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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国学编年史（十二卷本）


桑兵 关晓红 主编

ISBN 978-7-303-30565-0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2076.00

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国学编年史》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国学文献汇编与编年史编纂”的标志性成果。全书共12卷，380多万字。

本书与《近代国学文献汇编》相辅相成，从纵横两方面完整呈现近代国学发生发展演化的进程及其错综复杂的存在状态。在全面耙梳搜集书刊报档各类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考量自称、他指与后认的不同情况，融合长编考异与比较研究方法，以1902至1952年为度，依照时间顺序梳理编排所有以国学为名或与国学相关的机构、学人、学会组织、出版物的文本史事，并尽可能地考异订正，在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变化的整体脉络之中全时段、各层面地展现近代国学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各个面相，从国学的内外联系恰当把握其内涵外延，以此形成国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新成果以及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为建构高水准、广覆盖的国学研究平台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可供对近代国学有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

主编简介

桑兵，1956年3月生，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学院）。历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曾任汉城延世大学、台北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民国史。出版《国学与汉学》《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主编大型资料《清代稿钞本》《民国稿抄本》《近代国学文献汇编》。

关晓红，1957年9月生，广东开平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文史馆馆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尤其专注于清末新政、近代政治制度转型、科举停废与社会变迁等领域。主持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出版《晚清学部研究》（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第六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挠》（获获第七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总序（节选）

国学的研究

国学的出现，可以说是近代国人对于西学乃至东学逐渐深入堂奥，渐有太阿倒持之势所感到的紧张的反映，这一语境下的国学，即所谓相对于新学指古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面对西学取中学而代之的汹汹来势，国人始而排拒，继之附会，接着反省。不仅思想学术等事，国语、国文、国剧、国画、国医、国术、国服，等等，在东西两洋的压迫下，都曾提出“国”的对应，既表现出对固有观念事物的价值意义的坚持和彷徨，也不乏用外来观念重新估价甚至以后者为准的的意味，因而导致国粹与国渣的两极化论断。探寻近代国学的渊源脉络，深究在那一时期标明为国学的人与事，以求理解各方所谓国学的本意及其衍化，才能更好地把握国学的内涵外延。这也就是前贤所谓求其古以探流变，以免求其是多师心自用的意思。

近代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国学”,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作为研究的对象。而经历过近代国学聚讼纷纭的学人，对于国学是否可以研究内心多少有些忐忑，甚至将讲所谓国学和研究近代国学的历史混为一谈。那种因为国学的内涵外延略嫌模糊而根本否认历史上的国学可以研究的意见，显然偏于一端。

关于近代国学的研究，严格说来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此前在研究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钱穆等著名学人时，都会涉及国学问题，不过较少注意探究近代国学的概念、实事及其渊源流变，基本属于国学的参与者而非研究者。郑师渠关于晚清国粹派的研究，较早注意从国内外思想来源梳理近代国学的内涵外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其博士学位论文(《国粹·国学·国魂》,文津出版社，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改名为《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1997年出版)。桑兵的《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以及后来出版的专书《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主题覆盖完整，各章内容各有侧重。陈以爱在台北政治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期间，先后选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整理国故的兴起、发展与流衍作为学位论文题目，所形成的专书《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和发表的相关论文，较前显著深入。此后，徐燕平的《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卢毅的《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相继出版，从不同侧面继续深化相关主题。

此外，研究其他专门国学机构的有孙敦恒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郑家建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述论》(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洪峻峰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与国学系》(《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杨国桢的《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许小青的《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以及郭书愚对晚清四川存古学堂的系列论文。唐屹轩的《无锡国专与传统书院的转型》(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8年)和吴湉南的《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对近代在国学教育方面比较重要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无锡国专做了专门研究。陶飞亚、吴梓明的《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则对若干所基督教教会大学的国学研究的机构、人事和学术有所论述。

关于国学社团，有王东杰的《国学保存会和清季国粹运动》(《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田彤的《复返先秦：章氏国学讲习会》(《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夏骏的《苏州章氏国学讲 习会与近现代国学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刘小云 的《学术风气与现代转型：中山大学人文学科述论(1926—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则揭示出中山大学国文学 系改制提倡读经与国学的内在联系，以及改制涉及什么是中国文学 的观念差异。

