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发表前了讨论抗战中外援作用的文章，一位读者留言“我第一次对你感到恶心”，取消关注的读者也有好几百，收到了200多条留言，基本都是持反对意见，揶揄的、破口大骂的也非常多。
由此，笔者想说的是，抗战中的一系列争议性或敏感问题，其实都是跟意识形态站队相关的，因为当下的世界、当下的中国，就是二战前后多方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角逐的结果，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你往往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选择性接受相对应的史料，来印证你的判断，况且抗战史料太多了，大家都可以从中找到丰富的、自己乐意看到的信息，来给自己的认知打圆场。
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极容易得罪人，推论结果总会要打破一部分人价值观层面的舒适区，我想有读者说我的文章“恶心”，大致于出于此逻辑推论——大家讨论几乎所有的关键的现代史问题，往往都是价值观高于历史事实。
严肃的历史研究，既不能取悦于权力的需要，也不能取悦于大众意识形态好恶的需要，前几天还有读者留言说“你脑子抽风了，来讨论这种几面不讨好的问题”，笔者认为学术本来就不是用来取悦大众情绪的，历史研究的本质使命之一就是发掘更多的史料，呈现一个更接近与当时情况的历史场景。
本文继续讨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各自历史角色的问题，不周之处继续欢迎读者批评，不过，希望诸位能够用有力的史料来指出本文的不足，而不是情绪上的攻击。
一、正面战场最起码在全面抗战多数时间（1937年到1944年），发挥了抗战主力军的作用，贡献了多数战争资源、做出了主要的牺牲
根据中华民国行政院1947年2月发布的《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从1937年到1945年8年的全面抗战中，国民革命军牺牲132.8万人，另外有42.3万人病故，13.01万人失踪，共损失超过188万人。另据中共一方在战后发布的《抗日战争八年敌我兵力损失统计》，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人员损失共牺牲160603人，失踪87208人，被俘或病故45989人，共损失超过29万人，国军损失远远大于共产党抗日武装。
在战绩方面，国军曾先后组织了22场大规模的会战，发生了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役3万余次，根据何应钦所著《八年全面抗战之经过》，国军共击毙日军483708人，这大致与战后日本厚生省的统计类似。关于共产党领导抗战武装击毙日军数量，官方统计只有共“歼灭日军52余万”的笼统说法，歼灭中包括受伤、俘虏和死亡，俘虏极少可以忽略不计，依据战场负伤和死亡比1:3的惯例，中共军队约击毙10—15万日军（过去有谣言说整个抗战，中共才击毙了851名日军，这完全是背离历史真相的）。另外，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钳制了大多数伪军，8年抗战中共消灭118万伪军，当然其中绝大多数应该不是击毙，而是打散、俘虏复员或反正。从总体看，国军的战斗成绩也大大高于中共抗日武装。
（美军摄影师
Syd Greenberg镜头下的国军战士）
在财政上，国民政府承担了绝大多数战争支出，战争期间的直接或间接开支是400亿美元，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数倍。开战后，在绝大多数税源（关税、统税和盐税）丧失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通过改革税制、发行公债、在海外华侨中募捐等措施，保障了能够维持最基本的军费开支，使得全民族的抵抗能在1942年之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进行下去。
国民政府的财政拨款在抗战初期也是支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最重要经济支柱。比如根据中共西北财经办事处公布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陕甘宁根据地共获得国民政府拨款1640余万元，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0%以上；另外，仅从1937年8至1939年11月，国民政府直接拨付八路军子弹约1000万发，手榴弹15.3万颗，各类炮弹1.6万发。
