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星河中，有些名字如流星般划过，虽留下璀璨光芒，却逐渐被岁月的尘埃所掩埋。胡先骕，这位被誉为“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的科学巨匠，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世界知名的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是中国现代植物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一生著述颇丰，出版了《经济植物学》等十几本专著及150篇科学论文；他慧眼如炬，发现并命名了被誉为“植物界活化石”的水杉；他心怀教育，与邹秉文、钱崇澍合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生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学》。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江西先贤，却鲜为人知。当我们与身边的朋友，甚至是大学教授谈及胡先骕时，得到的答案往往是陌生的摇头，这不得不令人感到惋惜与痛心。
一、逐绿之路，谱写植物学传奇速写
在群星闪耀的中国现代植物学领域，胡先骕无疑是最明亮的那一颗。他以非凡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为中国现代植物学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
1917年（民国六年），年仅23岁的胡先骕，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学识，受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这份工作让他得以深入山林，与各种植物亲密接触。在崇山峻岭之间，他仔细观察每一株植物的形态特征，详细记录它们的生长习性，积累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次年7月，胡先骕的职业生涯迎来新的转折，他受聘担任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修科植物学教授。在讲台上，他满怀激情地将自己对植物学的热爱和知识倾囊相授。他的课堂生动有趣，深入浅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植物学人才，为中国植物学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在那个日寇肆虐、遍地烽烟的抗战年代，胡先骕肩负起传承知识与培育人才的重任，前往江西泰和就任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前身）首任校长。
就任中正大学校长的胡先骕个头不高，戴宽边眼镜，蓄仁丹胡须，在任何场合都是着一身深色长袍，如遇庆典则外加黑色马褂，以致其经香港转广州时，曾被边防军疑为日本人而扣留。据中正大学校友黄克敏回忆，胡先骕作学术报告，兼及为人处世，论证翔实，语言生动精辟，备受学生欢迎。特别是在请学者专家作报告，最后校长总结发言时，往往比原报告内容更深入更精彩，对原来内容空泛、条理不清者，加以充实和条理化，使报告更上一个档次，受到学生热烈鼓掌欢迎，使原报告人难免略露羞愧之色。
在任中正大学校长期间，面对重重困难，他毫不退缩，坚守教育阵地。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改善教学条件；精心规划，聘请优秀教师充实师资队伍；用心教导，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学校逐渐发展壮大，为国家培养了众多栋梁之材。
抗战时期的胡先骕先生
1948年，是胡先骕学术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年。这一年，他与国立中央大学森林学系郑万钧教授联合发表了有关裸子植物水杉新种的论文。水杉新种的发现与确认，震惊了世界植物学界。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标志着胡先骕的学术造诣达到了新的高峰，更让中国植物学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同年，凭借在植物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胡先骕入选中央研究院，成为中央研究院首届八十一院士之一，这是对他学术成就的最高认可。
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年会期间，胡先骕（右二）与胡适（中间）等院士留影。
胡先骕（左）与学术之敌、私交好友胡适合影（这张照片中的胡先骕在很长时间内被人误认作陈独秀）
1948年10月4日，时任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简称静生所）所长的胡先骕致函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作该所的南迁准备。
是年秋，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与胡先骕接触，希望他留在大陆。据静生所绘图员冯澄如之子冯钟骥回忆，当时出面的是地下党城工部学委书记杨伯箴和中学委书记李霄路。
胡先骕选择了留下。
新中国成立后，胡先骕担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开启了科研生涯的新篇章。
1951年，他根据对近代植物形态学、解剖学和分类学的深入研究，大胆创新，创建了多元植物分类'系统，提 出著名的被子植物出自多元的分类学系统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为植物分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向。此后，他笔耕不辍，先后编写了《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中国植物分类学》《经济植物学》等著作。这些著作内容丰富、系统全面，成为植物学领域的经典教材，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植物学研究者。
胡先骕先生
二、留学求知，怀揣科学救国梦
1894年4月20日，胡先骕出生于江西新建县一个官宦世家，其父胡承弼曾任内阁中书，家族世代为官，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自幼，他便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接受良好的教育，熟读经史子集，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然而，时代的浪潮汹涌澎湃，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如同一盏明灯，吸引着这位有志青年。1912年，十八岁的胡先骕以江西全省笔试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得公费留学生资格，他毅然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专攻植物学和农业学。
1912年江西省公派赴美留学生合影（胡先骕，第一排左二）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期间留影的少年胡先骕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同会合影。胡先骕（第二排右一），坐者为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
在异国他乡的求学岁月里，胡先骕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他每天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深入研究植物学的各个领域。他不仅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还亲眼目睹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巨大优势。这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科学才能拯救落后的祖国，更加坚定了他用科学救国的决心。1916年，他获得科学学士学位后，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回国的旅程，渴望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祖国的建设中。
1916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植物学士学位的胡先骕
三、奠基植物学，开拓教育科研新篇
回国后的胡先骕，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植物学事业的开创与发展中。1918年，他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请，担任该校农科教授，从此开启了他在中国植物学教育领域的征程。在教学过程中，他敏锐地发现国内缺乏系统的植物学教材，于是，他与钱崇澍、邹秉文合编了我国第一部中文《高等植物学》。这部教材的问世，填补了国内植物学教育的空白，它内容详实、条理清晰，为培养中国本土的植物学人才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源泉，成为国内各大学生物系的主要教材，影响深远。