罗志田的《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是其相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围绕清季民初思想学术界在各个时段方面关于国学的论争展开论述，虽然着重于思想的脉络，对于认识近代国学的内涵外延以及相关各方就此展开的纷争历史，大进一步。而魏义霞的《中国近代国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虽然书名标以“近代国学”,其实是研究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和章炳麟五人的学术思想，将其视为中国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国学大师，并试图涵盖中国近代国学的演变历程、特定内容和核心话题，未免有混淆国学与中国学术文化之嫌。相比较而言，谢桃坊的《四川国学小史》(巴蜀书社，2009年)开始较为严谨，也注意到“国学”概念及实事引起的困惑，可惜抗战爆发后的部分仍然不免混淆。

此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涉及近代国学的问题，或已经被这些论著所吸收覆盖，或只是部分涉及，或不过发表意见而未经验证所引论据，且无视前人已有认识，对于近代国学的主题推进有限。至于为数众多的看似与现在所谓国学有关，其实严格说来并非探究国学的论著,不在论列。

从以上概述清晰可见，关于近代国学的研究在近30年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尤其是在晚清国粹派和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两个主要方面，成果更加显著。但其显而易见的局限也同样由于研究的方面过于集中，使得许多问题无法展开，或是虽然有所涉及，却视野受限，大体以所论主体之是非为是非。

历史研究中，但凡定义，大都是后来约定俗成，难以覆盖全过程和各方面，使用特定概念，应当回到无的境界，寻绎有的发生和衍化。国学的内涵外延模糊不清，因缘讲国学者言人人殊，令外人和来者无所适从。但这其实是历史上名实问题的通常情况，并非国学为一特例。只不过国学中断多时，旧话重提之际，又没有深究当年的老生常谈，许多后来自以为推陈出新的一是，实际上不过翻烧饼似的拾人牙慧。研究历史，因为有实事和顺序，只要掌握历史方法，求其渊源流变并非难事。应当严格区分自称、他指与后认，一般而言，当以自称和他指为依据，至于后认，则要看后到何时，所认何事。要在严格分别自称、他指、后认的前提下，收集整理自晚清近代意义的“国学”出现以来，各种各样主张或批评乃至反对国学的文献，以及相关学人、团体、教学研究出版机构的活动信息，按照时间顺序分类排列，以便来者寻绎其发生、发展、演化的进程，从各种视角层面观察国学是什么,进而理解和把握什么是国学。也就是说，由阅读了解多种文本的整体意趣，体验贯通近人的远近高低各不同，以便揣摩领悟历史上“国学”的庐山真面。尽管这样的理解和把握仍然不免见仁见智，至少有所依据凭借，可以逐渐近真，而不至于强古人以就我。了解了国学的历史，也就认识了历史上的国学。这是能够走近国学的根本途径和理解国学的有效办法。知道历史上的国学究竟是什么,再来谈论什么是国学，才能不落俗套，不逞私臆。

研究名词概念的历史，常常只探渊源，不究流变，以为来龙清楚，即可知去脉。而许多看似弄清了缘起的观念物事，后来却不断发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变化。从这些万千变化中，可以深入一层理解领悟发源的多样性及其影响。用探源所得概念归束后来变化万千的演化，同样是倒装历史，编织谱系。关键是不要用概念来勾连历史，而要研究历史以把握概念。凡是历史上与此概念相关的人事言行，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研究国学的历史，应该尽可能完整地覆盖全时段各层面的所有直接间接相关联的材料与事实。这也就是认识国学的历史与了解历史上的国学相辅相成的关键所在。

具体而言，先行研究的局限亦即可以进一步扩展的空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时段覆盖不足。民国元年至整理国故运动之前的十余年间以及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学的情形，已有的研究涉及不多。尽管进入20世纪30年代，国学已经不如整理国故运动兴盛时那样引人注目，仍有不少国学院系、研究机构和团体继续活动，国学杂志和论著的出版也未稍减。

其二，方面涵盖不够。除了国粹派和整理国故运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国学院、无锡国专等研究机构以及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胡适、钱穆等学人外，还有众多的国学研究组织及社团、长期从事国学教育和著述的学人未经认真研究，即使前人研究较多的人与机构，从国学的角度看也还有未竟之意。尤其是相对忽视主张各异的其他机构、团体和学人与所论主要人物、机构、团体的关系。以国学的理念而论，不仅要将其置于整个学术发展演变的脉络之中，也不能脱离政治社会的变动。单纯用学术思想史的眼光很难将国学问题讨论清楚。

