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马蹄》解——《外篇》解总纲|内篇|外篇|庄子|应帝王|王夫之|马蹄|齐物论

《马蹄》篇，其文字的运用思想的发放，我既须将其定义于战国纷争、礼崩乐坏的特定语境，理解其批判锋芒所指；又须清醒认知，所谓“天放”之境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乌托邦性质，避免以今非古或以古非今的简单化倾向。唯有如此，方能把握其哲学内核与历史局限。

战国之世，诸侯征伐无度，百姓辗转沟壑，而儒墨诸家高倡仁义礼法，常沦为权力粉饰或道德枷锁。《马蹄》开篇描绘马之“真性”——蹄践霜雪、毛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天放”状态，正是对自然生命本然节奏的礼赞。而伯乐“烧之剔之，刻之雒之”的“治马”之术，导致“马之死者十二三”，实为对一切人为强制干预的控诉。此喻直指时代之病变：

统治者以“仁义”为名，行“规训”之实，如同伯乐般以“我善治马”的傲慢，将万民纳入其预设轨道，其结果非但未达至善，反致“死者过半”。庄子借马喻人，痛斥“圣人”以“蹩躠为仁，踶跂为义”推行礼乐，实为“毁道德以为仁义”，其后果是“天下始疑”“天下始分”。此批判，非虚无的反秩序，恐怕更是对当时统治者治理下的国家社会的血泪控诉，对在“礼义”幌子下生命被扭曲、被牺牲的深切悲悯。其锋芒所向，正是那个时代以道德之名行压迫之实的虚伪礼法。

然而，文本自身亦需置于《庄子》整体思想中审视。《马蹄》激烈否定圣智仁义，鼓吹“绝圣弃智”“攘弃仁义”，回归“山无蹊隧，泽无舟梁”“禽兽成群”的“至德之世”，其行文之直露，主张之极端，与内篇玄远深微、圆融超越的风格确有龃龉。内篇如《逍遥游》之“无待”，《齐物论》之“丧我”“两行”，《养生主》之“缘督以为经”，皆指向个体心灵超越是非、泯合物我、顺化自然的“游世”境界。其核心关切在于个体如何于乱世中“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如何在精神层面实现与“道”的冥合，而非如《马蹄》般具象化地描绘一个无制度、无技术的原始社会蓝图，更非如此激烈地否定一切文明建构（“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

《应帝王》虽涉政治，然“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的“明王之治”，其神髓在于“无为”之化，仍是精神境界的政治投影，与《马蹄》对“礼乐”“仁义”制度性存在的全面否定，存在微妙而本质的差异。内篇思想如浩瀚的银河系，可是《马蹄》却未必在此星系之中。其与内篇最深的共鸣在于对“自然本真”的捍卫（如《骈拇》之“任其性命之情”），对“人为伪饰”的厌恶（如《人间世》之“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其最大的偏离则在于将“自然”等同于原始状态，并将“无为”推衍为对一切人文形式的彻底消解。故将《马蹄》视为庄子后学对庄子核心精神（尤其对异化的批判）的激进化、具象化发挥，或更为允当。

郭象与王夫之的注解，虽然跨越千年，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在对《马蹄》的批判性诠释中达成了惊人的一致。他们共同构建了一条“自然为根，人治为叶”的中道，既汲取庄子对自然本性的洞见，又扬弃其否定文明的极端。郭象以“适性逍遥”为纲，强调万物“自性”各异，“驽骥各适于身而足”，反对外力强求一律。他释伯乐之过为“以己治物”的僭越，深契庄子“残生损性”之旨。然郭象之卓见在于其“无为”的辩证诠释：他反对将“任马之性”误解为“放而不乘”，指出善御者当“任驽骥之力，适迟疾之分”，即“因性导用”。此“尽能在於自任”的实践智慧，已隐含对庄子极端无为的修正。

王夫之则立足“天下惟器”的实学立场，将郭象的“因性导用”推向历史哲学的高度。他同样痛斥伯乐式治理为“以意之所趋，矫人之固不然者合之于己”的“逆天”之举，肯定庄子对“常性”的尊重。但他敏锐指出，人类生存即不断与“器”（制度、技术、文化）互动、“治器”的过程，此乃文明“日新”的引擎。他提出“奉常以处变，变不失其常”的治理精髓：“常”乃事物内在规律、人性恒常之基（如仁之恻隐、义之羞恶）；“变”则是随时代而调整的具体制度。真正的智慧，在于深谙此“常”，使制度革新（“处变”）不悖根本（“变不失其常”）。

王夫之进而批判庄子“绝圣弃智”的虚妄，指出“道因言而生”，语言、制度、典籍作为“器”是文明延续的命脉。他更以“道因时而万殊”的历史观，区分“真仁义”与“伪礼法”：仁义本身（“道”）必须内在于具体历史情境（“器”），随时代而更新其形式。郭、王二贤，一倡“适性导用”，一主“道器合一”，共同指向一种“以自然本性为根基，以人文制度为枝叶”的共生智慧：治理当如园丁，顺应生命内在节律（根），辅以必要的修剪扶持（叶），而非如伯乐之强扭，亦非放任于洪荒。此乃对《马蹄》批判精神的深刻继承与创造性超越。

