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 年，中国爆发了一次可能危及全世界的大鼠疫，最严重的疫区就是黑龙江的哈尔滨，人称哈尔滨大鼠疫。
1911年是大清宣统三年，第二年的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中华民国开始。也就是说，再过一年大清就要灭亡了。
可就在这样的局势下，晚清政府居然用了3个月时间，把可能传染到全球的大鼠疫控制住了，以至于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说，是清政府挽救了全世界。这在当时确实堪称奇迹。
我们今天出门戴的口罩，就是1911年哈尔滨大鼠疫期间发明的。过去的老式口罩就是一层纱布，哈尔滨大鼠疫期间将一层纱布改成了三层，两层纱布中间夹一层药棉花，这种口罩就是“伍式口罩”。
当时为了控制疫情，还大规模地采用了隔离的方法，确定这种传染病通过飞沫传播，也就是能在空气中传播。这些认识与措施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
此后世界上再遇到瘟疫疫情，基本都沿用这套办法。可以说，哈尔滨大鼠疫在世界防疫史上有着开天辟地的贡献。
但是，这场瘟疫的源头其实并非中国，而是我们的邻国俄罗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沙皇俄国在西伯利亚开发矿产，由于本土人口不足，便从中国招募了大量劳工。
山东、河北、东三省的劳动者纷纷从满洲里出境，沿着中东铁路前往西伯利亚矿区谋生。这些劳工背井离乡，只为在异国挣一口饭吃，却没料到一场灾难正悄然逼近。1910年10月，西伯利亚矿区便爆发了鼠疫。
说起鼠疫，很多人会想到欧洲的黑死病，认为是老鼠携带病菌，经跳蚤叮咬传给人类。但此次疫情不同，病原体来自草原上的啮齿类动物旱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土拨鼠。
疫情发生后，沙皇俄国的应对极其不负责任。他们像后来隐瞒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一样封锁消息，烧毁疫区房屋掩盖痕迹，把感染了鼠疫的劳工统统撵走。而这些被撵走的劳工顺着中东铁路返回中国，就这样把病毒带回了中国。
1910年10月25日，两名感染鼠疫的中国劳工抵达满洲里，住进了当地一家小旅店。当时的旅店条件极差，他们挤在一间四张床的窄屋里，两人占了两张床，另外两张床住着做小买卖的路人，四个人挤得密不透风。
第二天，这两名劳工就出现了咳嗽、发烧的症状，当晚开始大口吐血，到第三天下午便气绝身亡。更可怕的是，同屋的另外两人当晚也出现了同样症状，第二天也相继死去。
但是这个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人说是邪祟附体，有人说是恶鬼上身，没人意识到这是一场瘟疫。
很快疫情顺着中东铁路快速扩散，11月初，扎兰屯、齐齐哈尔相继出现病例；11月8日，哈尔滨出现首例死亡病例；到11月下旬，哈尔滨就已经成了大灾区，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于鼠疫。后来，随着劳工南下北上，疫情又蔓延至长春、奉天等地。
这时，外国人们先着急了，当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年代，在中国的外国人遍布各行各业。办公事的外交官、做买卖的商人、传教的教士、探险的旅行者，甚至还有地痞流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这些外国人一旦染病归国，疫情将顺着他们的足迹席卷全球，后果不堪设想。
疫情危急时刻，在东北势力最大的日本和俄国趁机向清廷提出“接管防疫权”。他们名义上是“保护本国侨民”，实则另有所图。
防疫权背后藏着巨大的行政权力。说封城就能封城，说断路就能断路，说不让人流动就能限制行动。这样的权力一旦交出，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将进一步丧失，后果不堪设想。
摇摇欲坠的清廷不愿退让。尽管帝国已千疮百孔，但在主权问题上，载沣与隆裕太后咬着牙站了出来，向世界承诺：“这事我们能扛，我们可以把疫情控制住。”