其三，学术上的深入程度有待加强。现在研究近代国学者多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史哲的专门学人，受分科治学的影响制约，对于国学家和国学机构、国学团体方面广泛的学术领域未必熟悉，因此不容易深入准确地把握判断其学术理念与问题。加之当时的国学一般而言尚不重分科，除了各种专门学问之外，有些重大问题涉及分科之上的学术整体，需要有超越专攻的眼界和功力，才能论述得当。例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学势盛的影响下，一些大学的国文学系改名国学系，并相应地对课程体系做出重大改变，读经与反读经的斗争即由此而起。此事涉及中国固有文学观念与近代西式分科下的文学观念的尖锐冲突，后遗症至今仍然严重，不能以中西新旧之分一概而论。关于经学的退出新式教育体系与变相存在，以及说儒、中古思想一大要事因缘等学术论争，更加难以捉摸。

其四，概念不清，以至于边际不明。有的论著所讨论的内容泛及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以此为20世纪以后人们习称的国学，未免混淆了二者的关系，反而使明确标名的国学研究有可能湮没于其他一般中国文化研究之中。当时研究中国文史的中外研究者当中，是否使用国学的名义，存在着严重分歧，并且会影响各自的学术观念和取向。如教会大学的国学研究在西文的语境下往往与中国文化研究相牵混，造成中西文不同语境下理念的差异，这不仅导致这些机构的主办方与主事者容易产生纠纷，也使得参与其中的学术背景各异的中国学人难以合作。

造成上述局限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相关文献的掌握有所欠缺，且未经系统梳理，除了个别机构的探究能够基本网罗各类史料外，大都以手眼所及为据，而做一般性论断。一些议论或结论，或多或少带有盲人摸象的偏蔽。二是研究取向过于受中西新旧观念 的制约。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套用后出外来的概念解读史事本相 和前人本意，必然导致越有条理有系统去事实越远的尴尬。编辑近代国学文献汇编和编纂近代国学编年史，就是为了有针对性地从纵横两方面解决这两大问题，使近代国学研究更上层楼。

本书编撰旨趣

《近代中国国学编年史》,体例为编年体的长编。既有的长编多属两类，一是资料长编，二是仅为谱主的言行录或特定的大事记，这两种类型都存在将长编仅仅作为年谱之类简单放大的局限，为人所诟病。因此，有必要探究一下做好长编的取径与办法。

近年来，中国近现代研究领域越来越多以长编体裁作为独立著述的形式，显现出资料繁多与叙述简要的两难，可是处理若不得法，非但未能显示增加篇幅的意义，反而授人以不知本意别有所图的口实。充分发掘长编的功能，使之不仅起到一般编年体的作用，而且能够脱离初稿的局限，进一步发挥潜在价值，实属必要。因缘陈寅恪等人提倡的以长编考异与域外比较研究相参合之法，以及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之说，取材详备，汇聚异同，事类相从，参考校异，长编即能够兼具整理史料与著史的无二功能，进而摆脱年谱附庸的地位，破茧而出，蜕变成为一种适应材料极大丰富的研究领域，而且能够独立存在的编年体之变相新体。

概言之，长编既要“喜聚异同”,又不能“坐长烦芜”。

长编的价值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为详，所谓详，首先是资料的详尽详备，搜集资料要尽可能“竭泽而渔”,不避繁芜，不溢美，不掩饰，不附会，不趋时，不拘泥于所谓直接间接、一手二手等外型判断，所有类型的史料一律平等，关键看是否相关，相关到何种程度，相关在什么层面。取材不足，则不仅判断难以准确适当，更重要的是史事的许多方面、许多环节若隐若现，无法呈现全貌。甚至由于史料不够，只好阙疑，猜来猜去，不得要领。搜集史料不能带有成见偏见，不能但凭自己的主观认识先验地挑拣，应该有闻必录，至少在搜集材料的阶段必须如此。

