖。江西高安县人胡老供：

小的今年三十岁，妻子何氏是五岁时节母亲抱养来家，不上半年，仍是岳丈何发领了回去。到十一岁上母亲接回，隔了三年才圆房的(时年胡老20岁，何氏13岁)。何发常相往来，见小的家贫，煽惑妻子闹轻生，不时逃回。乾隆八年三月里，不记得日子，何发来对小的说，你妻子与你不睦，不如装作寡妇把他卖了，还得几两银子使用，小的一时愚昧允从了。

结果翁婿合谋，把何氏转嫁给一姓陈人家，共得银29两，胡老得16两，何发得12两，另加媒银１两。

在统共９个案例中，只张湖山勾骗侄女张氏一案，似乎不牵涉养媳对夫家的不满，其他均或多或少与此有关。最后一例，主要策划人是养媳的父亲何发，而且煽惑得连丈夫也动了心，试想，如果媳妇何氏对夫家是满意的，夫妻又十分恩爱，那么这场卖妻、卖女闹剧是难以出演的。

(五)公婆将养媳杀死或赶出门４起。解改姐１１岁。原系某家白契价买婢女。后转卖至段家。成为段王氏儿子的童养媳。段王氏对改姐时常凌辱打骂。一次因她在睡梦中遗粪沾污衣服。竟被段王氏打伤致死。又如浙江某县沈氏。自前夫去世后。“奉伊翁之命。令该氏在家招夫。抚养子媳”。可自沈氏招夫入赘后，便视养媳王女为眼中钉，伺机将其杀死。四川忠州吴永朝殴打儿媳张氏致死，是怨她不念自幼抱养和抚育恩情，不时在村头散布闲言，家里人屡行教戒，即便潜逃，甚至隐匿山林不返，怒极之下被吴棒杀。直隶吴桥县邢氏将自幼领养长大的儿媳张氏赶出家门，则嫌成婚后不能孝顺，相待淡薄，无法共同生活。他们都属于婆媳或翁媳矛盾无法调和，导致关系破裂，有的还出了人命案子。

(六)童养媳自杀３起，１起是受婆婆虐待投水死；１起被人调戏愧愤投井死；再一是嫌丈夫没出息，领养６年，近20岁尚不能圆房，加上自身患有癫痫，绝望自戕。

(七)童养时受男方大姑、大伯欺侮，成人后蓄意进行报复１起。湖南临武县唐氏，系邝喜瑝童养媳。邝父去世后，母亲梁氏转嫁王金保为妻，随带喜瑝、喜瑝姊同住王家。唐时年幼，常被喜瑝姊及继父族弟王国玉欺负。唐无力反抗，心底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及稍长，便伺机报复，酿成命案。

(八)童养媳遭人强奸或谋奸６起。这些被强暴者，均属尚未成年的童养女子，像江西李丙苟强奸远房族孙李润孜养媳谢氏，谢年仅８岁；北京孙三强奸妻子前夫童养儿媳，其女将够10岁有的如安徽蒙城县张长子强奸赵更子童养妻张氏，“张氏年虽十五(虚岁)，尚未发身，被奸晕绝”。以上等等，都是对儿童或少女身心的摧残。当然，其中也有强奸未成的，但如王成银那样，“因屡次图奸童养媳大妞未成，持刀赫逼”；又如山西某地田主伊某，凭借权力，先逼雇工之妻成奸，继而又企图谋奸其尚未成年的童养儿媳这些强暴者，不但手段恶劣，造成的后果也极坏。养媳不断遭到性攻击，反映了她们总体地位的低下，亦与平时缺少长辈的呵护有相当关系。

(九)其他类案件３起：(１)童养媳回娘家后，年幼恋家不返，当夫家前往索要时发生争执，造成命案；(２)母亲思女心切，要求从童养翁家接回小住，遭到拒绝，涉及官司；(３)旗人与民人结为童养亲，触犯旗民不通婚的禁例，查获后被勒令退婚并定罪。

上述９类共55宗案例，直接引出命案的36起，占全部案例的65.44％，内自杀４起，他杀32起。他杀中有的属于失手误杀，但多数系蓄意谋杀，说明案件参与人之间的矛盾业已不可调和。至于剩下的19起案件。虽不涉及人命。但诸如强奸、拐卖等，性质也是严重的。从这些恶性案件的情节看，涉及夫妻感情(包括婚前双方感情)不和谐或不十分和谐的29起，有关婆媳、翁媳或与夫家关系不好的１３起，这些差不多都牵涉童养婚的婚姻质量问题。

本文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问 授权，文摘自 郭松义 著《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