然而，通观庄子内篇，其思想核心确如明镜高悬，映照的是个体心灵通往“道”境的幽微路径，而非构建人间秩序的政治蓝图。老子之“道”，常具宇宙生成论色彩，其“无为而治”乃最高政治智慧，如“我无为而民自化”的君人南面之术。郭象之解，虽精妙阐发“适性逍遥”，但其“自生独化”“名教即自然”论，本质是为士人在魏晋乱世寻求“在秩序中得自由”的政治哲学方案，其重心仍在人伦日用的调适。王夫之更是旗帜鲜明的儒家，其“道器合一”“经世致用”论，旨在为变革中的儒家秩序提供哲学根基，其“自然”常为历史中的“势”与“理”所中介。反观庄子内篇，《逍遥游》之“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齐物论》之“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大宗师》之“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其终极关怀皆在于个体如何突破形骸、智识、是非、生死的重重桎梏，实现与宇宙大化的精神冥合。其“游世”态度，如“虚己以游世”“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是一种在无可逃遁的乱世中保持精神超脱的生存策略。

政治于庄子，若非“涉乱世自全”的权宜（《人间世》），便是“顺物自然”的化境（《应帝王》），绝非其思想轴心。内篇中的“道”，是弥漫宇宙、化生万物的终极实在，更是心灵体悟、回归的至高境界；而老子之“道”，郭象之“自然”，王夫之之“理”，则更多指向人间秩序赖以建立的形上依据或历史法则。故郭象、王夫之以政治哲学视角解读《马蹄》并构建其中道，实为一种卓越的“创造性转化”，将庄子对个体自由的深邃思考，嫁接入构建合理人间秩序的永恒追求，但其思想重心已悄然从内篇的“心灵体道”转向了“经世致用”。

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而言，庄子笔下那匹被伯乐“烧之剔之，刻之雒之”的野马，其悲鸣穿越两千余年尘埃，仍在叩击着现代人的耳鼓。伯乐引以为傲的治术——修剪其鬃毛，钉上铁掌，套上缰绳，鞭策其奔驰——在庄子眼中，正是世间一切以“善”为名，行扭曲、规训之实的绝佳隐喻。那“马之死者十二三”的惨烈，岂非人性在繁复精巧的文明枷锁下伤残凋零的永恒图景？《马蹄》篇中锋芒所向的“仁义礼乐”，在战国语境下，是诸侯争霸时用以粉饰野心、束缚人心的工具，是“毁道德以为仁义”的虚伪表演，是“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企仁义以慰天下之心”的精神桎梏。它揭示了一个可怖的悖论：那些旨在提升人性、构建秩序的道德规范与制度设计，一旦脱离其滋养生命的本源，沦为僵死的形式与强制的教条，便成为戕害生命本真（“残生损性”）的元凶。

王夫之在注解《马蹄》时痛斥的“伪礼法”，其悲哀在于，它并非历史的偶然遗毒，而是人类组织化生存中如影随形的幽灵。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科技昌明，制度繁复，信息奔涌，然而“形式化”的怪圈，如同一个更庞大、更精密的伯乐系统，并未消散，只是转换了其规训的形态与说辞。绩效指标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标准化的流程扼杀了创造的活力，社交媒体的表演人格取代了真诚的交往，消费主义定义了幸福的模样，甚至“个人成长”也被包装成必须遵循某种模板的竞赛。我们如同被精心驯化的马，在无形的“衡扼”与“鞭筴”下，日复一日地沿着预设的轨道奔跑，疲于奔命却不知为何而奔。王夫之所处的明清之际，理学教条僵化为空谈心性、压抑人欲的牢笼；而我们的时代，效率、数据、流量、标准化的“成功”定义，何尝不是一种新的、更为隐蔽的“伪礼法”？它同样在“以己治物”，试图将纷繁复杂的个体生命，强行纳入一个单一的、可量化的、便于管理的模型之中。其后果，便是心灵的普遍焦虑、意义的普遍匮乏、创造力的普遍枯萎，以及那无处不在的疏离感——我们与自身本真需求的疏离，与他人真实联结的疏离，与自然生命韵律的疏离。王夫之的悲哀，在于他洞见了礼法异化的毒瘤，却只能寄望于“道因时而万殊”的礼法内部革新；而我们的悲哀，在于即使拥有超越古人的知识与力量，似乎依然深陷于形式主义的泥沼，难以自拔。

而对于我们如今的一个个个体，在肉身或许难以挣脱现代社会的精密网络，无法如野马般驰骋于无垠原野之时，郭象所言的“适性逍遥”与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孤绝勇气，便成为在精神上重获“天放”的唯一途径。郭象的卓见在于，他洞悉“御马非不乘马”，真正的自由不在逃避社会角色与责任（“放而不乘”），而在于在承担中不失本心，“任驽骥之力，适迟疾之分”。