近代号称史料大发现的时代，而近代的史料更是层出不穷，或者误解以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又受不读书而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误导，人所常见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人所未见书。编撰长编，应该以发现新材料与贯通新旧材料相辅相成，必须熟悉旧材料，才能发现和应用新材料。要尽可能掌握前人已知，努力发现未知，这是研治近代的一大难题，也是奠定研究坚实基础的必由之路。只有在充分掌握各类资料并且相互贯通的前提下，才能全面如实 地呈现复杂的历史本相和前人本意，避免穿凿附会，各执一偏。

要做到资料详备，必须明确取材的范围，范围不明确，就无法把握材料的边际。按照一般长编的办法，主要局限于谱主的言行，或是主题事件的基本情况，取材范围自然不广。可是，值得做长编的大事要人，往往处于时代的中心位置，具有枢纽性作用，与同时期的其他大事要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以其为纽带，不仅能够串联这一历史时期的大事要人，而且能够通过其与各方关系，深入认识整个社会变动的各时段各层面。加之中国为伦理社会，最重人伦关系，所谓礼制纲纪，即以伦常为根本。相应的处世治学，也极为讲究人脉。生活在关系网之中的中国人的言行，要从各种复杂关系的视角脉络才能考察清楚。

确定取材的范围边际，又有形似而实不同的两种做法，一是以所研究的人事为主线放射扩展，二是将特定人事放在整体脉络的关联之中。前者不过是单向度放大，后者则不仅从中心辐射周围，还 要求从四面反观中心，也就是说，要从围绕其周边的人与事的视角来考察中心人事，尽可能多角度呈现历史的复杂面相，而不仅仅以 主题为轴串联历史。从关联事件的角度考察主题事件的影响作用，才有可能全面观照，让材料得其所哉，并恰如其分地解读相关文本 和行事。

此法的要诀在于拿捏以特定大事要人为枢纽，贯穿近代中国的尺度。既不能局限于主题的言行记录，以免望文生义地解读，或是仅仅从中心物事的角度看待与其有关的一切人事，以偏概全，也不能漫无边际，脱离中枢，变成近代中国的浮泛缩写。应提纲挈领，充分体现中心物事的枢纽性地位作用与前后左右四面看山地观察把握近代中国的大事要人相得益彰，展示长编考异法与比较研究法相辅相成之于近代中国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其次是要尽可能依据各类材料详细地还原事实。史料繁多，应该有所取舍，记载芜杂，必须有所鉴别。取舍不能以自己的见识好恶为准，看懂的部分拿来用，看不懂的则视而不见，形同阉割历史。用材料要尽可能符合其本意，不能任意取舍，更不能断章取义。史学的一大强项即恰当处理材料。一般而言，材料是死的，可是留下材料的人往往会设陷阱布迷局，来者稍有不慎，就会落入彀中。档案里不乏官样文章，日记中不少道听途说，书信间也有虚情假意，尽信任何一种材料都难免偏蔽。只有对材料、史事和前人研究三者深入认识，才能拿捏得当，还原妥帖。

长编依时叙事，自有时间的天然顺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编撰长编只要机械地按照时序排列材料就万事大吉。陈寅恪所论合本子注及长编考异法，其要在于汇聚异同，事类相从，参考校异，极数通变，则万流同归，百虑一致，庶可以辟大通于未寤，阖同异于均致。①这与强调整理史料的方法就是比较不同史料的傅斯年所说旨意相近，傅斯年的总结是：“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②近真与得其头绪，可以说是整理材料编撰长编的不二法则。

史学的本旨在于求真，而求真的基础是还原与重现史事，奇怪的是，不少历史研究者觉得讲清楚事实轻而易举，反而显得立意不高，所以总想超越事实再讲些道理。其实事实极其复杂，讲清楚事实是一 个极难达到的境界，远非一般人以为的那样简单。摆事实讲道理，事 实梳理清晰，道理已在不言中，而要弄清事实，也须依据一定的道理，并体现于讲清事实的过程中，并非套用一些大道理，或离开事实再讲 道理。所以善于治史的事实与道理，应该浑然一体，绝不会皮肉分离。历史为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如何发生，情形怎样，均为实有，不会因 为任何后来因素而改变。但发生过的史事须由当事者的相关记述来探 求，或者分别称之为第一历史和第二历史。照此推衍，依据相关记载 追求史事本相所得著述，实为第三历史。未来如何不敢擅断，至少目前还无法物理性地还原历史的本相，况且即使能够还原，作为观者的身份立场不同，所见也会有时空差异。如此，后人的求真，由于条件的限制，永远不会完全与事实重合，只能通过适当的努力逐渐接近。

