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大事，有几位高级干部被开除党籍，也有一部分后起之秀再度提升。时任总长的黄上将就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政治地位更上一步。
但没想到的是，他才刚刚高升就对德高望重的徐向前元帅“开炮”，他翻出了往事，竟质问道：你当年肯定被俘虏过，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钱？还有金戒指？
自从怀仁堂事件之后，徐帅的处境就有些微妙，眼下面临黄上将的发难，如果处理不好，只怕会让遭遇更加艰难。那么，黄上将说及的事到底是什么？徐帅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徐帅生平败仗不多，能数得上的就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西征了，而黄上将正是借此事在发挥。
把时间拨回到1936年，红军的三大主力本来准备于陕北会师，但蒋介石抓紧派出部队抢占黄河渡口，致使红5军、红9军、红30军等部被隔绝。
此时贫瘠的陕北也难以负担太多军队，组织便决定发动宁夏战役，打通河西走廊，以此获得苏联援助。
被黄河阻拦的红军部队随即组成西路军，徐帅出任总指挥，陈昌浩出任总政委。但上面还设立更高一级的军政委员会，陈昌浩是主席，徐帅是副主席，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陈才是实际掌权者。
11月初，徐帅、陈政委带领2万余指战员向西进发，由于他们物资弹药都紧缺，中央根据实情致电共产国际：
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渡河红军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陈指挥，人数22000余。今其按照指示向接近新疆方向前进，望组织物品，在新疆方向接应西路军。
这道电报转至西路军后，徐帅深感赞同，认为要趁着天气不是特别寒冷、敌人尚未反应过来之际，一鼓作气大胆穿插，抵达新疆获得支援后再图其他。
奈何陈政委有别的顾虑，以及部队曾打出过几个胜仗，导致部队走走停停，错过最佳突袭时机。
徐帅和一众干部多次找到陈政委劝说，李先念还直接表示过：要东去，我来当先锋，要西去，我也当先锋，留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可惜都没起到作用。
最终根据地没能建立，部队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劣，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便于1937年3月召开了“石窝会议”，这是西路军最后一次师、团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会上宣布了分兵突围、保存基干的决定。徐帅和陈政委很快脱离部队，各自带着极少数人化装突围。
徐帅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留下来的意见。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
为了不引人注目，这位昔日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一路穿得破破烂烂，历经千辛万苦才在小屯遇到了组织的人。
4月30日，负责接应的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派人将徐向前接到镇原，并致电中央军委和彭总，报告徐向前归来的喜讯。
同年5月，徐帅在云阳见到了彭总。还没等彭总开口，徐帅就从贴身衣物里取出一个小布包，里面装有金戒指和一些钱，他对彭总说：这是从石窝会议后，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路上只用了一些，剩下的我用不着了，全部缴公。
彭总手里握着那个藏钱的小布包，再看徐帅面色憔悴、衣衫不整的样子，心中更加酸楚。明明徐帅可以用这些钱让自己的路程过得好一点，可他更希望为组织节约，硬是一分钱掰两半花，如此精神令人敬佩啊。
可是，就这样一件原本值得称赞的事，却被黄上将等人拿出来做文章。毕竟徐帅在怀仁堂一事上没有跟他们站在一边，对方觉得已经生出间隙，就必须彻底打倒，这才最大程度上减轻将来的风险。
黄上将语气尖锐地对徐帅说：当年西路军的事，怕不是那么简单吧？
“怎么？”徐向前知道来者不善，但还是从容回道。
黄上将连忙指责：“据我所知，你回到延安，身上带着不少钱和金戒指，为什么其他西路军指战员回来时身无分无，你却跟他们不同？怕不是当年被马家军俘虏，又逃回来了吧！”
徐帅冷静且坚定的说：“我是西路军主帅，部队有一部分经费在我手里，石窝会议上军政委员会批准的，有什么问题吗？”
这番话合情合理，黄上将一时找不到破绽，气急败坏地纠缠：你不老实，历史上就不老实。
见如此，徐帅终于忍不住，拍桌喝到：我看明白了，你们不是要针对我，是针对无产阶级领导的军队！你们想搞乱这支人民军队！
参会的人也觉得黄上将太过分，纷纷出声附和。有人还说了公道话：要是徐帅真被俘虏，他还回延安干什么？再说，徐帅这么多年，哪里有过不忠诚、不老实的？
黄上将眼看犯了众怒，不敢再争辩，此事暂告一段落。可惜徐帅还是有几年不得意，69年还被疏散至开封，直到70年代才重回北京。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经过大风大浪后，毛主席对徐帅有不一般的感情，据徐帅秘书郭春福后来揭秘，主席去世前最后一封电报就是指定由徐帅接受，上面仅16个字“全国、全军进入一级戒备状态，保持稳定”。
徐帅看到电文当即落泪，他此后也没有辜负教员的期望，一直致力于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对于那场悲痛的西征，徐帅也始终没忘，在晚年还曾跟先念同志道出过遗憾：当年一起的两万多人，我把他们带出去，没能把大多数人带回来啊。后来因为这副身体，我也没能亲手为那些同志报仇，只要一想到这件事，我内心就非常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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