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棠希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初九，距离严党倒台仅有十天，距正在主持抗倭的浙直总督胡宗宪被捕也只有半年光景。
朝堂巨变还没来临，福建宁德人蔡景榕却在经历他人生中的大变：一个月前，大股倭寇从海上登陆，攻福宁州（治所在今福建霞浦），宁德县属福宁州管辖，城小墙薄，根本挡不住倭寇的攻势。
五月初九，县城陷落。时年二十岁的秀才蔡景榕突遭变故，倭寇将他掳走，并限其家人三天凑足赎金。
蔡家给不起，倭寇一不做二不休，将人质带往日本。
属于蔡景榕的宁德时代结束了。
1.中国秀才干日本农活
蔡景榕是倭寇内部交易的抢手货，因他读书过，能写字，不管是绑票勒索还是贩至日本，都能带来巨额利润。为掳掠更多文化人，一年前倭寇特地在福建仙游县大路上蹲点，劫掠那些前往应考的试子，“截掳应试诸生，给票勒赎，不计其数”。
日本人对中国如此知根知底，其中必定有本地人士支招。事实上，明代所谓的倭寇有相当部分都是中国人。
抓走蔡景榕的那帮倭寇中也有他的老乡。十一天后，蔡景榕昏昏沉沉地上岸，他到了一处从未来过的新地，打听了一下，“为日本国西海道萨摩州鹿儿岛郡也。”（今日本鹿儿岛县鹿儿岛市。）
蔡景榕被一个日本人带回家充作奴隶。对方先给他剃头，又不让穿鞋，蔡景榕吃的是糠皮谷壳，睡的也是最糟乱的床铺。
蔡景榕抵达日本时，正值当地“双抢农忙”，早稻已熟，晚稻待种，刚好添了这么个劳动力，自然要替日本人干活。
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蔡景榕身子骨很弱，干不动农活。监工的日本人见他干活怠慢，动不动就是一鞭子，他后来回忆：“无奈何，直欲求一死，而彼又靳一刀也”。想一死了之，但对方连一刀痛快的机会都不给。
蔡景榕不能跑吗？当然可以，只是人生地不熟，初来乍到贸然逃跑九死一生。日本又是岛国，没有船根本跑不出去，因此蔡景榕只能忍耐。
可能是主人家觉得这白衣秀才干不了什么活儿，两个月后，他们将蔡景榕卖给肥前州（今日本佐贺县、长崎县一带）商人，价格是八千文。
读书人果然值钱，这个价格是普通奴隶的四倍。
就在此时，命运的转机来了。
2.命运转机
1562年八月初一，蔡景榕跟随这位商人前往松原山南林寺，拜谒庙中老住持。南林寺是日本弘治二年（1556年）才建立的新寺，隶属萨摩州最大寺院曹洞宗福昌寺。
蔡景榕这才知道，原来日本人当中稍微有点文化素养的都是僧人，而日本人也尊敬僧人。
老住持叫俊可，得知蔡景榕来自明朝，他很感兴趣。“是时语言不相通，具以书代言。”二人用笔谈交流，蔡景榕写下四个字——“大明秀才”，交给俊可。
俊可一看，知道这是个读书人。“彼以秀才为翰林中人，未有不善诗者”，立刻出题考他——以“芙蓉”为题作诗。
像穿越爽文一样，蔡景榕总算可以发挥特长了，虽然只是个秀才，写首诗还是没问题的，他提笔立就：
风来翠盖动，露滴霞杯浓。 不与春芳竞，秋江独逞容。
老住持彻底被折服，“是秀才矣”，转头找到商人，出钱八千文将蔡景榕买走。
短短两个多月，这已经是二次倒手了。
不过，在南林寺，蔡景榕总算有了人的模样。他会读书写字，住持就让他抄写佛经和一些古籍，“凡写有《太平记》《法华经》《大般若经》《倭国玉篇》《大学》《中庸》白文等部是也。”
蔡景榕用毛笔一笔一画地抄写经文和古籍，这些不加日文训读符号的“白文”，对于日本僧人来说是珍贵的学习资料。因为勤恳，蔡景榕颇受住持喜爱。
南林寺有僧众三十来个，其中读点书认点字的大概八九个，他们都很喜欢蔡景榕，“幸相视若弟兄”，大家一起读诗，一起讨论文章，笔谈和诗文成了最好的桥梁。
他发现日本僧人对中国诗文极为推崇，他们把《唐贤三体诗》当作根本，对诗韵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一般中国读书人。
3.归心似箭
但蔡景榕从未忘记回家。
有一次，蔡景榕按照日本寺庙风俗守夜祈福，半夜悲从中来，他写下一首长诗：
“父兮父兮在高堂，憔悴将教两鬓霜……今宵诚信祷穹苍，炷此香，惟愿椿庭福寿康。”
这种朴素的感情也打动了寺中僧人，他们纷纷写诗与蔡景榕唱和。
蔡景榕感觉时机成熟，他找到住持，说自己想回明朝。
住持怜惜蔡景榕文采，为了让蔡景榕安心留在日本，要给他娶媳妇儿，给他田产。他也不明白蔡景榕为什么总是想回家。
蔡景榕后来郑重地写下一首诗，以明心志：
金风潇瑟碧天秋，浅水平芦亦蹔游。 万里青霄终一去，野凫无计漫相留。
终于，住持俊可读懂了蔡景榕，他召集众僧说：“知彼归心切矣。吾崇佛教，慈悲普施，何惜八千钱，而拘人于吾地，使其愁苦呻吟，有似我之荼毒者耶？”
出家人心善，俊可不愿意为了八千文钱就拘禁别人，于是决定送蔡景榕离开。但首站不是定在中国大陆，而是琉球。
俊可考虑得非常周到，当时中日关系紧张，他担心蔡景榕贸然回去可能遭遇不测，不如等局势平稳些，送他去琉球转道回家。
这年春天，即蔡景榕来日本的第二年，俊可让蔡景榕留起头发，等头发长得差不多了，就送他回家。
在等待的日子里，蔡景榕仔细观察着这个异国。
他看到日本的政治体制与中国大不相同：“州郡之长，皆以世相继，非以德举，非以言扬。”，也就是说，日本延用的还是中国春秋战国那套世卿世禄制，老子英雄儿好汉，荣华富贵代代相传。日本也有科举，但并不看重科举，“以武勇校算为高”，武术和数学等实用技能比文章重要的多。
