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失去责任感的时代：我们正在见证国际法的死亡吗？|刑法|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法院|罗马规约

国际法的陨落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律师对现行国际法体系失去信心。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法律本身，而在于那些本应维护法律的国家未能履行它们的职责。

作者：Linda Kinstler

译者：赵健舟

编辑：阿K

一

四月下旬，恐怖分子在印度克什米尔边境山区的帕哈尔甘镇杀害了26名平民。印度迅速指责巴基斯坦策划了此次袭击，向其发射导弹，并宣布暂停《印度河水协议》，实际上威胁要切断巴基斯坦四分之三的水源供应。

艾哈迈德·伊尔凡·阿斯兰（Ahmad Irfan Aslam）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国际律师，直到去年，他还担任巴基斯坦的法律与司法、水资源、气候变化和投资事务部长。他怀着愈发不安的心情关注着新闻的进展。印度正在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可能选项：关闭供水阀门，影响2.5亿人的生命线。这不仅违反了该条约，也违反了有关水资源公平使用的国际法。

同事和朋友纷纷向阿斯兰寻求应对之策。他对我说，他在那时猛然意识到：“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因为如今几乎已经无计可施。我们正在目睹多边制度和制度规范的快速瓦解。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了。”尽管巴基斯坦向联合国安理会与大会、国际法院（ICJ）或常设仲裁法院等旨在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机构提出申诉，但是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任何裁决都不会得到切实执行。“国际法一直依赖于国家的诚信，”阿斯兰说，“但这种诚信已经流失殆尽。”

2024年，在海牙，阿斯兰也曾有过类似的深切不安。当时，他代表巴基斯坦出席国际法院关于以色列持续占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的法律程序。他在法庭上陈述：“以色列的占领是非法的，而非法行为必须带来后果。”共有52个国家参与了此次程序，当阿斯兰与多位同行交谈时，他们共同意识到一个尖锐的问题：“这一切在现实中恐怕都不会带来任何改变。”也许他们向法官们所说的话将来对历史学家而言有意义，但对眼下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却无济于事。“无论你向哪个法院提起诉讼，你都得不到真正的正义，”他说，“而普通平民被困在这张他们无力主导的地缘政治之网中。”

过去十年里，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机构已经被削弱、瘫痪，甚至被腐蚀。美国近年来退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组织与协议——《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一系列举动进一步破坏了国际体系。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ICC）实施的制裁，不仅削弱了该法院的公信力，还为其调查发生在乌克兰与加沙的战争罪行的行动制造了严重的财政障碍。联合国安理会则因为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早在十多年前就陷入瘫痪。

特朗普扬言占领格陵兰和加拿大、夺取巴拿马运河的言论，更是加剧了本已岌岌可危的国际法体系的崩塌。耶鲁大学国际法教授乌娜·哈撒韦（Oona Hathaway）指出：“这些明显非法的行为，即便只是提一提，也已经对法律规范造成了伤害，因为它让这些想法变得‘可以设想’。”在美国效仿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进行非法空袭后的数日，哈撒韦评论道，特朗普的行为正在“重塑全球法律秩序，将其从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体系，变为以力量为基础的体系”。

但国际法的侵蚀远早于特朗普于2017年首次执政之时。事实上，国际法的相关性，甚至其本身的存在意义，自其近两个世纪前诞生之初起便饱受争议。支持者认为，它是阻止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堤坝，是对犯罪与大规模暴力的制约。而批评者则指出，国际法不仅未能防止最严重的罪行，反而为国家提供了合理化其不义行为的话语工具。即便是国际法学者内部，对于这门学科的状态也莫衷一是：它到底是生机勃勃、冬眠中、垂死挣扎，还是早已灭亡，只剩下一个在世界地图上徘徊的“道德幽灵”？