所谓真至少有两个层次，即史事本身的真与记述史事的真。史事的真与后人必须根据各种相关记述来还原史事存在矛盾，亲历者关于史事的记述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无论怎样详尽忠实地记述，也不可能完整地覆盖全部史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而且当事者利害各异，立场有别，所记的罗生门现象相当普遍。由此衍生出层累叠加的史书，实事往往无直接证据，可以征实的部分又相对简单，其余只能前后左右地近真。而近真使得一事多解的情形常常发生。历史上所有当事人关于本事的记录，由于角度、关系、层面等客观条件不同，以及利害有别等主观因素，往往异同互见，可是他们如此这般或那般记载本事，除有心作伪之外，同样是真。只不过这样的真在他们有的是眼见为实，有的则是真实心境的映照。

正因为同一事件的参与者身份各异，立场不同，参与的时间、地点、程度、环节千差万别，即使如实记录，也只能反映其亲历或听闻的部分，况且还有影响如实记载的多种因素，有此一说不等于 均如此说，有此一事不等于事即如此，所以必须将事情的全过程各 层面的所有相关记录汇聚比较，参考校异。有鉴于此，长编必须与 考异相辅相成，大体有下列原则和作用：1.前说有误，排比史料可 以纠正至当。2.未有成说，汇聚史料可以立说无碍。3.诸说并立，取比较近真之说，其余存异。4.诸说真伪正误间杂，须相互参证，酌情条贯。5.实事往往无实证，须以实证虚，而不涉附会。各种情 形，或分别，或兼具，当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整理资料不能先入为主，包括依据资料类型进行判断取舍，也只能作为参考，不可过度依赖轻信。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故训，放在类型化资料上同样有效。尤其是不能将他指后认当成预设，看似还原史事，实则编造故事，把呈现历史变成创造历史。应该将所有资料依时序事类相从，不偏不倚，探究事物的发生演化和人物言行的变化。否则以近代史料的繁复，错误的判断可能会导致形成似是而非的历史叙事，而且看似圆满。诸如此类的情形在近代领域所在多有，通行叙述与史事本相相去甚远。所谓治史如老吏断狱，要想完全还原案情，诚非易事。乾嘉考据号称实事求是，信而有征，而实事未必都有实证，有实证的却未必都是实事。只要找到直接证据就可以坐实的考证，多为具体的简单事情。充分汇聚材料，排比梳理比较的结果，剔除各种可能，剩下的最不可能反而能够通贯所有材料和事实。若是先有成见，挑选论据，就很容易误入歧途。

再现史事，要将大量碎片化的材料拼合连缀。史料再充分，相较于事实的复杂多面而言，也不可能完整。因为记录本身就不可能巨细无遗地面面俱到，留存过程又不可避免地有所散佚，所 以治史在努力穷尽史料的前提下，仍然一方面要阙疑，不做过犹 不及的假设求证，另一方面还需必要的判断推论，不能太过拘泥，以求不中不远的大体成形。若是必须完璧才能下结论，势将一事 无成。两者之间如何拿捏得当，需要高明的艺术和高度的自觉。

取材详备之后，考证异同格外重要。一件事情往往有多个记载，有的大同小异，有的同中有异，有的异同参半，有的迥然不同。长编必须用材料说话，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但材料不会自 动说，必须整理者比较考辨，才能在适当的地方说出得体的话。

如果说年谱只要呈现整理材料的结论性意见，长编则应该进而将整理材料不断近真的过程呈现出来，但又并非层层剥笋似的考订。一般而言，任何史料之于本事都有部分的契合，编撰长编若将异 同不一的材料简单排列，一则过于累赘，二则难以鉴别，适当的 做法，应该是通过梳理比较，将各种材料与事实相吻合的部分析 出，然后连缀成文，重现事实全过程和各层面的本相。也就是说，不能快刀斩乱麻地简单处理材料的复杂性真伪，仅仅依据相关因素即断言某种材料或某人记述为可靠，立为确证凭据，而是前后 左右对比所有情节字句，通过梳理整合，剔除不符合整体及联系 的成分，让与整体相吻合的具体片段彼此连缀。梳理材料不仅要 判断真伪，斟酌取舍，合并完全相同的部分，而且要仔细比较细 节的异同，从各种材料中选取各个环节记载最为详细准确的文字，黏合一体，使得事实的全过程和各层面渐次重现。这同时也是将 全部材料去伪存真以及依据材料呈现可还原史事的研治过程，这 是长编成功与否最为细微同时也是最为关键的决定性环节。