当时在朝廷里，李鸿章等老臣已经离世，重臣如袁世凯、那桐等人虽在其位，但防疫并非专长。这时候，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站了出来。
施肇基是个有见识的海归，在美国读过博士，常年与老外打交道，时任外务部右丞（相当于现在外交部副部长）。他向摄政王载沣举荐了一个人：“我推荐伍连德，除他之外，我想不出第二个人能担此重任。”
伍连德是谁？他时年31岁，祖籍广东，出生在马来西亚，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当时受袁世凯委派，担任天津陆军医堂副监督（相当于副校长）。
伍连德接下任务之后，向清政府提出一个条件：“去东三省防疫可以，救死扶伤是大夫的本分，但防疫是头等大事，我必须拥有全权处置权，凡事得听我的，否则办不成事。”
载沣此时展现了难得的决断力。他给东三省总督下了严旨：“遇事必须与伍连德商量，全力配合。” 就这样，伍连德出任东三省总防疫官，带着清廷的信任与压力，奔赴哈尔滨疫区。
那时的清廷，平日里养着一群只会 “善呼万岁、吹捧皇上” 的贵族奴才，真到有事时，还是得靠伍连德这样的人才。正如老话所说：“奴才好用不管用，人才管用不好用”，危难时刻，管用的人才终于站了出来。
伍连德抵达哈尔滨后，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发紧。鼠疫已闹得沸沸扬扬，可人们的防疫意识极差。一早的菜市场依旧人挤人，毫无防护；家里有人死于鼠疫，就随意抬到乱坟岗丢弃，根本不担心病毒扩散。
当地虽有西医参与防疫，还有俄国、日本的医生帮忙，可这些人也没把疫情当回事，有的连单层纱布口罩都懒得戴。
更关键的是，伍连德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传统认知里，鼠疫是老鼠携带病菌，经跳蚤叮咬传给人类。可11月底的哈尔滨早已天寒地冻，跳蚤在这样的低温下根本无法存活。
按常理，疫情该缓解才对，可实际情况却是每日死亡人数不断上升。这说明，此次鼠疫与以往的黑死病大不相同。
要弄清病因，必须解剖尸体。可在当时的大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死者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解剖尸体被视为 “大逆不道”。
伍连德四处寻找机会，终于发现一名在哈尔滨开旅馆的日本女性（与中国人通婚）死于鼠疫。当时日本人对解刨这个事不是很在乎，伍连德最终通过多方协调，秘密对这具遗体进行了解剖。
结果，解剖结果震惊了他。这不是以往的腺鼠疫，而是肺鼠疫！这种鼠疫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飞沫传播。简单说，咳嗽一声、打个喷嚏，病毒就能传给身边的人，比腺鼠疫更具传染性，也更凶险。
伍连德当即提出“飞沫传播”的结论，主张必须严格隔离。可这一结论遭到了法国大夫梅斯尼的质疑。梅斯尼是传统派医生，认为“哪有鼠疫能通过咳嗽、打喷嚏传播的？简直是胡说八道”。
他不仅叫停了伍连德的隔离措施，还亲自跑到医院，不戴口罩就直接接触患者，态度十分托大。结果没几天，梅斯尼就染上鼠疫，死在了哈尔滨。
这一悲剧让清廷彻底醒悟，载沣下旨：“一切听伍连德的！” 伍连德终于获得了全权处置的最高权力。
随后，伍连德推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防疫举措。
伍连德从长春调来2000多名士兵，将整个哈尔滨划分为多个区域，每个区域都建立不同性质的病房：重症患者病房、轻症患者病房，还有专门收治“疑似病例”的病房。
“疑似病例”这个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正是伍连德首创。他把那些可能感染、也可能未感染的人单独隔离，防止病毒扩散。当时哈尔滨没有足够的隔离场所，伍连德就想出了个办法：借用节火车车厢作为临时隔离点，既安全又便于管理。
既然是飞沫传播，防护至关重要。伍连德发明了一种简易口罩：用两层纱布，中间夹一块药棉花，既能阻隔飞沫，又成本低廉、容易制作。这种口罩后来被称为“伍式口罩”，成为全球首个现代防疫口罩。
当时眼看到了春节，“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哈尔滨的劳工大多来自山东、河北，都想着闯关东挣了钱，回老家过年。可一旦这些人带着病毒出关，疫情就会蔓延到关内，全中国都可能遭殃。伍连德当机立断，必须阻断交通。