1921年，胡先骕与动物学家秉志共同创办了中国国立大学的第一个生物学系——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在这个全新的平台上，他们精心制定教学计划，积极开展教学改革，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生物学人才。他们的努力为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此后，胡先骕又陆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任教。他治学严谨，教学有方，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许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植物学界的中坚力量。
在植物学研究方面，胡先骕同样成果卓著。1922年，他与秉志等人共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分设动物部和植物部，他担任植物部主任。在这里，他带领团队开展了大量的植物分类研究工作，制定了规范的研究流程和标准，为中国植物学研究的规范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基础。1928年，他又与秉志在北平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植物标本采集和调查工作，足迹遍布中国各地。在胡先骕的领导下，调查所收集了大量珍贵的植物标本，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胡先骕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期间书信手迹
胡先骕还是第一个命名植物新属和新科的中国植物学家。1928年，他发现并命名了中国特有的植物新属——秤锤树属，这一发现引起了国际植物学界的广泛关注。1934年，他又建立了新科——鞘柄木科，再次展现了他在植物分类学领域的深厚造诣。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植物志属》，首次系统梳理了中国的植物谱系，为后续几十年的中国植物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秤锤树
四、创建机构，推动植物学蓬勃发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植物学的发展，胡先骕积极倡导并参与创建了多个重要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1933年，他与李继侗、张景钺、钱崇澍、陈焕镛、陈嵘等19名植物学家共同倡议，在四川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了中国植物学会。学会的成立，为中国植物学家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大家在这里分享研究成果，探讨学术问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植物学研究的学术氛围和团队合作精神。胡先骕担任《中国植物学杂志》（季刊）总编辑一职，他严格把关每一篇论文，积极推动中国植物学研究成果的发表与传播，提升了中国植物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934年，胡先骕在江西创建了庐山森林植物园，这是我国第一个用于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大型正规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的建立，不仅为植物的引种驯化、分类研究提供了重要基地，还成为了培养植物学人才的摇篮。在这里，胡先骕带领团队开展了大量的植物引种和研究工作，收集了众多国内外的珍稀植物，为保护和研究植物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庐山植物园
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胡先骕派俞德浚会同蔡希陶在云南昆明创办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尽管当时条件艰苦，但他克服重重困难，为研究所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该研究所的成立，为中国西南地区丰富的植物资源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植物分类、植物区系、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五、惊世发现，水杉闪耀世界舞台
胡先骕最为世人所熟知的贡献，当属对“植物界的活化石”水杉的发现与鉴定。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全球各地陆续发现了水杉属的化石，但始终未发现活体水杉，科学界普遍认为水杉在地球上已灭绝多年。
1941年，中国植物学者干铎在四川省万县磨刀溪镇（现属湖北省利川市）首次遇到了一种当地人称为“水桫”的植物，因其独特的形态引起了他的好奇，于是委托好友王战前往采集该物种的标本。1943年，王战正式采集到水杉标本，但干铎和王战都未认出这种植物，便将标本交由郑万钧教授鉴定。1946年，郑万钧派中央大学森林系研究生薛纪如两次前往谋道溪采集水杉的模式标本，并将一份标本寄交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教授胡先骕，请他查阅文献。
胡先骕接到标本后，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迅速展开研究。他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日夜查阅。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查到了日本学者三木茂根据植物化石在日本植物学杂志上发表的水杉属植物，发现其描述与郑万钧寄来的标本形体十分相似。经过仔细的比对和研究，胡先骕推测这份植物标本属于水杉属的一种。1948年，胡先骕与郑万钧联名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一文，正式为水杉定名。
植物界的活化石——水杉
植物界的活化石——水杉
这一发现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轰动了世界植物学界。水杉的发现，不仅为研究植物进化提供了珍贵的“活化石”证据，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植物学在国际上的地位。此后，水杉成为了植物学界研究的热点，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六、晚年坚守，传承科学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胡先骕继续担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植物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中。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了多次批斗和查抄等不公正待遇。面对困境，他没有抱怨，没有放弃，始终坚守着对植物学的热爱和追求。
文革时期的胡先骕在家中留影
在艰难的环境下，胡先骕依然坚持撰写学术著作。他的《植物分类学简编》等著作，系统地阐述了植物分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同时，他还积极培养年轻一代的植物学人才，即使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中，他也会耐心地为学生答疑解惑，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1968年7月16日，胡先骕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终年74岁。他的离去，是中国植物学界的巨大损失。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学术成果，却如同璀璨的星辰，永远照亮着中国植物学发展的道路。
胡先骕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现代植物学奋斗的一生。他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坚定的爱国情怀，成为了中国植物学界的一面旗帜。他创建的多个第一，为中国植物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水杉的发现，更是让世界对中国植物学刮目相看。如今，当我们漫步在植物园中，欣赏着各种珍稀植物时，不应忘记胡先骕先生为中国植物学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他的故事，将永远铭刻在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工作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