史事本相毕竟有迹可循，前人本意则往往没有直接证据，或是虽然有所依据，解读起来却因人而异，如果断章取义，势必会曲解本意。各家关于国学的理念以及讲国学的意趣，便最容易让 来者各取所需，构建自己的观念逻辑，虽有系统，却流于附会。长 编虽然体量较大，容纳资料较多，但也不能全都照录，必须有所取 舍，而能否取舍得当，不能全凭主观，反而要尽量约束主观任意，尽可能全面完整地转达前人的意见。如果但凭己意，选取自以为 重要或是自己看得懂的部分进行拼接展现，而将自认为无关紧要 或看不懂的部分弃而不论，等于是阉割历史。唯有沟通古今中外，因缘观念和事物从无到有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才能理解变幻莫测的前人心意。

比较前后几件相关联的事情，目的是显示彼此联系，以便事类相从。这些联系应该是事实的联系，而不能用后来的观念将前后无关之事强行连成一线。不过，有的事实联系隐而不显，需要在比较中用心揣摩，前后左右移形换位，才能逐渐显现。有的事实联系并非前后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有的联系虽有事实，但是相距时间较长，全部聚合一处，不合长编体例，完全按照时序分述，又显得散乱，难以显现彼此关联。应根据情况，斟酌处理，前后相连的，可以适当合并叙述，间隔较长必须分述的，可以前后略加提示，以示关联。至于涉及多方的相关关系，应予概括的简要说明，避免孤立地抽取出来作为立论的证据。

或者有所疑虑，如此做法，势必篇幅大增，如何能够控制得当，避免冗长累赘。其实，长编当然不能太短太简，否则毫无意义。同时，只要把握长编考异之法的要诀，也不至于失控。首先，长编不是资料长编，取材必须剪裁概括，万不能将长编当作特定人事的资料汇聚，取代全集、资料集，这样反而失去长编应有的功能作用。现有的长编，有的常见资料也全文照录，有的虽然资料珍贵，可是已经另行结集出版，亦无照录的必要。真正考验编者的，反而是剪裁取舍详略得当。其次，长编有特定主题，无论如何伸展，不能脱离主轴，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至于具体如何伸展，伸展到何种程度，仍然取决于和特定主题人事的关联多少大小。如何拿捏得当，既是科学，也是艺术，须反复揣摩，心领神会，很难设定统一有效的标准。

长编若能做到上述程度，即兼具整理史料与著史的无二功能，可以成为独立存在的编年体之变相新体。具体而言，功能之一，可以训练近现代研究者，增强其整体观照和全盘驾驭的能力，推动近现代研究由刀耕火种的粗放开荒走向深耕细作的精细化，使得史料大幅度增加的困扰，变为承接固有良法与域外比较研究相融合的基础，进而成为将前贤治学办法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动力和机缘。

功能之二，大幅度夯实近现代研究的基础，提升研究的平台，减少观念先导举例为证的随心所欲，以及打破原有时空联系的自洽式解读和论述，使得材料回归原有的时空位置，又能够相互连接，由碎立通，从而有效增强近现代研究的学术性。

功能之三，形成检验各种观点主张的尺度准绳。近现代史料繁多，又貌似容易看懂，未经严格训练者不知其难度相应增加，反而随心所欲，断章取义。殊不知其说看似有据，其实根本无法纳入系统梳理过的材料与事实链条之中。长编的大量编撰，虽然不能阻止无知无畏者一往直前，至少能够有效地防止穿凿附会，让信口开河无所遁形，减少以妄言为高论的凿空逞臆，从而改变因史料多史事繁及方法不当所产生的各说各话的乱象，消弭由各执一偏的见仁见智引发的聚讼纷纭。

以上旨趣，参与编撰本书的同人心向往之，至于能否达成，则要看各自的悟性与努力，并有待于识者和时间的检验。

桑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