二

在海牙漫步，有时人们会觉得这不像是一座城市，更像是一组象征的集合。穿行其间，仿佛是在一次次与建设世界和平的旧梦残迹邂逅。曾经的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旧址，就坐落在如今乌克兰侵略罪国际起诉中心的前方。伊朗-美国索赔法庭——该机构是在1979年德黑兰人质危机之后设立的，至今仍在运行——距离此地步行仅十分钟。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总部，也只在几米之外。这些机构在法律上彼此之间并无太大联系，但它们共同坐落在海牙，却如一位国际律师所言，赋予彼此一种“合法性的光泽”。

国际刑事法院（ICC）位于城市东北角，不远处便是关押其被告人的拘留中心——目前的被羁押者包括前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和中非共和国叛军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耶卡通（Alfred Yekatom）。而越是靠近和平宫——即国际法院（ICJ）的所在地——城市就越显得宁静而苍翠。

这些机构都是被称作“国际法”的学科的实体象征，尽管学界对国际法究竟为何物意见不一。人们往往无法给出明确定义，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的比喻：有位律师告诉我，国际法“就像重力：你看不见它，但它确实存在”；还有人将其比作英语拼写规则（似乎都是人为制定的）、色情作品（你看到就知道它是什么）、水体（从不静止不动）、喜剧（常常荒诞不经），乃至悲剧（多数时候，没有赢家）。小说家雪莉·哈泽德（Shirley Hazzard）甚至更为讽刺地称其为“优雅的骗局”。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国际法的构成包括条约、公约、习惯法、判例，以及“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与“最具权威的公法学家的学说”。

印度抗议者谴责四月在帕哈尔甘针对游客的恐怖袭击事件

但若仅将国际法视为一套规则与协议，就忽略了它更深层的功能：它是“国际体系的通用语言”，是一种表达信念的方式——即全球罪行的肇事者应当受到惩罚，就像国内罪犯那样；或者（更常见的情况）在他们未被追责时，表达震惊与愤懑。（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法律教授杰里·辛普森（Gerry Simpson）所说，国际法已经成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日常语言”。“我参加晚宴时，人们总是对我讲国际法。”他对我说。）

当人们谈论“国际法”时，脑海中往往浮现出一组特定的画面：纽伦堡审判上等待宣判的德国纳粹高级将领；在海牙受审的战争罪犯与种族灭绝者。这些属于国际刑法的范畴——这是国际法中最年轻、最脆弱的一个分支，也是政界、媒体与公众争议最为激烈的领域。

如今，在国际法界日益弥漫着一种共识：国际刑法是一个失败的项目，是“一具行走的尸体”。我采访的大多数律师都不愿无保留地为它辩护。罗格斯大学法学教授阿迪尔·哈克（Adil Haque）说，“国际刑法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而这对法律来说是个大问题——法律本该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

三

国际刑事法院（ICC）于1998年的设立，是国际法最富浪漫色彩理想的一次实现：让那些犯下重大罪行、却未在本国受到追责的肇事者在国际层面被问责。这一法院的设立，诞生于一个独特、或许再难复制的国际关系时刻——当时世界列强仍沉浸在冷战结束后的余晖之中。长期报道并研究该法院的记者兼学者戴维·博斯科（David Bosco）回忆说，“回过头来看，那是一段历史上的奇特时期，许多大国对主权与安全的忧虑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正是这种氛围，使得像ICC这样的项目得以启动，否则换作其他时期是几乎不可能的。”

然而，这段时期很快便告终结。ICC的年度预算约为两亿欧元，但它始终未能兑现当初人们赋予它的宏伟期待。在其23年的历史中，仅作出了11项定罪判决，且全部针对非洲大陆发生的罪行。（正因法院被普遍认为专注于审理非洲被告，非洲联盟的成员国多次威胁要退出其创设基础——《罗马规约》。）“ICC身上始终带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新殖民主义气息，”芬兰法律学者、前外交官马尔蒂·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对我表示。在他看来，这座法院是1990年代“自由主义傲慢”的产物，是一个被自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体系的结果。

