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想，三十年之后大家还会记得咱们吗？”
1986年6月，邓稼先已经六十二岁了，长期受到核辐射的影响，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坚持要去天安门广场再看一眼。
望着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位隐姓埋名二十八年的科学家不禁向身旁的人问道。
他身边的警卫却感到难以启齿，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研究“两弹一星”是国家最高机密，包括邓稼先在内的许多科学家身份都必须严格保密，公开与否、何时公开，谁也说不清楚。
一个月后，邓稼先离开了人世，他终究没能等到自己身份被公开的那一天。
那么，即便要保密，这样与世隔绝十几年，甚至不能和家人联系，是不是有些太不近人情了呢？
现在，伊朗发生的那起悲剧给了我们答案！也让我们明白了中国当年的决定是多么正确！
2025年6月13日凌晨，以色列发动了一次代号为“狮子的力量”的大规模空袭行动。
以军出动了超过两百架F-35、F-15I等先进战机，投掷了三百三十多枚精确制导武器，纳坦兹铀浓缩厂的地面设施几乎被完全摧毁，伊朗75%的核生产能力因此瘫痪。
此次袭击造成了至少七十八人死亡、三百二十九人受伤，其中包括六位高级指挥官和九位伊朗核计划的核心专家。
核工程专家法里顿・阿巴斯、物理学专家穆罕默德・马赫迪・塔赫兰奇以及反应堆物理专家阿卜杜勒・哈米德・米努谢赫尔，这些科学家都在伊朗核武器的关键技术研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拥有几十年的经验，堪称国宝级人物。
然而就在一夜之间，他们全都倒在了以色列的炮火之下。
更令人痛心的是，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近二十年来，伊朗已经失去了不少科研界的顶尖人才。
2020年11月27日，伊朗国防部副部长穆赫森・法赫里扎德乘坐防弹车队经过德黑兰郊区阿布萨德时，遭到一辆废弃尼桑汽车上的卫星遥控机枪袭击。
穆赫森・法赫里扎德是伊朗核计划的灵魂人物，主导了多项核技术突破，比如激光防空系统和铀浓缩工艺优化，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为“伊朗核弹之父”。
正因如此，以色列对他格外忌惮，精心策划了这场暗杀行动。
这套遥控机枪装置配备了人脸识别系统，通过卫星信号锁定目标，在三分钟内发射十三发子弹，其中一枚直接命中了他的背部，最终导致他抢救无效死亡。
除此之外，2010年11月29日，核工程学家马吉德・沙赫里亚里在德黑兰遭遇汽车炸弹袭击身亡。
他长期参与伊朗核设施的设计与建设，尤其在铀浓缩技术应用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的离世对纳坦兹等关键核基地的运行产生了直接影响。
两年后的1月11日，负责纳坦兹铀浓缩设施商业事务的化学工程师穆斯塔法・艾哈迈迪・罗尚在上班途中，被磁性炸弹吸附在轿车上引爆，当场死亡。
这两起事件的手法非常相似：袭击者骑摩托车接近目标车辆，将炸弹固定后迅速逃离。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伊朗接连不断的科学家遇害事件对伊朗的核计划实施造成了严重影响，研究进程被迫中断。
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他们的保密工作存在漏洞，才让敌方有机可乘。
所以当美国和苏联对我们虎视眈眈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家宁愿选择隐姓埋名、与世隔绝一辈子，也要确保我们自己的蘑菇云能够成功升腾。
正是这样严格的保密措施，才成就了我们“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
«——【·造就“两弹一星”·】——»
1950年，当时只有二十六岁的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人们称他为“娃娃博士”。
毕业之际，他的导师给出了优厚的条件试图挽留他，希望他能留在美国效力，但他毫不犹豫地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1958年，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国家打算搞一个‘大项目’，这项工作需要绝对保密，连家人都不能提及，也不能见面，你愿意加入吗？”
那时，邓稼先与妻子许鹿希结婚仅仅五年，女儿三岁，儿子才一岁。
可是邓稼先没有丝毫犹豫：“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献给未来的工作。只要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就有意义，即使为此献出生命也值得。”
从那天开始，他的名字从学术刊物上消失，从亲友的视线中淡出，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前往西北荒漠，成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领军人物。
在海拔三千二百米的青海高原，邓稼先和同事们住在帐篷里，喝着苦碱水，用算盘和计算尺完成海量的数据推演。
1979年，一次空投核弹试验失败，他不顾放射性污染的风险，亲自进入爆心寻找碎片，结果身体遭受致命辐射，没过几年就被确诊为直肠癌。
然而直到躺在病床上临终前，邓稼先仍然在坚持和同事撰写《中国核武器发展建议书》。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惦记着：“不要让别人把我们甩得太远……”
直到1986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两单元勋——邓稼先》的文章，这个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二十八年，却对新中国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的名字，才重新被中国人所熟知。
同样选择隐姓埋名、把自己奉献给国家的还有于敏。
1961年，当钱三强找到于敏时，这位三十五岁的理论物理学家已经是国内原子核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
他在《物理学报》发表的论文填补了中国原子核壳层理论的空白，被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誉为“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当组织下达调令：“国家需要你去从事氢弹的理论研究。”于敏同样没有丝毫迟疑，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进来。
他放下自己耕耘了十年的原子核理论研究，从零开始攻克氢弹这一“硬骨头”。
当时中国的计算机资源极其匮乏，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95%的时间被分配给原子弹项目，氢弹研究只能利用剩下的5%。
在这种条件下，于敏带领团队用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硬是推导出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公式。
1965年，于敏率领团队在上海华东计算所展开了“百日会战”。
为了验证理论模型，他连续十二个小时守在计算机旁，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纸带数据。
经过三个月的日夜奋战，他们终于找到了突破氢弹技术的路径，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于敏方案”。
隐姓埋名的二十八年间，于敏的家人始终不清楚他在做什么。
为了保守国家机密，于敏甚至连父亲的葬礼都没能参加，只能在实验室默默流泪，继续演算那些关乎民族命运的公式。
直到1999年9月18日，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勋章，他的身份才真正解密，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除了他们，还有朱光亚、钱学森、程开甲、王淦昌……
正是因为他们甘愿隐姓埋名、无私奉献，才使得我国取得了“两弹一星”这样伟大的成就，避免了伊朗如今的悲剧在我国重演。
“三十年之后，大家还会记得咱们吗？”
今天，我们可以大声而坚定地回答邓老的问题：“会记住！而且跨越百年、千年，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都会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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