他立刻与俄国人、日本人协商。北满铁路是俄国势力范围，南满铁路是日本势力范围，只有让他们配合停驶，才能切断传播链。最终，日俄同意暂停铁路运营。
但还有一个问题，已经在南下路上的人怎么办？伍连德决定在山海关设卡，所有往关内走的人，必须在山海关隔离5到7天，确认体温正常、不咳嗽、彻底健康后才能放行。
连溥仪的老师、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当时正在东北视察，回京复命时也在山海关被隔离了五天。这足以看出伍连德当时的绝对权威。
然而，严格的隔离措施推行一个月后，到了1911 年1月，哈尔滨天寒地冻，疫情却仍未消减，每天死亡人数依然很多。伍连德心里犯了嘀咕：问题出在哪？他四处巡查，最后把目光投向了乱坟岗。
到了乱坟岗一看，伍连德一拍大腿：“坏了！” 只见那里堆满了遗体，有的装在棺材里，却因为冻土坚硬，根本挖不动坑掩埋；有的是穷人家的亲人，没钱买棺材，就直接扔在雪地里，遗体暴露在寒风中。
更让人心酸的是，有些遗体竟是坐着的、佝偻着的。原来这些人染上鼠疫还没断气，家里人怕被传染，就直接抬到乱坟岗丢弃，他们在严寒中挣扎取暖，最后冻成了这样的姿势。
伍连德瞬间明白了：这乱坟岗就是一个储存鼠疫病毒的“大冰柜”！天寒地冻，病毒不会自然消亡，野狗、耗子啃食遗体后，再与人接触，病毒就会再次传播。不处理这些遗体，防疫措施再严也没用。
这些尸体怎么处理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火烧。可在1911年的中国，火葬是难以想象的。“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观念刻在骨子里，把亲人遗体烧了，简直是大逆不道。
疫区的老百姓一听就炸了：“凭什么烧我们家人？这是要造反啊！” 伍连德只好上报清廷，结果外务部部长（当时刚因辛丑条约去日本道歉，一肚子火气）直接大骂他：“你这是毁老祖宗规矩，祸国殃民！”
就在僵持不下时，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展现了难得的远见。他们商量后认为：“伍连德是专业人才，我们既然把权力授给他，就该尊重知识、尊重科学，他这么说一定有道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911年1月30日，那天正是大年三十，一道圣旨送到哈尔滨：“准伍连德所请，可焚尸防疫。”
伍连德立刻组织人手，用炸药炸开冻土，挖了大坑，将遗体分成20多组，浇上煤油，点火焚烧。不少死者家属在现场看着熊熊烈火，眼睛直勾勾的，呆呆发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火葬，开天辟地。
遗体火化后，疫情迅速出现转机。1911年2月20日，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开始下降，迎来了关键拐点；到 3月1日，死亡人数降至零，且之后连续多日保持零死亡。哈尔滨终于在这场鼠疫中宣告胜利，疫情被彻底控制住了。
而沙皇俄国看到中国的做法后，也赶紧在西伯利亚效仿，不仅焚烧新的遗体，甚至把已经掩埋的遗体挖出来烧掉，生怕病毒再扩散。
疫情平息后，伍连德没有离开哈尔滨。他预言：“鼠疫一定会反扑，万不可小视。” 果然，1917 年、1920 年，东北又两次爆发鼠疫，但此时伍连德已打造出一套完善的防疫系统，疫情很快被控制，死亡人数大幅减少。
他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成为首位获此提名的华人，尽管最终未获奖，但世界医学界都公认他的卓越贡献。
伍连德发明的“伍式口罩”至今仍是防疫必备；他开创的分级隔离、交通检疫、疑似病例管控等措施，成为全球防疫的标准操作；他还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最早创办人，北京大学医学院、北大人民医院的创始人，更是《中华医学杂志》的创刊者。
这位祖籍广东、生于马来西亚的医者，为中国现代医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晚年他返回马来西亚，在当地开设诊所，继续救死扶伤，直至1960年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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