自创立以来，ICC便不断被批评为胜利者的工具，在其批评者眼中，它是一座“伪法院”。近期对杜特尔特的逮捕，虽然对ICC而言是一次重要的胜利，但也面临挑战：菲律宾早在2019年就已正式退出《罗马规约》。不过，ICC的预审庭已表示，其对杜特尔特“禁毒战争”中罪行的调查仅限于其退约前的行为。而法院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虽具象征意义，但实际开庭审判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俄罗斯与以色列同美国、叙利亚和其他一样，拒绝加入《罗马规约》，等于从根本上否认了法院对其国民的管辖权。（今年早些时候，匈牙利在接待内塔尼亚胡访问布达佩斯期间通知联合国，其将退出ICC，正式加入这一“拒绝俱乐部”。）

海牙和平宫，国际法院的所在地

美国对削弱国际刑事法院（ICC）的敌意由来已久。在法院正式成立仅一个月后，美国国会便通过了一项被称为“海牙入侵法”的法律，授权总统动用“一切必要手段”营救任何被ICC羁押的美国政府官员。2017年，当ICC检察官法图·本苏达（Fatou Bensouda）试图就美军在阿富汗涉嫌犯下的暴行展开调查时，她被拒绝入境美国，法院也遭到经济制裁的威胁。在特朗普政府的强大压力下，该调查最终被迫中止。本苏达后期又被指派调查巴勒斯坦地区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情况，而她本人及其家人因此遭遇了“直接威胁”。

虽然对普京和内塔尼亚胡发出的高调逮捕令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ICC的国际关注度，但这同时也暴露了它的无力，并引发了来自美国的潜在致命反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律师香塔尔·梅洛尼（Chantal Meloni）对我说，“一旦法院真的显露出它的‘獠牙’，可能也就是它的终结之时。”

四

对国际法的批评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在某种意义上也难以完全反驳：它太软弱，适用标准带有选择性，本质上不过是国家权力的延伸。“我们都是这个横向体系的囚徒，国家只能互相制衡，而这必然导致政治化，”曼彻斯特大学讲师尤斯拉·苏艾迪（Yusra Suedi）对我说。这一体系本质上是“自愿加入”的：弱国若违反其规范，会被称为“贱民”或“流氓国家”；而强国违反时，则被称为“霸权”。

在该领域的批评者看来，问题不仅在于法律无法阻止战争或保护平民，还在于它为国家提供了一套语言体系，用以为不受约束的武力使用辩护。违反规则并非例外，而是常态。比如，国际人道法限制使用某些类型的武器，例如“本质上无差别、无法区分战斗员和平民的集束炸弹”。但这并未阻止以色列在2006年黎巴嫩战争中对平民人口使用集束炸弹，尽管它早在1995年就批准了《某些常规武器公约》。（以色列与美国、俄罗斯、伊朗一样，拒绝签署2008年的《集束弹药公约》。）那场冲突中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约三分之一为儿童。以色列军方辩称，使用集束炸弹并不违反国际法，因为目标是军事设施，而且贝鲁特南郊达希耶地区的居民已事先收到警告。

正是在那场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发展出后来被称为“达希耶原则”的作战理论，该原则允许在特定情境下对平民聚居区使用“不对称”武力。这次对达希耶的攻击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中的“比例原则”，即若对平民的攻击所造成的伤害在可预期的直接军事优势面前显得“过度”，则该攻击即属非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此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其结论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使用集束炸弹辩护。”

每位哀叹国际法衰落的学者都有自己认为衰败开始的时刻。在科斯肯涅米的观点中，这一时刻出现在1960年代，当时国际法最初的和平与正义目标开始被全球化的行政和管理需求所取代。对于以色列法律学者伊塔玛尔·曼恩（Itamar Mann）来说，达希亚事件似乎就代表着国际法作为一套可以信赖的、防止暴行体系的终结开端。“他们不仅无视规则，还以国际法之名，为那些本应被限制或控制的行为辩护，”他说。以色列试图用国际法的语言为一个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的行动辩护，这无疑是对国际法精神与字面含义的嘲弄。“总的来说，那一刻标志着一种观念的出现，即整个社区可以被摧毁，或者接近于此，”曼恩说。当我们谈到国际法的整体状况时，他不自觉地用起了过去时：“它曾是一种挑战赤裸裸武力的方式，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六月的加沙