这指向一种内在的解放：“识其性”并“适其性”，而“越名教之执”。

如郭象强调万物各有其“自性”，个体首要任务是深刻地认识自己——我的禀赋何在？我的热情所系？我内在的节律如何？摆脱外在标准的绑架，倾听内心深处那最真实、最独特的声音。这不是自私，而是生命得以充分展开的前提。

认识我们自身的可能性之后，在其所指向的范围内，依据对自我的认知去选择、去创造生活。选择一份能发挥所长、滋养而非消耗心力的工作；建立真诚而非功利的关系；在繁忙的缝隙中，守护那些能让自己灵魂安宁的爱好与沉思。即使身处格子间，心灵亦可如庄子笔下的鲲鹏，“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越名教之执”，即是效法嵇康的孤傲风骨，但我们并非要离群索居、对抗一切，而是精神上对“伪名教”——那些被普遍接受却空洞无物、压抑生命的价值标准、流行观念、社会期待——保持一种清醒的疏离与批判。不轻易被消费主义裹挟，不被成功学的单一叙事定义，不因社交媒体上的喧嚣而动摇内心的尺度。在精神上，做自己王国的主人，守护一方不为外物所役的“天放”之境。

这种精神上的“天放”，是一种内在的定力与澄明。它是在喧嚣中保持静观的能力，在随波逐流中保有独立的判断，在压力下守护心灵的余裕。它意味着即使戴着社会角色的“面具”，内在的“真我”依然鲜活、自由、不被异化。

《马蹄》篇的价值（前面的《骈姆》以及后面的《胠箧》、《在宥》等文章），正在于其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发散并引导出“自然”与“人文”、“自由”与“秩序”这一永恒命题的多重视角。庄子，或者应该说是他的某位后学，以其激烈的姿态，批判了形式化的礼义道德；郭象、王夫之则用他们的的辩证思维，在尊重自然本根与承担人文责任之间架起名教与儒家的治世之学。理解《马蹄》，既要倾听其对扭曲本性的历史控诉，汲取其守护生命本真的永恒启示；亦需清醒认知其解决方案的历史局限，更不可将后世贤哲的创造性诠释等同于庄子思想的全貌。

回归庄子内篇的幽谷，其真正的光辉，仍在于指引个体在浩瀚宇宙与纷扰人世中，如何持守一颗“游心于淡，合气于漠”的超越之心。我们无法退回庄子幻想的“至德之世”，也未必能彻底重构王夫之理想中的“道器合一”的完美秩序。但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在认识自身“常性”的基础上，在精神上实践一种“天放”——在心灵的旷野上，卸下无形的“衡扼”，挣脱内在的“鞭筴”，让生命的本真如野马般自由奔腾。

这并非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积极的守护与创造：守护心灵不被完全格式化，守护内在的野性与生机；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以自己的存在方式，去影响周遭的小环境，成为抵抗形式化洪流的微小而坚韧的礁石。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在精神上“翘足而陆”，以内在的自由去生活、去创造，或许那外在的、更合乎“天放”精神的社会土壤，也将在点滴的累积中，于坚冰之下悄然萌发。

最终，在尊重“天放”之根与培育“人治”之叶的永恒探索中，庄子的最高遗产，或许并非提供现成的社会蓝图，而是为每一个体在灵魂深处开辟一方不为外物所役的、逍遥无待的精神净土。这，或许是我们在伯乐的规训与野马的天性之间，所能寻找到的最具现实意义的救赎之路——在心灵的旷野上，先让自己自由地呼吸。

2025.7.5 5:13 于抱月斋

此文根据我《浅析郭向对 <马蹄> 的理解》、《试解王夫之 <马蹄> 注》、《浅述理学对 <马蹄> 的批判》三文而作，《马蹄》虽是外篇第二，但个人却认为其思想更能体现庄子后学对当其时代的悲鸣和呐喊，所以以此为总为首而论之～

而我将在《外》《杂》之后发微《内篇》，用我有限的认知，去尝试理解那个我最最喜欢的，跨越了2000之久的伟大的思想者～

冷月的诗和远方

身边的朋友总是和我说，真的好羡慕你们这样的人。能够自由自在的享受生活，去经历、去冒险。

可我也总说自由的美好，我还没感受到。为了诗和远方，我放弃了生活，去追寻，去寻找。常常紧衣缩食，遭遇失温，落石，独行是家常便饭。

但那里有纯洁的朝露，那里有已逝的热土。我总是两手空空，因为我触摸过所有。折桂而来，迷情而往。这是独行者的悲哀和幸福。

经得起这孤独的诗，耐得住这悠长的路，抛的下世俗与红尘苦乐，才到得了属于你自己的诗和远方。

▌冷月的哲学之诗▌

这世界的和弦流淌

一曲曲平凡与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