他注意到日本严格的等级秩序，国民尊卑贵贱等级清晰，农夫和牧童在路上遇到“佩剑者”（指武士阶层），“则匍伏于傍，俟其过而后起。”
他目睹了日本的司法方式，他们也要依赖官服断案，但没有“竹刑鞭笞之具”，一般重罪直接处死。
日本会将犯错的人关到寺庙里让其悔过，蔡景榕甚至见过一个犯罪头目，被关到寺庙里三个月，月代头上长满了头发，他也不敢擅自回家洗澡，必须等释放的命令下达后才敢回家。
日本的服饰让蔡景榕很是惊讶，他们穿着短袖，腰部束紧，跟中国衣服不同，男的上身衣着很短，才到膝盖。女的衣服很长，一直拖到脚后跟，都不穿裙裤。对日本女人，蔡景榕观察得也很细致，他发现日本女性“亦脂唇粉面，但必欲黑染其齿以为媚焉”——染黑牙齿的审美习惯让他印象深刻。
节庆习俗也被他详细记录下来，他发现日本的节日与中国相似却又不同。
正月日本也过年，多喝酒庆祝，元宵节却没有隆重的灯烛仪式。清明节也祭奠先人，不过只用茶。中元节日本搞兰花大会，端午节有粽子也悬艾草，但不见他们赛龙舟。七夕节吃桃仁，也有“穿针以乞巧”。到中秋节，日本人会剖瓜蒸芋头，不像中国人那样吃月饼。
最让蔡景榕不解的是倭寇问题。日本对内部违法行为如此严厉，为何对侵扰中国的倭寇却不加禁止？“然而来寇不禁，何也？
后来他才明白，日本贫瘠，明朝富裕，去一趟就有一趟的油水，那些倭寇抢来东西也都归给大名等头目，如此一来，倭寇怎能禁绝？
4.终于归家
“癸亥秋，发尚短，即恳求附倭子船回”，1563年秋天，蔡景榕头发还短，他已经急着想回家，但被住持拒绝了——“住持甚虑船人不妥且殃及之，弗之许”。这是一条日本船，主持担心船主不靠谱，反而害了蔡景榕，不同意。
1564年秋天，有福建漳州来船，蔡景榕抓住机会再次请求离开，住持俊可认为漳州人经常来这里做生意，“知其无害，欣然许之”。答应得很痛快。
九月二十一，日本朋友为蔡景榕举行了送别仪式，双方饮酒话别，互道珍重。随即他踏上回国路程。因为头发已经长起来了，他也不需要再去琉球，直接往福建去就行。
一个月后，船只抵达福建月港（今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月港遗址）。
蔡景榕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搜集的倭寇情报上报给福建巡抚汪道昆。时任提学宪臣姜宝怜悯他的遭遇，准许他恢复身份。
流落日本两年半，蔡景榕终于回国。
此时，距离嘉靖大倭寇的彻底平定已经不远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二月，戚继光在福建横屿（今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东南海域）全歼倭寇主力。蔡景榕回国时，正是抗倭战争即将迎来最终胜利的前夜。
万历八年（1580），蔡景榕以岁贡的身份被授予兴化府（今福建省莆田市）训导之职。
万历十二年（1584）九月，新任兴化知府钱顺德上任。钱知府“擅海内之名，驰域外之议”，听说蔡景榕的经历后，让他写点东西记录一下。
蔡景榕感叹时间太久，记忆只存一二。但他还是凭借零星记忆写下了在日本的见闻，“遂录之进标，曰涉夷纪畧，示儿命书之”。这便是《海国生还集》最初的书稿。
此后他“历官香河、兴国、随州”——先后担任北京香河县（今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训导、江西兴国县（今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教谕、湖广随州（今湖北省随州市）学正。万历二十六年（1598）孟春，他在随州旧书院重新整理书稿，写下自序。
万历三十二年（1604）九月，儿子蔡世寓“刻成因汇家大人蠹稿数篇附卷”，将父亲旧作和友人赠诗整合，刊印成书，定名《海国生还集》。
据乾隆《宁德县志》记载，蔡景榕“六十吿归，卒七十二”。
从被掳到归来，从生死边缘到安然终老，蔡景榕用文字记录下了一段罕见的历史。他笔下的日本，不是兵书中抽象的“倭国”，不是外交文书里的“敌对势力”，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严苛的等级，有慈悲的僧人，有对中华文化的向往，也有对本国利益的算计。
明代文人何乔远在《闽书》中这样评价他：“蔡景榕字尚秀，幼聪颖不作俗态。嘉靖辛酉岁，被虏入日本者三年，秃头跣足，吟咏自如。有番僧俊可怜其才，送商船以归。”
秃头赤足的三年，他没有放弃诗文，没有放弃尊严，更没有放弃回家的希望。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无数被掳之人湮没无闻。蔡景榕因为读书识字，因为一首应急的芙蓉诗，获得了不同的命运。他不是英雄，也不是传奇，只是个想回家的普通人。
两千年前曾是今天，两千年后也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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