以国际法为幌子，掩盖对其自身秩序的违反，这种做法加剧了人们对该学科衰落的看法。例如，俄罗斯在2014年入侵乌克兰时，费尽心思为其行动提供法律依据。哈马斯在一份试图为其10月7日袭击以色列辩护的文件中，引用了国际法院关于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意见，并呼吁各国“履行对国际法的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客频频援引国际法作为继续加沙战争的挡箭牌和借口。朝鲜这样的国家甚至不惜指责以色列攻击伊朗是“不可饶恕的危害人类罪”，这要么表明国际体系存在严重问题，要么表明它正按预期运作。

杰里·辛普森的职业生涯始于对国际法及其力量的信仰，他曾撰文提出建立新委员会等制度建议。如今，他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认为，国际法的问题部分在于，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它本质上只是词语的堆砌，而这些词语已与它们试图描述的现实脱节：“有人会认为‘严重违反战争法’能真正捕捉到爆炸装置或酷刑对身体和精神的伤害本质吗？”他在其新书《国际法的感性生活》（The Sentimental Life of International Law）中写道。

“许多人试图坚守一个对我们越来越不可用的法律体系，”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律师、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的莫妮卡·哈吉密（Monica Hakimi）说，“你不希望直接放弃那些阻止大规模战争、保护个人权利的国际法律规范。但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思考清楚，为了遏制我们所见的最危险趋势，我们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妥协。”

几位律师告诉我，对该领域失败以及其机构僵化的清算早已姗姗来迟。“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说，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目前的结构适合带领我们走向世纪末，”英国外交部前法律顾问丹尼尔·贝斯莱姆（Daniel Bethlehem）爵士说，“我无法想象仅仅通过按部就班的机制，就能让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以色列—加沙或乌克兰走出它们的困境。”他主张对国际体系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长期重新思考。他认为，如果我们要走出当前的危机，“迫切需要重新设计、重新配置”。

五

对于国际法领域的坚定信仰者来说，国际法并未陷入危机。深受尊敬的南非法律学者迪雷·特拉迪（Dire Tladi）去年被任命为国际法院（ICJ）法官，他向我保证，国际法并未衰落。他表示，国际法作为一套“中立的规则体系，旨在规范国家之间的关系，且应不偏不倚地适用”。当我指出他的措辞中“应”字承载了太多重量时，特拉迪回应道：确实如此。

特拉迪对自身工作的局限性有清醒认识。在他的法律意见中，他始终保持强烈的现实主义语气。去年五月，在关于南非针对以色列涉嫌违反《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诉讼声明中，他写道：加沙的恐怖已无法用语言形容。他解释说，国际法院已命令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然而，他总结道，“法院终究只是法院！”他和同事们的话语只能发挥有限作用。法律在发布指令和作出判决，但这些往往无人理会。任何咨询意见都无法让坦克掉头。

特拉迪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不是国际法的失败，而是国际政治的失败。他表示：“法律是存在的，但国际法中的漏洞常被用作逃避责任的依据。”特拉迪说，“没有人会否认禁止实施种族灭绝的事实，但你无法忽视权力对立法的影响”。即使在没有漏洞的情况下，国际政治和权力也往往会削弱国际法的效力。（作为现任法官，特拉迪无法讨论正在审理的案件。）

我与巴勒斯坦人权中心主任拉吉·苏拉尼（Raji Sourani）交谈时，他于2023年10月底因家园被炸毁而与家人逃离加沙。他同样坚定地捍卫国际法，列举了一系列胜利：国际法院承认加沙可能正在发生种族灭绝，并发布了六项临时措施，命令以色列限制武力使用并遵守《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国际刑事法院（ICC）对内塔尼亚胡及其前国防部长约夫·加兰特（Yoav Gallant）发出逮捕令；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近百名以色列士兵在至少14个国家因涉嫌战争罪接受调查。