此外还不容忽视的是，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实行了正确的外交决策，它在初期坚持抗战，决不做丧权辱国的媾和、苦撑待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与英美结成统一战线，获得了大量援助（根据笔者上篇文章的研究，一共21.3亿美元），这都使得抗战能够基本实现中华民族所期待的结果，并为战后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打下了基础。
二、抗战后期正面战场地位大幅下降，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主从关系发生本质变化
但是如实来讲，正面战场的地位也是在变动的，它越往后的表现越差，地位越下降。全面抗战八年，国军的规模从170余万增加到590余万，随着美援的到来，武器也有所改善，但是其军事能力却没有显著提升，甚至1944年至1945年的表现还不如抗战初期和中期，接连出现大溃败。
具体来说，1943年之前，日军只能占领华北和长江下游沿线，河南、江西、浙江、福建大部，湖南、广西的几乎全部都是归国民政府控制，日军仅能占领这些省份的少数交通枢纽，力量很小。但是抗战最后两年，上述六省多数国土沦陷，仅1944年，国军就丢掉了郑州、洛阳、长沙、福州、柳州、桂林等大城市，新沦陷区人口达6000万左右，直到1945年6月日军仍旧有能力对国军发动进攻并且占领新的城市（上半年沦陷城市有赣州、永州、襄阳、南阳等）。
（豫湘桂溃败后，日军占领区范围，河南中西部及武汉以南都是这次会战丧失的土地）
1943年以后，全球抗击法西斯战场已经进入反攻阶段，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也开始进入反攻，反倒国军丢失的土地并不比战争开始阶段少，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是二战后期，盟军抵抗力量中唯一继续出现溃败的战场。
同样到抗战末期，在抗战的旧战场（相持阶段以前的沦陷区）的大部，即河北、察哈尔、山西、山东、河南、安徽和江苏江北部分，国军不是被消灭，就是投敌或撤退，上述七省国民党军队数量存留不超过40万，并且战斗力都较弱，尤其是山东、河北两省国军数量几乎清零，在上述七省八路军、新四军数量远远超过国民党，成为这些地方的抗日主力。
在整个中国战场上看，抗战后期国军主要在两湖、两广、江西战场与华中华南日军作战，直接对抗或牵制人数约40万人，中共敌后根据地直接抗击或牵制大致近55万-60万日本驻军（冀察晋鲁豫派遣军32.8万，包绥约3万，苏皖派遣军18.1万，以及沪浙闽派遣军16.5万的一部分），中共直接抗击日军数量已经超越国民党。另外中共还牵制了绝大多数的伪军，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前中国内地伪军兵力高达110万余人，除了广东方面约5万人外，其他伪军基本都位于中共武装活跃的地区。
（抗战后期的敌后根据地分布）
在歼敌成果上，1943年6月至战争结束，中共敌后战场毙伤15万日军、22万伪军，俘虏或促使伪军反正超过26万，而国民党歼灭大概20-25万左右日军，伪军几乎忽略不计，综合看敌后战场战绩大于正面战场，并且这时候共产党抗日武装数量远不及国民党，到抗战结束八路军、新四军数量加起来只有国军五分之一左右，从单位贡献值上，敌后战场更是远远高于正面战场。
所以，1944年是个正面战争和敌后战场军事意义此消彼长的一个剧烈分界点，这也是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由来。随着中共抗日武装地位的骤然上升，共产党开始谋求从一个参政党向执政党转变了。
三、国民政府的战争动员模式和抗战路线，注定国军只可以低效的牺牲和动员机制消耗住日军，但是指望它领导人民获得抗战胜利是几乎不可能的
国民党为什么表现如此不堪呢？笔者认为首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急剧腐化。这些年很多人歌颂蒋介石多么仁慈民主，但是丝毫不能改变他的本质是一个独裁者的事实，他梦寐以求想让国民党或他的小集团做到权力、军事、经济资源三位一体垄断，但是抗战前他无法做到，战时体制下的集权反倒为国民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所以，抗战后国民政府一面是殊死抵抗，另一方面也在加紧推行经济管制政策，压制民间工商业力量，控制全国最优质经济资源，建立起庞大的官营经济体系、大致而言，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工业中国有经济比重为12%，到1944年上升到70%左右，资源委员会主导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国资体系。另外，为了支援战争，政府大肆增加天赋和商业流通领域征税，以及发行公债。
这样国民政府的权力急剧膨胀，手中掌握的资源也急剧膨胀，由此带来中上层官僚阶层的迅速腐败，达官贵人非但没有因为抗战降低生活水平，反而发了战争财，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种治理方式，搞得国统区经济活力大大受损，加上通货膨胀，到抗战末期已经是民生凋敝、怨声载道，经济资源面临枯竭。