苏拉尼说：“问题不在于国际法。我们尽最大努力，为了法治和人的尊严，为了保护平民去运用它。”他认为，问题在于某些国家主张国际法无需一致适用。苏拉尼告诉我，他和巴勒斯坦同事“对讨论乌克兰的自决权和独立权感到非常高兴”。他强调，这些标准应在全球范围内统一适用。“在决定国际法适用对象时选择性执法，你们就无法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

对于前国际刑事法院特别顾问、知名学者莱拉·萨达特（Leila Sadat）来说，国际法的批评者应对该领域的瘫痪状态负部分责任。他们不断质疑国际法的相关性和存在本身，使这一体系暴露于冷嘲热讽、攻击和操控之中。她刚开始为国际刑事法院工作时，迫切希望提高其效力。但她说：“我从未想过要挑战个人应对大规模暴行负责这一基本理念。”

对苏拉尼而言，关于国际法的争论绝非学术讨论。他说，“我们相信正义、人的尊严、法治和人权，这些不仅仅是词语，而是人们的生命、血泪和痛苦。”就在那天早些时候，他设法联系了一位仍在加沙的朋友。那位朋友说，他无法再直视妻子和孩子的眼睛，因为他找不到任何食物给他们。“他对我说：‘拉吉，我有一个梦想，我想死去。’”

六

国际法将何去何从？苏迪告诉我，这个领域具有周期性。“有时候，需要可怕的事件来唤醒人类，让我们意识到自身行为的深重后果，促使我们反思、救赎，并回归基本价值观。”目前，我们正处于低谷期：国际法不会消失，但其机构的公信力可能会继续下降，其裁决的影响力也将减弱。国际法的衰退将伴随着国内法治的平行侵蚀。萨达特对我说：“批评国际法很容易，说它无法执行、完全是个笑话也很简单。但我们都知道了，当一位总统（特朗普）攻击国内法律时会发生什么。所有法律，包括国内法，都依赖于诚信体系。”

由其他大国主导的国际法可能更强调国家主权，而对人权保护和援助分配的重视程度降低。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朱利安·库（Julian Ku）表示：“该国外交政策围绕着‘对国家主权的大力维护’展开。联合国是他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这一观点的平台——他们希望与那些厌倦被欧洲、美国或非政府组织说教的国家结盟。”

未来几年，过去几十年治理全球的厚重国际条约和协议体系可能会继续遭到侵蚀。6月底，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宣布，印度“永远不会”恢复《印度河水条约》，并称“巴基斯坦将失去其不应得获的水资源”。

然而，前巴基斯坦部长艾哈迈德（Ahmad）告诉我，尽管国际法领域目前状况不佳，他仍长期保持无畏的乐观态度。他说：“每一种力量都会有反作用力。对于每一起发生的种族灭绝，都会有诉讼来追究责任。”每一场诉讼都必须得出裁决。“这些裁决会得到执行吗？不会。这意味着体系崩溃了吗？也不会。这些裁决今天可能无关紧要，但它们会在未来重现，并且意义重大。”

艾哈迈德认为，只有危机才能迫使人类团结起来，重建全球机构，重启对国际法的关注。他告诉我，真正可能重振国际法的危机不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格陵兰可能的吞并，或多边机构的衰退，而是气候变化。“在未来七年内，国际法将应对气候变化，这将渗透到该领域的其他方面——首先是贸易投资，然后逐渐扩展到领土完整和国际刑事法院诉讼等事务。”

去年，参与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危机诉讼的国家数量创下纪录。法官们目前正在就国家保护环境的义务制定咨询意见。特拉迪告诉我：“如果你阅读科学报告，它们清楚地表明我们在对抗气候崩溃的斗争中并未获胜。要么是法律不足，要么是法律未被执行。”

国际法领域始终是一个动态系统，它必须与它所试图治理的世界一同演进。特拉迪说：“国际法会没事的，但它将反映世界的现状。所以，问题在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作者&译者

作者：Linda Kinstler, writer based in Berkeley, California

译者：赵健舟，普通的高校教书匠，入门的国际法学人，摸鱼的历史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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