另外，国民党各战区多数军队与当地政府和百姓关系都很差，汲取本地资源做支持的能力极差。比如汤恩伯统辖下的河南，民谣有“水旱蝗汤”是中原四大害之说，汤部先是掘黄河花园口大堤，淹死百姓89万人，继而1942年大饥荒任凭老百姓饿殍遍地，也不开仓济民。所以，1944年汤部被日军袭击溃败时，非但没有老百姓同情，反而 “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汤恩伯的《会战之检讨》）。国军为了补充兵源，采用最拙劣的抓壮丁行使，根据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给国民政府的报告，抗战爆发后共征壮丁1100万人，但是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到500万人，多数路上逃跑或没有抵达战场就病故。
实事求是地讲，国军只可以低效的牺牲和动员机制消耗住日军，但是它奉行的是一种伤害整个社会长期抵抗能力的战争动员模式，指望它领导人民获得抗战胜利是几乎不可能的。抗战末期，国民政府的财力、兵力动员已经达到极限，仍旧不能在战场上有转折，反而仍被山穷水尽的日本人占尽便宜——正面战场进行的是一场很悲壮、很英雄，但是看不到胜利的希望的战争，尽管国军曾经打过几个漂亮战役。
四、敌后战场在战争早期是辅助角色，但是越到后来越关键，中共逐渐形成当时亚洲社会最出色的战争动员能力和战略管理能力，可以让社会发挥超潜能，只有中共抗战路线才能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
1937年八路军仅有4.5万人，新四军仅有1.03万人，这时候单从人数上讲，中共抗战武装尚不及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军阀（像川军刘湘部有10万多，桂系有30多万），只能配合正面战场做一些牵制作用。不过到1940年，八路军数量已经超过40万、新四军超过10万，这一年中共抗日武装毙伤日军6.4万人，伪军2.3万人，已经具备对日军发动较大规模游击战的能力了。
共产党能够发展壮大，根本上在于，它实行了一个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和社会治理动员模式：
国民党大规模征收田赋来增加财政，共产党减租减息，让农民休养生息，这改善了农村生产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国民党实现国有化、统制经济，共产党减轻工商业税收，鼓励民营工商业发展，像陕甘宁根据地商户数量增加了三倍多，笔者去年曾经考察陕甘宁、晋绥等根据地遗址，资料都显示抗战中根据地经济非但没有凋敝，反而发展了很多；
国民党搞一党专制，共产党在根据地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国民党害怕发动民间力量抗战，共产党则认为兵民是胜利之本，依靠群众动员组织，青壮年劳动力自发参军抗日。
所以，共产党虽然力量弱小，但是它的民主抗战路线、信任人民的抗战路线是最大限度可以进行社会动员，并且不断增加自身抵抗力量和资源支撑的一种模式，注定了它可以支撑持久战，并且越打越威武。
中共在抗战初的虽然军人不多，都是经历了反围剿、长征、东征、西征等战斗，千锤百炼后剩下的，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坚定斗志的领导型人才，此外共产党还吸纳了近十万青年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名校学生，这些人也都是当时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使得共产党起初虽然人少，但是能力都特别强。
像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的时候不过7000余人，但是几十个人就可以统合领导一个县的抗日武装，1000人就可以对一个专区行署范围内的民众进行总动员，开辟出一片根据地，到抗战结束后一一五师东进部队已经成功孵化出有27万正规军和50万民兵的超大规模军事集团了。
因此，放在整个东亚来看，中共是当之无愧最具有组织动员能力的一个政治集团，不仅秒杀国民党、各色伪政权，也比日本的动员组织能力强，只要给于时间，一定会积蓄出惊人的爆发力量。就像微软、苹果、腾讯、比亚迪这种具有极先进商业能力的企业，一旦渡过初创艰难期，一定会出现市场规模的暴增。
五、中共抗日武装军事能力在1943年后指数级增长，逐渐开始具有大规模作战和夺取城市的能力，此后的三年内战和朝鲜战争进一步体现了共产党组织模式和军队的惊人潜力
尽管1941年至1942年的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给八路军、新四军带来很大损失，但是他们的战力在1943年迅速就恢复起来了，并开始蚕食日军占领土地了。以笔者家乡山东为例，1943年初，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成功攻克郯城县城，这标志着八路军不再是小规模游击，而是开始有进攻夺取县一级城市的能力，这次阅兵“郯城战斗模范连”旗帜能够登上阅兵战旗方队，就是在于它的军事划时代意义。
1944年山东敌后战场进一步反攻，到年底根据地面积已经增加到7万平方公里左右，控制人口近1500万，以及占领了30多座县城，到日军投降，山东根据地面积达到12.5万平方公里，控制了80多座县城，人口2800多万，也就是说控制了山东80%的土地、80%的人口和80%的县城，共产党抗日武装在人数上已经远远超过日军和伪军了，可以进行大规模正面战争了。
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在1944年之后也都进行了反攻。比如1944年，晋察冀的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3.8万余人，俘日伪军3.5万人，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余万，收复国土6万余平方公里；1945年上半年，又收复县城15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扩大解放区面积13.5万余平方公里，并且开始具有进攻张家口、石家庄这种大城市的能力。
（山东根据地的快速扩展，上图为1942年面积，只占少部分区域，不过到1945年已经基本控制山东全境）
中共抗日武装的战损率也在迅速下降。根据八路军与日伪军作战统计，抗战第二年头（1938年6月至1939年5月），八路军以伤亡4.6万人为代价，毙伤日伪军4.6万（其中日军3.1万、伪军1.5万），不过到了抗战的第八个年头，以死伤3.65万人为代价，毙伤日伪军11.4万（其中日军4.78万，伪军6.65万），即便是只考虑日军的死伤数，也在八路军之上。而整个抗战期间国军死亡人数也应该是日军的3-4倍，二战末期，在东方战场上对日军的杀伤力排名，八路军应该是已经仅次于美军了，当然这跟仍旧是小规模袭击战为主有关。
不过我们通过解放军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以及抗美援朝中的战斗力提升表现也可以看出，中共正在逐渐形成大规模作战和夺取城市的能力，我们设想1945年没有原子弹、没有苏联红军进攻关东军，中共抗日武装也可以在未来三年增长到至少200万，用5—10年也可以将日军完全驱逐出华北、华中，最后逐渐蚕食到关外，重新点燃东北的抗日力量。
六、几点讨论
综上论述，我们可以这样分析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1.正面战场在1937年至1944年是主力战场，越是时间靠前，正面战场的重要性越大，中国能够挺过孤立无援的最艰难阶段，依赖国军的浴血奋战，1937年、1938年、1940年三个年份尤其惨烈，分别伤亡34.9万、73.5万和67.3万人，如果没有这些牺牲，中国战线就要崩溃，中国就要亡国。
2.但是随着中共力量的积蓄以及正面战场的不断溃败，到1943年之后，敌后战场的地位骤然上升，成为主战场是必然趋势，只不过1945年日军的骤然投降，没有让中共的军事潜力在抗日战争中充分显露出来。
3.总体来说，在中国抗战大局中，国民党承担了牺牲的主体，它付出了巨大多数，但是国民党的腐败体制决定了它无法带领人民取得抗战的胜利，它只能是一个悲壮的“战争耗材”，共产党则发挥了经济学上的边际变量效应，最终能改变中国抗战命运的在于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增长程度。
4.共产党的发展，依赖国民党提供的财政支持和早中期抗击了多数日军，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是密不可分的两方面，都有各自不可或缺的价值。为了肯定正面战场，而去故意贬低敌后战场，为了肯定敌后战场，去故意贬低负面战场，都是对历史的极大不尊重。
5. 很多人说共产党只顾自己发展、不抗日，笔者根据所了解的长辈在山东根据地抗战的经历，并不同意这个看法。能够组织建立根据地，把大多数老百姓争取到抗日政权下面，这本身就是对敌人的沉重打击，如果没有敌后根据地，日本完全可以利用华北丰富的煤铁资源，把华北建成伪满洲那样的“以战养战”的重工业基地，那样中国翻身机会就很渺茫了。敌后武装也无事不刻在抗日，只不过是避免大规模硬碰，用拔据点、袭岗哨的方式逐渐消解日军的力量。
6.1946-1949年的内战其实是抗战两种战争模式和战争能力的延续，国民党虽然表面上成为抗战的胜利者，其实它的抗战模式严重损伤了国统区经济能力和统治合法性，为失败埋下了伏笔，解放战争后期国统区经济的崩溃和国民军事土崩瓦解，其实是“抗战综合症”的总爆发，只不过1945年至1946年的大规模美援延迟了这个过程。
总之，如果非要比抗战中谁的牺牲大、付出多，那肯定是正面战场，如果非要说哪个战争模式最终能让中国最终取得抗战胜利，那肯定是共产党的敌后战场。中共作为一种全新模式的组织力量（意识形态宣传、军事组织和社会治理），到了1943年-1944年就成为亚洲最有前途和战斗力的政治角色了，国民党、日本人终将都不是它的对手，它是最终决定中国抗日战场结果的力量。虽然这只是假设，不过也可以通过后来的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的结果得到验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